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中，安全、军事、权力等“生存性”问题始终处于核心地位，音乐、艺术等涉及“发展性”问题的元素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研究文化视角的不断拓展，音乐这一“我们所闻而未所见之物”逐渐进入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围绕音乐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诸多话题，记者近日专访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石斌。

　　音乐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网：音乐和国际政治听起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您认为二者存在怎样的关联？

　　石斌：音乐不仅是一种蕴含情感、思想和观念的艺术，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与国际政治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却可能发生多种联系。

　　首先，音乐是一种“民族语言”，具有重要的国内社会政治功能。每个民族特有的音乐财富，不仅帮助塑造了该民族的审美趣味、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而且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推动因素。民族的传统或古典音乐遗产，更不要说国歌、爱国歌曲、庆典或仪式音乐以及军歌、校歌、队歌等“功能性”乐曲，对于民族或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不仅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时甚至有直接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参与塑造民族国家的“世界观”与外交价值取向。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宫廷音乐的政治宣传作用，宗教改革时期的音乐政治，法国革命在奥地利歌剧中的反映，美洲大陆的抗争之声，欧洲“民族乐派”的兴起过程（柯蒂斯的《音乐造就民族：民族主义作曲家与19世纪欧洲的国家建构》有极好的论述），乃至“乐圣”贝多芬自19世纪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被德国政治家所利用或滥用的事例中（邓尼斯的《德国政治中的贝多芬》对此有专门讨论），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音乐人类学家博尔曼指出：“研究音乐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政治，语言的作用方式，性别与社会性别，以及从最小的群体到最强大民族的文化认同。”

　　其次，音乐是一种“区域性语言”，在所有文化板块或“同质”文明内部都发挥了相互沟通、理解与认同作用。人们常说的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以德奥为核心的西欧、俄罗斯东欧、北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的音乐，乃至更为狭义的民族音乐（凯尔特、爱尔兰、黑人音乐）乃至宗教音乐作品，都是特定“文化圈”所赖以形成的精神要素之一。众所周知的一个具体、典型的例子，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尤其是其中的“欢乐颂”合唱在欧洲历史上的政治作用。自1823年首演以后，颂扬人类团结友爱之普世精神的“欢乐颂”，就被视为西欧文化同一与政治认同的象征。它在1972年被欧洲理事会定为“欧洲之歌”，进而成为欧盟“盟歌”。

　　第三，音乐又称被为“世界语言”，因为在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中，它是最容易被文化“他者”所接受的一种精神产品。就公认的各民族音乐的最高成就而言，其民族性似乎从来就不构成根本性的交流障碍。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距离是最短的。除了少数特殊情况，音乐的民族或地域特色即使不被其他民族所充分理解和欣赏，至少并不令他们反感。

　　例如，1999年，著名指挥家巴伦勃依姆和文化学者萨伊德建立了一个由以色列、巴勒斯坦及其邻国音乐家组成的交响乐团，目的是鼓励“政治对立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精神”。这两位组织者相信，冲突各方在文化、政治或社会层面的“对话”，至少有助于填补由于政治家未能制止不断升级的暴力而留下的真空。

　　第四，进一步说，音乐是人类文明成就的一部分，有助于推动人类自身的“进化”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各民族的优秀音乐遗产，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古典音乐被许多人视为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这个观点或许会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它确实是西方文化、甚至人类精神文明的代表性成果，而且非常典型地打破了地域与文化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在愉悦大众、抚慰心灵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形式，音乐和音乐文化的存在及其传播与交流的长远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改善人的自我修养、审美能力、精神状态与思想境界，帮助解决人文意义上的人类“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