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有一堆关系松散的朋友，这些朋友见面之后都要这样问一句：“最近去看杨苡了吧？”对外，我们都说“杨苡先生”，但是对内，我们都直呼“杨苡”，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虚荣，都直呼其名了，足以证明“杨苡先生”是“自己的人”。

　　先生生于1919年，她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是1935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刚好一岁，而我的母亲还没有出生。在我的心里，先生自然是泰斗一般的人物。可这个泰斗一般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和力，二十年前吧，对，是二十年前了，我刚满三十岁，而杨先生也还“小”，才七十多，我和先生在一个会场里相识了。先生很安静，端坐在遥远的角落里，通身洋溢着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贵与优雅。一位长者把我拉到先生的面前，把我介绍给了先生。杨苡先生望着我，说：“你教我写小说吧。”我说：“好的。”回头一问，原来是杨苡，翻译《呼啸山庄》的那个杨苡。我臊得不行，轻狂啊，轻狂，可再怎么轻狂也知道羞愧，好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再见到先生。真的到了再见面的时候，先生一点责怪的意思也没有。嗨，也是的，先生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她哪里能介意一个毛头小子的冒失。

　　有一件事情我是自豪的。是2007年还是2008年？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来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讲学，我去看望他们。闲聊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聊起杨苡了，资先生愣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大约有好几十年没见面了。”这句话有点吓人了，很辽阔，从这头都望不到那头。我冷不丁地冒了一句，说：“前几天我还去看望过她呢。”陈乐民先生似乎不相信，就好像我说我们家有故宫的藏品似的。陈乐民先生说：“我们去看看她，———方便吗？”我的胳膊一抬，说方便哪，下了楼几分钟就到。是的，无论是资先生还是陈先生，他们再也想不到“下了楼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杨苡。———历史就是这么个东西，它有多复杂就有多简单，十几分钟之后，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真的坐在了杨苡先生的客厅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就在“好几十年前”，就在天津那时的英租界昭明里，少女杨苡和少女资中筠曾经是邻居。那以后，十七岁的静如（杨苡）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世纪友谊”。

　　陈乐民先生仙逝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记录了这次见面。我附带记录了两位世纪女性的美。是的，我很负责任地说，是美。时光是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绵软、缓慢，却坚决，它能把遗传、教养、学识、修为、智慧与心性耐心地组合起来了，变成待人与接物、言谈与举止，一颦与一笑，一句话，变成一种特别的风度，和光同尘，月明风清。我要承认，这样的风度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那是“讲究的岁月”在她们的身上留下的非物质留存。

　　有一件事情杨苡先生也许不知道，在她和资中筠、陈乐民先生见面的时候，我是幸福的。这是一次普通的见面，没有任何“远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而已。我什么都没有见证，但是，我见证了。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只是幸运，幸运的人是不该说话的。往事历历在目，可陈乐民先生已经永远地缺席了，再听他们三个人说话，不能够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说，想象比记忆重要；作为一个人，我想强调的是，记忆比任何想象都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