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644年甲申事变后，复社、几社文人在抗清斗争中死伤殆尽，士子风流不复存在，科举文社倍显凄凉。清顺治二年行剃发令，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又于该年开科取士，江南士子心绪才稍见稳定。至清顺治六年，江南文人结社才又逐渐兴盛；江南文社分为吴地一派与松江一派。清初文禁甚多，文社活动缺少明末文社的参政意识，为避免政治打击进行自我封闭，自我规避，使得清初江南文社沦为科举之附庸。以中国文学史观之，清初大文学家多是明入清之社团文人，清初十几年之文社新人较少文坛巨匠，也许与清初文社诸子未能明经治学，兼修古文辞有很大关系。而在文坛倡导古学者多为由明入清的复社文人，而且在复社巨子吴梅村的指导下，在清初还形成一个以文学社群为基础的地域性文学流派“娄东诗派”。可惜的是，这样的社群地域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在清代初年似乎显得相对少了些。吴松两地社群文人互相轻视，彼此猜忌，缺乏凝聚力，缺少一个像张溥那样的在文坛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领袖，也没有形成一个像复社联盟一样的有组织性的联盟实体；从而导致社群文人之间缺少必要的文学交流，也没有进行过有意义的文学争鸣，这抑制了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清初先后发生的丁酉科场案，清顺治九年与十七年的禁止社盟，清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奏销案、通海案及陆銮攻击江南文社结党营私案，使得江南文社大伤元气；此后，从明代未年兴起的江南文社便逐渐衰落。清初江南文社多是在清政府恩威并施的襁褓中长大的，带有太多的复杂性、两面性与先天的不足。

　　关 键 词：江南/文学社群/式微/清初文学/自我规避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FZW067)。

　　作者简介：张涛(1973- )，男，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明崇祯十五年，河南雪苑社遭受兵革之灾，但江南之地仍在明朝版图，文社活动仍显繁盛。此时已是复社领袖张溥去世的第二年，复社联盟体有分崩离析之势，维扬郑超宗与松江李雯为挽救局面于该年在虎丘组织了第四次社集活动，但规模却难以与前三次相比。此后再无社集活动，复社联盟至此算是正式解体了。松江几社不愿过多参与政事，专心科举与古诗文创作，复社解体后，几社却繁盛起来，但后来也逐渐分化解体。甲申事变前几社一下子分化为求社、景风社、雅似堂社、赠言社、震雉社、昭能社、野腴楼社、小题东华社、西南得朋会九个社群。甲申事变后，复社、几社领袖在抗清斗争中死伤殆尽，再加以弘光帝在南京登基后，阉党马士英、阮大铖对东林后裔及复社文人报复打击，复社几社诸子死难逃逸不计其数，士子风流不复存在，科举文社倍显凄凉。清顺治二年六月，行剃发令，文人士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又于该年开科取士，江南士子心绪才稍见稳定。至清顺治六年，江南文人结社才又逐渐兴盛，尤以松江之地为盛，结社之人多为几社后人(或门人弟子)①。清顺治六年(1649年)前后，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徐乾学、徐秉义、章在兹、彭珑、王发、何栋、顾方青、王复旸、章诏、钱宫声、杜登春等人多为徐孚远与杨廷枢门人，他们在苏州组织了沧浪会(社员主要来自吴郡与松江两郡)。江南文社因此分为吴地一派(有沧浪会、慎交社和同声社等)，松江一派(有原社、须友堂文会、棠溪诗会、春藻堂文会、大雅堂社、丽秋堂文会、振几、振雅社、东皋尚齿会等)。本文重点论述自复社联盟解体后清初江南文社之发展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清初江南之文社多为几社分支，在本质上与明末文社同，为明末文社之继续，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看出：

