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文艺始终和西方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些源自西方似是而非的理论泡沫，恰恰是误导中国戏剧人、影响戏剧繁荣的原因之一

　　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文艺始终和西方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进大都是从翻译开始的，由于具体作品的量大大超出概括性的理论，西方文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理论。这些年大学愈益普及，学界又流行西方理论概念，溢出到社会上，五光十色令人目迷。这一现象在戏剧界极为突出，从最早的“易卜生主义”到近年来的“行为艺术”、“后戏剧剧场”等，戏剧界西方话语“狂欢”，理论滔滔不绝——无数大学老师、硕士生、博士生在写论文出专著，舞台上却乏善可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而戏剧界连数量、高原也太小了。北京、上海以外，搞“研究”的人又看了多少戏？到哪里去看戏？一些源自西方似是而非的理论泡沫，恰恰是误导中国戏剧人、影响戏剧繁荣的原因之一。

　　似是而非的理论泡沫何以成“主流”

　　其中的一大误区是：戏剧已经进入了超越剧本的时代，先锋就是主流！雷曼的《后剧本戏剧》其实并不新鲜，好几十年前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谢克纳的《残酷戏剧》、《贫困戏剧》、《环境戏剧》早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三本书再加上布鲁克的《空的空间》，都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艺术大师的宣言，本来倒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了解具体语境的话。它们代表的是当时最新的实验愿景和成果，但绝不代表戏剧的主流，也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主流。但在我们不少院校里，却成了最重要的教材和主导性理念，导致了全国的导演、演员、制作人普遍地轻视剧本，或靠拍脑袋“策划”为王，或随意乱写乱改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