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出版

    要发掘好 更要阐释好

　　在2017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川流的人群中，总有脚步停驻在《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金华丛书》《宁夏珍稀方志丛刊》等厚重的“大部头”地方文献前。地方文献如此大规模展示，并被众多读者热情关注，在多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那些曾静静躺在图书馆库房角落、收藏者书房中的地方文献，如今走出库房、书斋，以地域为圆心，汇聚成一册册地方特色浓郁的著述。这是文化追溯的力量，体现了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传统的内在需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表达过这样的期待：“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坐标，一个是地域坐标。我希望学术界经过共同的努力，构建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立体模式，描述时与地整体演进的图景。”

　　越来越火热的地方文献发掘、出版工作，正在向着袁行霈期待的方向发展。

　　寻根不再难

　　多年前，在四川巴蜀书社的办公室里，四川某县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向该社副编审王雷大吐苦水：“要找到一个切实可用的古旧方志版本实在太难了！”在整理当地文献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县图书馆里存的方志，竟然仅从民国时期开始收录，之前的历史一片空白。为此，这位工作人员只能抓住一切出差的机会，从各地图书馆收集资料。由于有些方志已被当作珍藏，不提供外借，为了不给当地后人留下遗憾，他用手抄录了大量文本。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出版一套方志集成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王雷说，一个县的方志办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想找到了解一座城市历史的可靠资料，有多么艰难。

　　不负众望，在今年的全国书业交易盛会上，王雷终于将《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带到了读者面前。书中全面收录了今四川省境内各市区县古旧方志一百七十六种，其中包括永宁厅、马湖府、西康省、定远县等历史上重要的行政区划，以及康熙《顺庆府志》、乾隆《直隶达州志》、乾隆《屏山县志》、乾隆《雅州府志》等珍贵版本。

　　那位手抄文献的工作人员在得知该书出版后，立刻找到王雷询问收书情况，开始着手布置古旧文献的点校整理工作。

　　在国家愈发重视地方文献整理的大背景下，袁行霈、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灵庚、作家韩少功、南京师范大学学术骨干团队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了发掘地方文献的队伍。

　　随后，702册的《湖湘文库》，520册的《广州大典》，150册的《金陵全书》等，一系列丰硕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文化溯源无门的困境将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