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陈春根站在桥下的小江边，江水映现出一个农村少年不屑而散淡的面容。江面上漂来的菜心，一摇一摆，优哉游哉，向我们靠近。我们探着身子，伸长脖子，拿着竹竿，起着哄，奋不顾身地把那些菜心一个不漏地抢上岸，装在书包里，带回家。

　　上世纪70年代末，江面上漂来的大大小小、品种各异的菜心，是舍陂村人生活的另一来源。我们放学之后到江边去捡菜心，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菜心有芥菜心、苋菜心、包菜心，它们或列着队，或挤挤挨挨，在水流的欢送下，以娇嫩的身姿，点燃我们娇嫩的眼睛。

　　陈春根去过一两次后，就再也没和我们一起站在江边。他成了我们嘲笑的对象。我们嘲笑他：你家像我们家一样，穷得揭不开锅，还装什么装？

　　陈春根斜着眼睛，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了我们一遍，然后，侧着身子，疾跑起来，像风掠过我们的人群。他书包里的弹壳像硬币一样，“哗哗”作响。人群中，有小伙伴也斜着眼睛，冲着他的背影说：“弹壳能当饭吃吗？”陈春根边跑边回头，说：“那些菜心能吃吗？苦得要命，说不定解放军叔叔养的猪都不吃，就丢给你们吃。”

　　不错，江面上漂来的菜心，是解放军叔叔丢下来的。舍陂村驻扎着一支小部队，具体多少人，估计村里少有人说得出准数，还是以我们的班主任为准吧，他说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有多少人？估计我们这些小孩谁也说不出准数。如果有谁说得出，那只有陈春根了，因为陈春根对他们丢出来的菜心不感兴趣，只对解放军叔叔的人感兴趣。

　　听不同的同学说，全校中，恐怕只有陈春根在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时候，敢偷偷地潜到校园后的山上去，看他们实弹射击打靶。陈春根收集的弹壳也最多，我们这帮小伙伴中，有两三个，亲眼看见他家的房间里，挂着两串两尺多长的弹壳。他们还用嘴使劲地吹过，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陈春根告诉他们：“那是风铃。”

　　我相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陈春根的弹壳不感兴趣，而只对江面上漂来的菜心感兴趣。那些菜心，像是在等着我们，每当一放学，一来到桥下的江边，菜心就会如约而至，优雅地漂过来。

　　有一次，一个小伙伴说，看见陈春根站在上游的江边。陈春根站在上游的江边不是在截菜心，而是站在上游洗菜的解放军叔叔身边。小伙伴还听到陈春根一个劲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为什么要把菜心丢到江里去呢？菜心吃不得吗？真的吃不得吗？真的很苦吗？”一位解放军叔叔笑了笑，说了一个字：“苦”。另一位解放军叔叔也笑了笑，说了两个字：“不苦”，然后问他：“你没捡来吃吗？”陈春根摇摇头，几位解放军叔叔便再也不搭理他了。

　　那个小伙伴说：“我看到陈春根盯着那些往下漂的菜心发呆。”我们听了，就笑陈春根是个呆子，呆头呆脑的，想的净是些没用的、不能吃的东西。

　　放学后，我们越来越少看到陈春根。有小伙伴说：“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捡弹壳去了。”难怪，解放军叔叔天天在山上训练，山上的子弹壳那么多，而我们去山上放牛的时候，闲着没事，想捡几颗子弹壳玩玩，把眼睛都看肿了，也寻不着一颗弹壳，想必都让陈春根捡走了。

　　我们恨死陈春根了。有一次，我在家里的饭桌上，跟爸妈讲起陈春根的那些事，情不自禁地说：“恨死陈春根了！”我妈用筷子敲了一下我的脑壳，瞪着眼睛说：“你恨他什么？人家又不跟你抢菜心！”我的头没有被妈敲蒙，反而敲醒了：“是啊，说不定我夹的哪片菜心，就是人家陈春根让出来的那一份呢。”

　　我不恨陈春根了，我开始更加注意陈春根了。12岁的陈春根就坐在我前面，他的背好像永远捋不直，头也低得有点过分，让人怀疑他是近视。我发现他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只有在一个时候，他的背才会像弹簧一样，挺得笔直，头猛地抬起来，怔怔地看着窗外，我甚至听见，他的两只竖立的耳朵，在静穆的风中发出“扑扑”的声音，像两面飘扬的旗帜。

　　教室窗外，号声响了。天蒙蒙亮，我们晨读的声音很大，号声还是盖过了我们，执著地传来。每当这时，我都会看到陈春根直起脊背。有时，我会赶在号声响起之前，踢一下他的凳子，但他无动于衷，好像只有军号声才能将他唤醒。

　　陈春根的上衣口袋里也装着弹壳，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有次晨练时，班主任要他把口袋里的弹壳掏出来。掏出来的弹壳转移到了班主任的手上，随即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四五颗弹壳闪亮着划破晨曦，在潮湿的空气中呼啸而下，坠落在硬实的操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