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民革命为幼年期的中共走进现代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共产党人不再企求在中国一步实现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剖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考察各主要历史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对于革命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建立多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目标。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中共内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尤其是对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各阶级地位与作用认识上的分歧逐渐显现，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革命思路和策略主张。大革命给共产党人留下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 键 词：国民革命 民主共和国 平民政权 城乡工农政权

　　作者简介：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以摧毁旧政权、创建新政权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使年轻的中共制定适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的目标和策略成为可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作出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对于国共两党而言，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要推翻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北洋军阀和他们背后的西方列强，按照新三民主义纲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中共提出了用“平民政权”取代军阀政权的鲜明主张。大革命中，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平民政权”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们关于“平民政权”的观点和主张，与对国民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有着紧密的关联，既表现为从政党属性和阶级立场出发的一致性，同时又浸润了大革命不同阶段的历史特点，反映出中共领导层主要成员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上的差异。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政权思想的集中体现，“平民政权”主张不仅是对中共二大所提出“民主共和国”主张的延展和深化，还成为中共从简单照搬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理论的重要标志。

　　一、民主共和国：再造国家的目标

　　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便率直地表明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愿望。早期共产党人声言，改造社会的手段，第一就是要夺取政权。“我们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这是不待多说已经明了的事。”①“现在要干革命，就要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合拢来干。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借着政权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②党的一大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苏俄的国家政权模式，主张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把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并未将夺取政权这件事看成一场漫长而持久的革命。党的主要创始人与领导者陈独秀就说，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③他甚至以为用五年时间就可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④方法也不复杂，等到“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⑤不消说，这种革命基本上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故党的一大在规划近期工作时，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对工会的组织、工人斗争纲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均有详细的规定，至于其他，“只略略谈到大要”。⑥

　　共产国际并不认同中共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殖民地的革命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1922年1、2月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应把推翻外国势力和督军作为“当前的第一件事”。⑦此后，中共开始有意识地以“实际研究的精神”观察分析中国“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⑧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推翻军阀统治的任务，指出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名义上成了共和国家，实际上却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是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⑨“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⑩基于新的认识，中共二大在重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党在目前阶段的政治要求即最低纲领，主旨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大指出，中国当下“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11)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大敌人。这个革命单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联合全国的革新党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2)组成联合战线的，不但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曾被党的一大认定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由上述几个阶级组成的革命联合战线，将以“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3)共同推动民主革命目标的实现。

　　按照新的革命逻辑，中共对国家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和平、自由、独立”(14)的“真正民主共和国”。(15)陈独秀是这一方案的主要设计人。在他这一时期的著述和党的文件中，对此作过一些轮廓性的描述。其一，它是一个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控制的民族主义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16)要想“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成为“真正统一的民族主义国家”，非彻底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可。(17)在以后革命的各个阶段，国家独立都是中共始终坚持的基本政治诉求之一。其二，它是一个由民主派掌握政权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国革命是一场“有阶级斗争和经济改造意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用政党政治代替武人政治，亦即用人民权力代替军阀权力，人民通过政党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新国家将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18)至于共产党是否参加“数个党派之联合”，二大前后的文件中没有明言，联系民主派夺得政权后必然压迫无产阶级的观点推断，共产党大概是不在“数个党派之联合”中的，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只是一种“暂时联合”。(19)其三，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由于列强侵占和军阀割据，中国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20)实现国家统一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是民主革命应当承担的历史任务。中共放弃了此前“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21)的主张，提出采用联邦制来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个联邦制国家的设想，不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因素，也兼顾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在著名的《造国论》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现实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操纵在外国人手里，连起码的国家独立地位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国会、法统、宪法可言。所以，中国仍处在一个“造国”的时代，“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可见，二大前后中共倡言的“真正民主共和国”，是相对于那个顶着“中华民国”招牌的军阀政权而言的。尽管对这个未来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基本制度的勾画是粗糙的，有些方面甚至是含混不清的，但大致可以看出，它与西方实行议会制民主的国家颇为类似，没有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畴。

　　共产国际曾作出决定，将殖民地国家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称为“民族革命运动”。(22)与之相应，陈独秀亦于1922年9月正式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取代“民主革命”的口号，以标示中国革命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23)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24)后来，他又多次就“国民革命”的含义作过阐释。“国民革命之目的是什么?简单说起来，是以国民主义，对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经济之独立，对内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实现这种革命之动力，是各阶级革命的分子之合作；因为这种革命，是全国民的需要与利益；不是那一阶级单独的需要与利益。”(25)党的早期理论家蔡和森也指出：“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26)也就是说，“国民革命”之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承担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即不仅要打倒封建势力，还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根据上述认识，陈独秀断定，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27)依据共产国际四大有关中国仍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准备时期的判断，陈独秀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够发达，无产阶级除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以外，还应该采用各种政策去促进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集中与发展，进而唤醒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觉悟和意识。“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28)

　　“二七”大罢工的失败，强化了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悲观估计。他以为，既然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军阀的枪炮前显得如此羸弱，今后的斗争就不能只靠工人阶级的单打独斗。“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29)谁来做这个“统一的国民运动”的中坚和领导力量?只有国民党。“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30)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作了更为理论化的表达。他说：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状况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这个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明知这个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只能与资产阶级合作，在斗争中求取“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31)中共三大的文件，在目前革命的阶段和性质、无产阶级的现实状况和力量估计、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重要问题上，均体现了陈独秀的上述观点。

　　1923年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表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已隐然成形。文章指出，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身处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之下。这两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是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但文章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32)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33)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更是极少数。所以，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以争取自身所需要的政治自由。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人)常因竞争而破产，生活不安定，是可以走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因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在国民革命中也有不可轻视的地位。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基于上述分析，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依靠“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34)照此逻辑，无产阶级在当时阶段的任务就是通过国民革命，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于其他，都不是当时所应考虑的。

　　至此，陈独秀提出了包括革命性质、基本力量、领导阶级、组织方式、斗争形式、革命结局等要素在内的一整套理论主张。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期间，尽管思想上多有反复，但基本上是依据这一理论制定党的具体政策和策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