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改造他国，有“使命感”而无责任感。相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则是借鉴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建设自己，中国学者既有使命感也有责任感。

　　学术争论乃至批评有助于学科发展和繁荣。但在关于中国缺乏“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的批评声中，贴标签式的评论对于学科发展并无裨益。就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而言，量化方法固然值得重视，但定性方法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主导性方法。更重要的是，比较政治学学者不能无视美国比较政治学量化方法盛行背后的价值导向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本国中心主义追求。认识不到这一点，再多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

　　第一，关于价值取向。

　　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不需要特定的价值取向？就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比较政治学大家都怀着宗教情怀、以研究比较政治为名而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从阿尔蒙德、杜鲁门再到提出“转型学”的菲利普·施密特莫不如此。但在中国政治学界却出现了反常。一篇题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却招致莫名的批评甚至嘲讽，认为是在搞中西方对立，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

　　事实上，如果认识不到或不愿承认比较政治学的政治性质，就没有对话前提。再者，且不说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即便在知识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始终值得重视。亨廷顿就无比推崇列宁和毛泽东——能提出把一个失败国家（沙皇俄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并制度化的理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学大师。对于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而言，施特劳斯重要，卡尔·施密特也重要，但如果能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出名堂来，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研究国外的政治哲学家永远只能是学习者、诠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