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科学文化的评测

    近年来，“科学文化”逐渐成为学术界以及科技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对“科学文化”，特别是狭义科学文化的内涵与概念的思考。事实上，运用实证和定量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指标化考量，对于科技决策过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视角。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学者，都在科学文化的指标建构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狭义的“科学文化”与广义的“科学文化”之概念辨析

　　狭义的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的用法，最早见于1885年科学杂志Scientific Culture，其字面意思是“科学创造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正如英国学者齐曼指出的：“学院科学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方式，‘是在一群具有共同传统的人中产生出来的，并为群体成员不断传承与强化’。”

　　因此，狭义的“科学文化”观点实际上是文化视角下的科学活动。它指包括科学传统在内的科学共同体价值观。科学家（或者说“科学共同体”成员）应当如何去开展科学研究所秉承的共同信念或观念。科学共同体成员对这种价值观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但这些信念和观念确实对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工作模式。

　　与之相对，科学在社会语境中形成的文化被称为广义的科学文化（Science Culture）。现代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整体性文化的主导力量，科学不仅仅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科学对于公众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科学文化正在成为现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科学文化的维度与评测

　　近年来在科学文化的内涵分析和评估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聚焦在“狭义的科学文化”范畴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的文化可以用科学研究的产出来表征”（Schulz,2012），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各类科技产出评价体系。然而立足广义科学文化的视角，将学院和社会的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科技决策者站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视角考虑其定量表达与实证研究的时候，仅仅考虑“投入产出”的经济指标模式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能涵盖科学的文化内涵。科学文化或多或少的依赖于与科学相关的五个维度而存在（Godin，2011）：机构与制度（科学研究）；科技产出，产品（毕业生，知识，技术）；扩散、使用、使用者（教育，扩散，传播）；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个体影响）；环境（法律，经济体系，社会价值）。

　　事实上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一直没有停止对科学文化指标的探索的研究，OECD的科技创新指标也早已成为各国科技决策的风向标。现有的科学指标体系多基于“投入—产出”的经济理论框架，OECD对其成员国家的科学统计指标就是很全面的例子。UNESCO倡导并试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描述科学活动，无论是在指标层面还是在概念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UNESCO1978年曾经发布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框架（STA，Science&Technology Activity），并企图尝试在全球范围内启动STA体系的指标统计和国际比较，但是1986年UNESCO统计部门主管认为此体系的统计分析费用过高，使得原有计划不得不因此搁浅。

　　科学技术活动指标的设计是基于UNESCO对科学文化的基本认识：科学文化即社会对科学实践活动的资源配置。从UNESCO尝试启动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统计可以看到，对广义科学文化的评估维度和可行性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启动。UNESCO提出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STA Science Activity）和更早提出的相关科学活动（RSARelative Science Activity）的指标概念框架中，都涵盖了科学传播，知识扩散，科学教育，科技展览，生产实验和改进等“社会的科学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