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主要通过四重机制:超政党体制、协商民主为工具的多元利益统合、资本制衡、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了分与合的总体均衡,构成一种秩序为前提富有弹性的政治机制,最终有助于塑造全球化竞争中的国家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亨廷顿先生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政治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和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2014年)新著中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成功政治的公式:“成功政治在于政府、法律和民主三者之间平衡,这三组建制的平衡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要求”⑥。
关键词:政治;中国;协商民主;权力;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发展战略;执政党;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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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秩序大变局的背景下,分与合的分析框架构成比较制度分析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竞争性选举不再是衡量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善政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宪法结构下实现分与合的政治均衡。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主要通过四重机制:超政党体制、协商民主为工具的多元利益统合、资本制衡、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了分与合的总体均衡,构成一种秩序为前提富有弹性的政治机制,最终有助于塑造全球化竞争中的国家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道路 分与合的均衡 超政党体制 协商民主 资本制衡
作者简介:汪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大数据网络与中国特色数字协商民主”(15BZ2083)。
随着全球化发展,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代政治世界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政治图景。一些传统的政治术语与政治理论似乎失去现实针对性与解释力,世界政治知识需在这幅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政治图景中重新梳理与理解。什么才是判断善政的标尺?如何评估世界多极化政治格局中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如何探索寻找到贴合当代中国政治现实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解释?这成为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比较政治分析的新视角:分与合的理论框架
人类政治形态伴随着文明变迁而相应演进。农业文明中的政治形态是一种高度“合”的专制政治,而工业文明与技术革命却带来了资本主导下的分权政治。当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混合时期,政治形态进而转向分与合的均衡政治。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三种政治形态构成了依次递进、前后衔接的演进序列。从空间维度来看,分与合的分析框架将西方与中国政治发展置于同一天平进行考量与比较。
第一形态:合的政治。当人类社会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主导政治形态是合的政治,即绝对王权主导下专制官僚政治。这种合的政治形态以地主经济作为经济基础,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下,小农“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①自秦以来,中国政治形态主要体现为一种超稳定的专制官僚政治,皇权自上而下通过层层官僚体系形成了一种“天盖式权力体系”②,同时借助于儒法文化、科举制度、户籍制度、宗法社会结构作为支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超稳定政治结构”。西欧专制政治与中国古代专制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别,西欧自中世纪开始并不存在中国式超稳定的皇权政治,从中世纪漫长的分散的王国政治到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政治,王权专制在两者之间扮演着“跳板”角色,通过混合政体的内在切换完成了蜕变。与中国不同,西方专制政治总体表现为一种过渡阶段,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③。
第二形态:分的政治。随着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发展至现代工业文明,政治权力逐渐由王权主导的一体化的合的政治转向分权政治。洛克与孟德斯鸠各自提出权力分立学说。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在不同国家形成权力之间的特定的交往-互动关系,进而形成三种典型的权力制衡结构: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内阁制、法国为代表的半总统半议会制。美国宪政通过复杂的权力制衡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在参议院、众议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但事实上,这不是在分配权力,而是在复制权力。”④总统制下权力制衡存在着制度设计的“阿克利斯之踵”:行政系统与立法系统皆由竞选与直选产生,各自存在相对独立的合法性来源,进而形成合法性二元化,导致民主体制不稳定,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难以通过民主程序有效解决。民主政治往往异化为“否决政治”,政府难以做出有效决策。新兴民主体制时常会走向崩溃,而西方选举民主也经常出现债务危机和政府失灵。
第三形态:分与合的均衡。随着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演进,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多元化利益集团形成碎片化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增大了社会统合难度。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党政治不仅在新兴民主国家,而且在欧美国家开始相对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高度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逐渐失去有效统合能力,从而呈现越来越显著的政治能力赤字。从开罗到基辅再到曼谷,政治乱象背后不是因为缺乏民主竞争,而是因为政治的分与合的天平发生了失衡。
亨廷顿先生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政治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和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⑤在此公式中,政治参与可理解为分的政治,而制度化可理解为合的政治,分与合的政治均衡是善政的关键。随着经济发展与各种政治参与诉求的边际递增,如果国家统合能力没有相应增加,政治衰败将出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2014年)新著中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成功政治的公式:“成功政治在于政府、法律和民主三者之间平衡,这三组建制的平衡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要求”⑥。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威学者基于当代世界复杂的政治图景与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由狭隘分权政治观转向均衡政治观。在当代世界,判断一个国家政治优劣的标准正发生转向:竞争性选举不再是衡量政治优劣的唯一标准,善政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法结构下的分与合的均衡政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治理现代化。凡不符合此原则,无论一国采用何种体制,政治衰败将是大概率事件。从政治评价标准来看,这种视角打破了选举民主的神话,在此视角下,政治优劣的判断标准不在于竞争性选举,而在于能否实现宪法结构下分与合的政治均衡。这一分析视角可从政治大历史经验层面与学术逻辑层面进行双重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