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质疑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观的基础上，作者主张从欧洲或西方以外地区的本土出发，确立世界秩序研究的自主性，也即东亚秩序的自主性。通过对多年来人们习见的“中华世界秩序”说、“天朝礼治体系”说尤其是“朝贡体系”说等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在东亚长期存在和延续的内生秩序有其内在理路。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成为在若干个世纪中这一共生体系运作的条件。这一体系又是多中心的，并非单一中心的等级秩序。构成东亚内生体系的框架以及这种内生秩序运作方式的要素主要包括多种互动方式、朝贡贸易、自愿交往、和平共生以及共同合法性，其中每一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们是构成和维系这一共生体系的原理，也是东亚内生秩序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秩序的特征。

　　关 键 词：东亚；中华世界秩序；朝贡关系；共生体系；秩序原理

　　作者简介：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0 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7－0004－19

　　一、导言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撰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通常基于欧洲的历史和经验。在这方面，人们常会提及或追溯的是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及修昔底德以此为主题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①并常以其为国际关系的肇始，作为这一领域修习者不可或缺的知识和历史起点。这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对非欧洲或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国际秩序，若非视而不见的话，也是经常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仿佛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还有人把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说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除了低估思想史的意义之外，依然是无视欧洲以外世界的历史。出现于世界其他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孕育而生的思想、理论及地区性秩序，难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吗？这样做若非故意的无视，便是一种知识的欠缺或偏见。②

　　这一情形在近些年来有一定的转变，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重视比较历史。这显然是一种健康的趋势，隐藏于其后的是一种观念的树立，即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原是相互独立、并行生长形成的，比如亚洲，其绵延比之欧洲及其国家间体系历时更长。两大地区在许多个世纪中互不相闻和知晓，是分别存在和发展的。因此，非西方地区不是欧洲或西方的映射或延长，也不能用西方的经验来简单套用比附。于是，逻辑的结论便是，对这些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和秩序的研究工作应返归本土，从本土出发去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理由、根源及其内在理路。这样做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它并非只具有特殊性方面的价值，而是可能具有潜在的普遍价值。③在这方面，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④可谓发出了一个先声；亚当·沃森(Adam Watson)、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则把眼光投向广大的非西方地区及其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写出了视野宏大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康灿雄(David C. Kang)的《西方之前的东亚》则初步展示了他的发现之旅及收获的成果。⑤

　　与此同时，中外社会学家近年来对社会共生现象进行探讨，也收获了一些研究成果。⑥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社会共生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同主体建立共生关系，必须具备相应条件。要建立资源交换型共生关系，双方必须拥有对方需要的资源；要建立资源分享型的共生关系，双方必须同时需要这种资源，并且存在这种资源。对于两个都有选择自由的主体，要建立共生关系，必须彼此选择对方。在利益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建立共生关系－共生秩序，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便从混沌演化为有序。⑦以此来看国际社会或地区国际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类似的现象。

　　本文认为，传统东亚各国间形成的秩序可视为一个共生体系，这包括大国之间的共生、大国与小国的共生、强国与弱国的共生等，它们共同遵守若干规则，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些规则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定的秩序。这一秩序是在东亚国家间历史地长成的，故谓之“东亚内生秩序”。本文强调，这一秩序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可能正因为如此，这种内生秩序和共生体系展现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了上千年乃至更长时间。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内生秩序和共生体系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