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由此进入了一种被人们称之为的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对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经济发展形态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答案是肯定的。新常态要求政府管理模式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新常态要求政府更重视社会保障，以抵御经济社会风险

　　中国政府一度是生产型的，推动经济的增长曾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之初的首要之事就是搞生产和进行积累，因为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分配。随着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增加，政府施政也开始转向了分配和提供保障，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新常态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从重经济转向重保障提供了契机。如果说新常态的特征是告别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也就意味着政府告别以往自身是市场经济主角的角色。新常态要求政府转向重社会保障，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下滑，一些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会浮现，甚至不排除会出现一些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这从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中可以看出来。抵御这些风险的有力武器则是一套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进入新常态，政府必须花大力气去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同时，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保障体系是防范风险和危机的安全阀，是社会即便在发生风险和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平稳运行的保证。

　　新常态下，要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

　　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权力的边界不清楚，缺乏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认识，缺乏对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承诺。这造成现实中政府权力的越界、傲慢和滥用。由权力推动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只要经济绩效亮丽，权力甚至可以不顾法律法规的制约;权力导致的失误、过错或损失甚至可以不追究权力行使者的责任。新常态下，要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对责任的承诺。首先要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其次是权力下放，尤其是审批权力的下放，市场主体“法不禁止即可为”，赋以市场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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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