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然哲学不仅是指关于自然的哲学，其根本意义还在于揭示自然的本原或通过自然来探寻本原，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自然哲学。伴随科学的新进展，当代自然哲学有了复兴之势，展现为科学化的哲学进路与形而上思辨进路：前者依据科学成果探寻新的自然本原、反思自然理论前提并对自然图景进行整合；后者以哲学思辨超越科学的局限，揭示自然的普遍意义。更为广阔的自然哲学以整体主义进路整合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实现对所有生命的理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自然哲学/自然本原/研究传统/当代进路　　

　　刘劲杨，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李健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然是什么?这是一个永远要被提问却从未被完全回答的问题。[1](P194)赫拉克利特有句箴言：“自然爱隐藏”，即自然的本性是隐藏自己[2](P13-16)。揭开自然面纱，回答自然是什么，既是自然哲学也是人类思考与行动的根基性问题。历史上，自然哲学是科学与哲学的先驱，却在近代科学成熟后一度面临终结，伴随当代科学的进展又有了复兴之势。这些起落带来诸多理论上的困惑：什么是自然哲学?其研究传统与当代进路有何联系?这一研究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只有揭示出自然本原的探寻过程及其观念的演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然哲学的历史传统和当代进路的展开，也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一、自然哲学的历史探寻

　　“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或Natural Philosophy)通常指“关于自然的哲学”，具有多样的历史形态，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论题。“自然”(nature)一词是多义的，其原义指“原则”或“本原”(àρχń，beginning)。[3](P43)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即事物得以存在、生成、被认识的开端与前提①，“在事物自身之内的运动本原的实体；质料因能接受这种实体而被称为自然，演化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于此而被称为自然”[4](1015)。在现代语境中，“自然”更经常地在集合的意义上用于指“自然事物的总和”，即自然界。因此，自然哲学不仅是关于自然的哲学，其根本意义还在于揭示自然本原或通过自然来探寻本原。自然的本原在本文可指自然生成的“原则”、事物的“本质”、万物的“本性”、宇宙的“实体”、自然律的“前提”等。以此视野观之，不同历史形态的自然哲学呈现为探寻自然本原的不同路径。

　　(一)古希腊自然哲学：追问万物本性

　　“nature”对应希腊语“phusis”，意为事物从出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5](P11-12)，揭示自然就需探寻事物变化的开始与源端，即自然的本原。古希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区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主张事物是由某种原初质料构成，爱利亚学派开创了这一路径，其后有阿那克萨戈拉、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等；二是认为事物的本原是“形式”，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形式”将非质料的实体作为本原。更进一步，不论质料还是形式，都是在把不变的“存在”(being)作为本原，这源于巴门尼德的存在观；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则把不断流变的“演化”(becoming)作为本原。[6](P122-123)这样，质料、形式、存在、演化就成为揭示事物变化的重要本原。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自然不只被描述为变化，而且还是努力、奋争(nisus)和趋向——以某种确定方式变化的趋向”[7](P83)。自然在此是一个充满着心灵的、有理智的、自发的有机个体，这导向对自然的目的(原因)的探寻。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目的论的自然哲学，提出包含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的四因说，并以“单一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终极因来解释自然个体的奋争与欲求[8](P87)。因此，古希腊人追问自然，不是追问外在的自然界，而是追问事物内在的“本性”(nature)。古希腊自然哲学对本原的探寻开创了理解自然的理性传统，并奠定了自然哲学的基本范畴，存在与演化这两种宇宙观也影响着后来近代科学范式的形成。②

　　(二)中世纪自然哲学：上帝、自然与人的关联

　　中世纪自然哲学深受古希腊自然观影响，但主张以一个更具超越性的本原来解释世界。创世者上帝的出现，就使中世纪自然哲学与神学必须面对这样的难题：神学以上帝为前提，却不能回避自然的经验；自然哲学以事物本性为本原，但现在需要接受上帝的创世说；人则居于自然与上帝之间。于是，追问上帝、自然与人这些不同前提的关联就成为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本原性问题。

