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自身的内部原因,又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形塑明代文学风貌发挥了显著作用。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内容丰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明代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

　　明代的馆阁文人,其作品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文学侍从的职业写作,可称之为“馆阁写作”,二是“馆阁写作”之外的诗古文一类作品,可称之为馆阁文学。洪武至天顺年间,“馆阁写作”与馆阁文学气质较为接近,但成化以后,随着郎署文人和非体制化文人相继主导文坛,馆阁文学与“馆阁写作”渐行渐远。这一史实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科举考试是一种分层级的考试,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影响,文坛也不例外。台阁体、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三个文学流派,分别兴盛于宣德年间、弘治年间和嘉靖年间,这并非偶合,其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都与科举背景密切相关。

　　就状元选拔及其仕途来看,“衡文取士”,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就台阁体的兴衰演变而言,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组成部分,其兴衰与之大体同步;就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形来看,在“文”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数量最多,在“诗”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倍受青睐,表明诗文的社会交际功能在状元写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明代最为重要的科举文体是八股文和策论。殿试策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和重大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对于朝廷决策尤具导向作用。八股文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思想文化深刻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另一方面,八股文又承载了思想文化的内涵。

　　明代科场案与政治的关联度之高为前代所少有,国家大政,由科场可见一斑。而科场案在冲击政坛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作家的文学生涯:唐寅成为“三笑”故事的主角,王衡成为一个常写科场的戏曲作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在厘清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和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比如,对于成化至嘉靖年间的文坛变迁,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均为台阁重臣。弘治年间,以郎署官员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嘉靖年间的台阁重臣严嵩以三杨传人自居,自视为文坛领袖。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风范,不屈不挠地挑战严嵩的文坛主导权和政治威权。后七子的崛起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操之在下”的格局,即所谓“台阁坛坫移于郎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