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网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持有记者证的人员近25万人(中国新闻出版网,2013)，但是，在北京，只有40.3%的记者持有记者证，在电视台里，这个比例更是低到了30% (阚敬侠, 2008)。很明显，大量不具有官方承认的采访权的记者在实际工作中也承担了记者工作。由于我国媒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属性，以有无享有事业编制为标准，可以将我国记者划分成两大类——（享有编制的）体制内记者和（不享有编制的）体制外记者。前者的构成成分是大学毕业分配进入媒体的毕业生和经过各种正规调动手续调入的记者，后者的构成则比较复杂。不持有记者证的记者大多数属于后一类，当然少数体制外记者经过媒体推荐也能持有记者证。一般而言，党报在招收新记者的时候，都会格外重视应聘者的政治立场，考核程序严格，而且党报还培养了通讯员队伍来弥补信息的匮乏。体制外记者更集中地出现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里，如时尚生活类杂志、财经媒体、都市报纸、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等等，这些媒体在人事权财权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往往通过公开招聘和行业内流动来征用劳动力。

　　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顶尖”名记者，忽视了体制外记者这个人群的贡献。本文选择这个人群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要为他们的贡献“正名”。作为学术研究，本文关注的是：跟体制内记者相比，体制外记者的职业理念有什么差异？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成熟记者，最主要的两个培养渠道是学校教育和媒体机构，那么，媒体机构怎样培养和规训这些体制外记者？这些记者们又怎样挑战媒体机构既定的行事规则和职业理念？这些体制外记者基本由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来招募和培训，因此本文更进一步的研究兴趣在于解释市场转型对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的影响，简单地说，即“市场”培育的记者跟大学培养的记者，有什么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体制外记者”这一概念内涵模糊，“流浪记者”、“聘用记者”、“草根记者”、“编外记者”、“打工记者”等概念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跟“体制外记者”混用。本文下面所指的“体制外记者”包含着三个重要特征：（1）服务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2）经过招聘进入媒体，不享有事业编制；（3）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有人甚至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　　

　　一、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记者

　　过去三十年里，影响我国新闻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型。市场作为一种新兴力量挑战了既定媒介体制，因此，关于当代中国记者——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里的记者——的诸多研究，均采取了“国家—市场”二分法的视角。李金铨(2004:61-93)列举了近代中国记者的三种职业模式：儒家模式（1900年底—1940年代）、毛泽东模式（1949年—今）和共产资本主义模式（1980年代之后）。后两种记者模式的主要差异在于市场化转型改变了媒体的运作规范，增强了专业主义意识。陆晔和潘忠党(2002)认为当代中国记者在“党的宣传工作者”和“人民的代言人”二者之间摇摆，正在浮现的新闻专业主义跟宣传体制和商业传媒体制之间相互讨价还价、调适和抵触，呈现出碎片和局域化的特征。潘忠党和陈韬文(2004)则发现，被调查记者对CNN、《纽约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价明显高于跟他们对《人民日报》的评价，这说明了新闻专业主义范式跟党报范式之间的竞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