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春，我离开有些寒冷的北京，经多哈，往约翰内斯堡。这是我的第三次非洲之旅了。行前，北岛几次电话，都是督促我尽快完成为《今天》所做的专辑。按他的说法，专辑的目的，是以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轨迹，以小见大，呈现时代的变迁。虽然我按期收到寄来的《今天》杂志，但大约是为了给我一点编专辑的启发，也为了给我一点压力，北岛不惜重复地将新出版的张承志专辑、徐冰专辑、李零专辑和韩少功专辑一一送给我。从一年前说定编辑这份专辑起，他的督促电话就没有断过。这些已经出版的专辑如此精彩，真让我难以着手。去年夏秋之间，我将自己的旧作统统交给编辑经验丰富的何吉贤，拜托他从这些旧文稿中选择若干，按照《今天》的要求，编成专辑的模样。吉贤慨然应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但北岛说：至少有一篇必须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这篇作品便是收录在文末的《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一文。至少有两年吧，文章初稿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这次登机之前，我匆忙将一些相关资料随身带上，在往南非的航程中，开始修订和增补。借着微露的舷窗透出的天光，我一路沉浸在十五年前的旧事中，不觉间已经飞越亚洲和海湾地区，到了另一个大陆。在约翰内斯堡期间，除了几次演讲和交流之外，便是四处访问，从约翰内斯堡到索维托，到处都是种族隔离的遗迹和反抗斗争的纪念碑，历史的一页似乎翻过去了，但新的排外浪潮让人觉得翻过去的那一页依旧停在半空，仿佛随时复燃的死火。在宪法山（ConstitutionHill），我踯躅于关押甘地和曼德拉的囚房，思考纪念碑的意义。夜晚归来，满天的星斗，除了临近街上的酒吧里偶尔传来喧哗的人声，街道寂静无人。我偶尔想，若是在这儿，而不是在往返柏林和北京之间的旅途之中，起笔写这篇关于犹太人的故事，感觉或视野或许都会有所不同。可惜交稿在即，我已经来不及将自己在非洲所感组织在写作之中了。

　　学术生活大多沉闷乏味，即便自觉有趣，要想感染别人实在是很难的；沉浸其中，往往被问题牵着走，下笔枯燥，不能顾及文辞。我偶尔写点随笔性质的东西，多半因事而起。一是纪念逝者，感怀旧事；一是完成新作，草成序跋；一是行旅之中，记下一点痕迹。笔端忽而有了感情，文字有所灵动，多半与此有关。平居时期，沉潜于研究工作；远游的时候，阅读、观看、交往的对象都有所不同，连早已遗忘的人与事，点点滴滴，浮雕一般，降临在远离家乡的夜晚，窗前灯下，或者黑暗之中，与我相伴。记得第一次去非洲的热带雨林和大草原，丛莽和森林之间，危机四伏：尼罗河中鳄鱼河马，森林之中封豕长蛇，丛莽草原狮豹象牛，即便是豺狗，也是招惹不起的。我仿佛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自然被第一次唤起，那种遏制不住的亢奋，连带着原始的恐惧，让人昼夜不眠。我忽而觉得，那是我初生时的感觉，是在成长中被不断剔除的能量。初生时连记忆也尚未出现，但这些感觉却蛰伏于身体的最深处，难以察觉。在森林草舍的昏黄灯下，我展笔记录未曾经历的感觉，如此分明，却无从着笔。这是远游的成果，因脱离生活的常轨而产生的记忆和回想。渐渐地，我开始习惯这种周而复始的状态，甚至习惯携着书本负重旅行，在别处进入写作。除了查找资料等研究工作外，由旅行而创造的距离，对于思考——包括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反思——而言，似乎也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