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阎步克，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应通过各个同类政权的综合比较，在“系谱”中予以判断。“专制”指君主的无限权力，可以从权力集中化程度上来认识。进而还包括君臣身份关系，如人身支配和人格依附，无条件的统治与效忠。从“为谁而统治”视角出发，还可以把君主个人对财富、资源和声望的集中占有程度，作为识别标准。中文“专制”来自多个西文语词，是一个本土化概念。“专制”现象可以历史地看待，用作中性概念；如欲回避围绕其滋生的政治纠葛，也不妨以“集权君主制”为替代。

　　【关 键 词】专制主义;政体类型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2)06-0028-13

　　一、从分类原理看“无限权力”

　　“中国专制主义”，即把帝制两千年的中国皇权视为“专制”这个认识，已有百年历史了。在较早时候，不同声音只是偶或有之，但近二三十年来，质疑这个概念的人多起来了。这跟政治观念、文化态度和社会心理等等的变迁，无疑息息相关。

　　因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阅读、授课时便经常面对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打算放弃它，当然也不认为它不能放弃。放弃和不放弃总需要理由，得弄清是在什么意义上放弃或不放弃的。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研究已历百年，成果已颇繁复，其基本轮廓和各个细节已大致呈现。我觉得，足以动摇对这个政体之“冠名”的，一是态度，二是方法。但不会是实证、史实。

　　“态度”即政治立场、文化态度和民族心理等等，这是要兼顾、要尊重的，不过本文的关注主要在技术层面，是方法或思辨，而非实证问题。既然“专制”是一种政体，那么帝制中国是否“专制”，退一步说，就是一个政体类型学的问题。如果再退一步，还会退到一般分类原理上，退到“我们如何为事物分类”上来。与其在细节上纠缠，有时候真不如退回原点、反省方法。繁琐举证、罗列史实不是没有必要，但如思辨不周，仍会歧路亡羊。凡是用思辨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去繁征史实。

　　恩格斯说：“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的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①识别一个事物，必定是通过系列中的不同位置，通过比较它们的差异而完成的。语言学又告诉我们，“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所指”是事物的概念，指向于本体、实态、内涵，不妨说是客观存在的；“能指”则有如一个“标签”，是可以因故更换的。分类、命名的差异原则和任意原则，对这里的讨论非常有益。首先，如果放弃“中国专制主义”概念，可放弃的东西就可能有三：

　　1.“专制”概念的“所指”不当，应予放弃。即不承认有这样一种政体。

　　2.承认“专制”为一种政体，但帝制中国不是那种政体，即只放弃“中国专制”而已。

　　3.大致承认“中国专制”的“所指”，但因某种原因，只放弃“专制”之标签，另觅替代语词。

　　进而，“专制”的“所指”是什么呢？1908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把“专制”释为“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1915年首版的《辞源》，把“专制政体”释为“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正如侯旭东先生的评论，这代表了中国人对“专制”的基本认识②。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无可挑剔，无懈可击。

　　所谓“无限权力”又作“绝对权力”。“专制”的英文对应词之一absolutism，就是“绝对主义”之意。它照亮了这样一点：权力集中化的程度。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集中化或非集中化的体制，应予区分。无论古今，“统治”的问题无人能够回避。在总人口中君主人数极少，却能统治大多数人；有权力并不太大的君主，也有人莫予毒、足以令千百万人臣服的帝王。这就激起了人们巨大的好奇心。“专制”概念就适应了这个认知需要，其学术价值，就在于通过比较，把最显赫、最强悍的君主区分出来了。

　　然而从分类原理出发，又可以说“无限权力”其实是有限的，“绝对权力”其实是相对的。它必须以所有历史政权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来认定。这就是眼下的问题之所在。

　　打个比方说，说“某人身材很高”，这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参考人群来说的。如果没有比较参照，对孤零零的一个人，云其高矮并无意义。确定了参考人群，就可以按高、中、矮来分配比例，制定指标了。然而还有“标签”问题。如果你把高个子名为“电线杆”，把矮个子名为“三寸丁谷树皮”，则高者、矮者都无法接受。“标签”以中性为好，不应带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