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年了。在纪念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候，回顾我军在八年抗战中纵横驰骋于敌后游击战场，由小变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光辉历程，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我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针。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从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游击战争放到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基础上制定的。它的基本精神是：我军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同时实施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不断消耗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并逐步把游击战发展为正规战；总的目的就是通过游击战争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方针体现了军事和政治、统一和独立、游击战和运动战的辩证统一，正确地解决了我军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战略指导问题，大大发展了人民游击战争的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大发展的生动体现。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略方针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非常广泛的，本文因篇幅所限，仅就方针的确立、依据、内容、意义等几个问题，谈点肤浅的看法。

　　一、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

　　军事战略方针是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指导纲领，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本依据和最高准则。适时地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并以此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历史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对我军战略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并及时纠正了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从而使我们党“相当顺利地”实现了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积极研究的问题了。在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就预见到“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明确提出“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使其在抗战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适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等问题。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方司令部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接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电示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时，又要他们在国防会议上就我军的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和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独立自主的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已基本形成。

　　1937年8月22日、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外交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向平原发展。据此，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我军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在我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前夕召开的洛川会议，为我军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非常适时的，它对我军即将在敌后战场进行的抗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