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陆续接触到一些默默无闻的文学作者，他们对写作的态度令我深感震动。说文学是生命，似乎有点矫情，但是他们的确是把写作看得比大多数人在乎的很多东西都重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并非无可挑剔，但是那种粗粝的质感，那种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那种在城府深沉的世态中不免显得天真甚或幼稚的念头，却让我感到触电般的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文学，这个被预言即将消亡的东西，依然旺盛地存活在我们身边，活在很多人的心里。

　　有理论家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提供一种陌生化的经验，通过增加感知的难度来更新我们的认知。可是上述经历使我宁愿相信，文学所更新的与其说是我们的经验，不如说是我们的心灵。它一次次清除我们内心的垃圾，让因世故而冷却的心重新温热，让因麻木而坚硬的心重新柔软。它或许并不能解决各种令人苦恼的现实问题，但却可以一次次地唤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清醒感受，激发我们解决问题的动机和意志。想来文学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让人类长葆初心，而远离衰老与疲敝。

　　由此，我对两千年前孔子的一段话，竟然有了越来越深的认同。那时还没有文学的概念，但是诗已经存在很久了，孔子以超凡的敏锐和深刻，洞见了后来被称为文学的那种文化形式的意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的说法，显然是从文学的用处即功能着眼的。关于“兴”，朱熹释为“感发志意”，其实按《说文》“兴，起也”来理解，反而更加形象，即诗可以唤起某种潜在的东西，使之由无形而具体，由隐伏而凸显，如《蓼莪》之于父母之恩，《常棣》之于兄弟之情，《伐木》之于朋友之义，《无衣》之于同袍之泽。这些伦理的情感与思想，既非生而有之，亦非抽象的说教所能深入于人心者，它们需要某种触媒的诱发和范型的内化。而文学，以其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情感，无疑最适于承担这样的使命。伽达默尔称：“艺术最直接地对我们说话，它同我们有一种神秘的亲近，能够把握我们整个的存在。”打开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与你真实的时空距离何等遥远，它都立刻开始向你娓娓诉说，一如促膝倾谈。他断言：“文学对每个时代而言都是当代的。”

　　关于“观”，郑玄释为“观风俗之盛衰”。引而申之，它还预示了某种更为深广的意味，就是文学具有一种其他东西所缺少的全息性：你当然可以把文学当作艺术来欣赏，但也无妨视之为社会档案和历史文献。马克思说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所有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还要多；陈寅恪认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颇多舛误，而唐诗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反而可以作为研究唐史的珍贵史料，道理即在于此。不宁唯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心灵的历史，其中蕴涵着一代代人的心灵脉动，透过它们，人性的全部维度与丰富变化皆呈现在我们眼前。即此而观，“观”义岂非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