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应该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史”，记述作协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绩与错误；哪怕先着手编一本简史或大事记也好，可以让文学工作者、广大读者从中了解作协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走过的路以及有些什么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样的作协简史至今并未问世。现在，束沛德这位“老作协”写了一本《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我与中国作协》)，以他“个人的视角为中国作协乃至当代文坛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个人的半部作协史”。

　　束沛德同志自195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踏进中国作协大门，直到1998年7月办理退休，虽曾一度下放，但始终与作协保持密切联系。即使在退休后，仍然长期担负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多种工作。他对作协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重大事件、成绩与错误，因其亲历而又敢于说真话，所以《我与中国作协》事实上已经写出了一部作协的简略小史。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到19日在北平正式举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在会上，实现了从解放区和国统区走出来的两支文学大军的会师。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文代会。在二次文代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协和作协的组织、动员、促进下，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龙须沟》《在新事物面前》《谁是最可爱的人》《南征北战》等相继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1953年作代会后，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生活，塑造人物，注意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创作水平进一步提高。《保卫延安》《三里湾》《万水千山》《放声歌唱》《平原游击队》等优秀作品，几乎人尽皆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力作誉满全国。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十七年间，当代文学史中的一系列杰出作品的诞生，既是作家们辛勤创作的产物，也和文协、作协的组织、动员、促进、指导分不开。但谈及“十七年时期”，《我与中国作协》一书并没有为中国作协在《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文艺整风”等运动中的过失避讳，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

　　文化大革命一来，作协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新时期到来。此时，作协的实际负责人是张光年和冯牧等。他们大胆拨乱反正，并开始在作协启动改革。这时，作协成了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挥部”。“四人帮”污蔑并大加挞伐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等被重新肯定，而“四人帮”倡导的“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论”，则受到了彻底批判。张光年“经过深思熟虑，勾画出一幅作协改革的蓝图”，“为了解放文学生产力，作协就要有较大幅度的改革”。张光年提出，作协的改革，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改革。当时，作协主席团成员大多年事已高，又分散在各地、各单位，很难开成符合法定人数的会，于是他主张将主席团大部分的权力下放到书记处，使书记处成为担负作协日常业务、行政工作的机构。从第四次作代会开始，书记处真正成为一个有职有权、运转自如的工作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