　　如果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创造者，那么自然就应是能证明上帝存在的被创造物，就要放弃具有本性的、充满心灵的自然观。爱留根纳曾提出四类“自然”：“它首先是这样，自然是创造，而不是被创造；其次是，它是被创造的，又能创造；第三是这样一种形式，它是被创造的，而不能创造；第四种形式是，它既不能创造，又不能被创造。”[9](P677)第一类和第四类自然都指上帝，前者指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后者指作为万物所皈依的最终目的的上帝；第二类和第三类自然是上帝的显现，共同构成被创造的宇宙，其中第二类自然指上帝的理念世界，第三类自然是由上帝理念所创造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这样，上帝从无中创造出由不同等级事物形成的完满序列，整个宇宙是从最低等级的水、火、土、气到最高等级的上帝的连续，其自然次序总是相联于超自然秩序，前者依赖后者并作为其根源和目的。[10](P291)表面上，“自然哲学中的问题会关注亚里士多德所描述自然界的结构和运行；神学中的问题则涉及信仰的每个方面及其显现”[11](P325)，各不相关，但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自然哲学家”(theologian-natural philosophers)们常常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神学与自然哲学问题，如他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运动、动力因、可能性与必然性、事物的等级、事物的管理。[12](P1325-1328)这涵盖了神学、自然哲学、逻辑学等不同领域，以在上帝、自然与人的关联中证实上帝的存在。③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世界的三个本原，而是说在上帝这个终极前提下，如何通过一种存在的层级观来合理地安置这一前提与其下各级前提的关联，这使源自古希腊的“存在巨链”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科学、哲学、艺术思想的发展。④

　　(三)机械论自然哲学：物质和力

　　文艺复兴开始后，伴随制造技术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全能上帝的观念与“机械”联系起来，并渐为后者所取代。由于任何机器都必然预设一个有目的的制造者，因此机器观念与全能上帝的自然观具有天然的联系，“上帝之于自然，就如同钟表制造者之于钟表，水车设计者之于水车”[13](P9)。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机械论自然观念，“它把物理宇宙看成一台巨大的机器，一经启动，就可以因其构造而完成所要完成的工作”[14](P541)。然而，不论是机器的目的论预设，还是机器按计划运转这样的暗设，都与近代科学对自然的理解不相容。因为近代科学解释自然现象并不需要预设任何神秘的目的与计划。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强调自然哲学需要抛弃实体形式与隐秘的质，以将自然现象诉诸数学原理，他是在强调近代科学观的两个要点：一是以具有经验意义的物质与运动事实来取代古代的目的论等形而上假说；二是以数学的原理来描述自然的本质，即“由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力，再由这些力去推演其他现象”[15](P2)。这带来自然观念的巨大变化，科学成为解释自然的首要依据。

　　在自然哲学的观念上，一旦“力”(非机械的观念)作为解释自然的一个本原，那么原初意义上的机器隐喻就彻底退隐了，它们只能在最底层的“机制”意义上保持弱的关联性，即自然的本质体现为一种由科学所揭示出的能以数学来描述的运作机制，其本原为物质和力。近代机械论影响深远，戴克斯特霍伊斯甚至认为，由于“力学”(mechanics)一词在科学中的延续性，“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构成了现代世界图景的基础，就像牛顿力学是并将继续是经典科学的基础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自然科学依然是机械论的(mechanistic)、世界图景仍然是力学化的(mechanized)”[16](P546)。以力的观念取消自然的目的论后，自然就完全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无目的的物的集合——“自然界”。“心灵”被驱逐出了自然，或者说只有从自然中排除了心灵、目的、主体等的存在才会真正形成我们关于自然的机械观念。笛卡儿在哲学上发展了心物二元论，物质是被决定的、自然的，心灵是自由的、非自然的，外在的客观自然与作为主体的人也分而立之。这种二元论甚至比“机械”、“力”等观念还更具影响力，成为机械论自然哲学和经典科学的认识论前提。

　　(四)德国思辨自然哲学：精神

　　如果物质与精神是如此截然分立的，自然的存在就与主体完全无关，那么主体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经验又是如何可能的?谢林无法接受这种主客分立的自然，“由于这种分立，反思从开始处就会：它即刻就从以前一直处于统一中的自然分离；从直觉中分离出对象；从印象中分离出概念，最终(由于他成为了自己的对象)将自我分离出自我”[17](P10)。他认为自然要经历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通过不断地自我呈现而达到顶点，通过“世界的普遍结构”、“普遍机制”及“有机论”使主观和客观、有限与无限达到统一。自然是生命整体表达，因为“自然应是可见的心灵，心灵是不可见的自然”[18](P42)。这一思考在黑格尔处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自然被看做是一个主客统一的有机整体，精神与自然相互渗透，共同处于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中：精神在自然内生成，自然只有通过精神才能得以显示，揭示自然既是精神在自然内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解放。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精神在自然内发现它自己的本质、它的复本，如概念”[19](P204)。由此，黑格尔用精神和辩证法原则构建出整个宇宙体系，绝对精神被作为逻辑化的终极本原来实现自然的统一。德国自然哲学因思辨而达到自然理论思考的高峰，开创出关于自然普遍性探寻的思辨传统，但也因思辨对科学的僭越而遭到质疑，导致自然哲学在19世纪下半叶高峰后的急剧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