　　首先，清初文社的科举本质未变。清顺治二年以后，江南初定，范文程向顺治皇帝建议：“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分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1](P353)顺治皇帝采纳其建议，下令立即仿照明制开科取士。顺治二年(1645年)秋八月举行乡试，三年(1646年)春二月举行会试，沿袭明制，“嗣后以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奉特旨开科，则随时定期”[1](P353)。清初朝廷开科取士，目的是取悦于当时的读书人，巩固其统治地位。此时，一些读书人动心了，几社领袖李雯在《林屋洞稿》中说过这样的话，“明末士子的结社，原始为著科举，在明代得不到科名，就在清朝得到科名，也可以做为进身之阶了”[2](P153)。李雯的话代表了当时一些由明入清文社士子的思想，谢国桢先生认为这是“地主绅衿求功名的性质”[2](P153)。李雯和宋征舆就是这样，二人为几社元老，在明代久困诸生，屡不得志，清初开科取士，对于二人来说，进身机会来了，李雯于清顺治元年归顺清朝授中书舍人，第二年(即顺治二年清政府的第一次科考)还担任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宋征舆也于该年十月参加乡试，顺利中了举人，顺治四年(1647年)又高中进士，康熙朝官至副督御史，可谓官运亨通，春风得意②。二人的行为与思想为明末文社中的“孤贫失志之士”树立了榜样，许多人都先后出来应举寻求功名了，参加顺治二年、三年考试的文社士子很多中第，其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杜登春《社事始末》记之曰：“乙酉丙戌，社中诸君子连镶登选，相庆弹冠。”③但此时“社中旧人尚大半伏处”④，到了清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科，文社士子“始尽出而应秋试”[3](P13)。可见，明末文社的科举本质在清初仍然未变，由明入清的科举士子结社会文思想仍然十分浓厚，明代文社的科举陋习在清初仍然延续，如明末文社常常结交朝中权贵，互通关节，通过公荐、独荐、转荐录取社中文人。入清后，此种陋习未改，于是有清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颁布学宫“卧碑文”，第八条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此规是对清初文社士子科场弊端加以规制。但是此规并未收效，以至后来很多文社士子遭受横祸，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慎交社吴兆骞，同声社陆子元罹难，杜登春无不痛惜地说：“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不下百倍，社局或几于息矣。”[3](P20)此后，科举主司与文社士子“兢兢守法”，再不敢有互通关节之事，那些无钱无权之“单寒之士悉进”[3](P20)。

　　其次，清初文社仿复社联盟举办社集活动，成立社群联盟体。松江几社集会不断，当年几社成立时社址就选在彭宾所居披云门外的春澡堂。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赠言社分化而来的震雉社，“登东海之堂而不得，归于燕又(彭宾)，集二十余人为一会，与几社诸子之文会相等”[1](P157)，可谓社集再盛。清顺治六年(1649年)，松江文社士子多为徐孚远与杨廷枢门人，他们就在苏州联合吴郡与松江两郡士子立了沧浪会。其后，彭珑联合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尤侗等人在吴地立慎交社，章在兹兄弟与王发、王昊等人立同声社。慎交与同声二社虽同出吴郡沧浪会，但却形同水火。“那时社中诸子彭云客珑、宋既庭实颖、尤西堂侗等，就想化除私人的意见，联合两郡的人士，推而广之，共举十郡大社。”[1](P159)并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嘉兴南湖举办社集活动，吴梅村参加了此次社集[4](P1457)，规模很大，据顾师轼《吴梅村年谱》引毛奇龄《骆明府墓志》言，当时集会“连舟数百艘”，“越三日，乃定交去”[4](P1457)，成员也来自15个州府，成员有：山阴骆复旦，会稽姜承烈、徐允定，萧山毛牲，太仓吴梅村，长洲宋德宜、宋实颖，吴县沈世英、彭珑、尤侗，华亭徐致远，吴江计东，宜兴黄永、邹祗谟，无锡顾宸，昆山徐乾学，嘉兴朱茂晭、朱彝尊，嘉善曹尔堪，德清章金牧、章金范，杭州陆圻等[4](P1457)。此时的十郡大社俨然成为一个如复社一样的联盟体了。清顺治十年(1653年)，吴梅村应召入都，道经虎丘，举行了十郡大社的第二次社集大会，吴梅村被推为盟主。此次社集比上次规模更大，据《壬夏杂抄》载，至者五百人，又程穆衡《梅村诗笺》言，“几郡人士至者几千人”[2](P160)。第一日由慎交社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主持，辅佐者为尤侗、彭珑。次一日同声社章在兹主持，辅佐者为赵炳、沈韩倬、沈世奕、钱仲谐，太仓王昊、郁禾、周俶肇作为两社联络之人，正如程穆衡在《诗笺》所言，十郡大社集会“凡以继张西铭(张溥)虎丘大会”[4](P1463)。文社士子再现当年复社虎丘社集风流盛况，不仅有专门的联络成员，而且具有订盟誓言仪式，《壬夏杂抄》曾载曰：“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散时如奔雷泄泉，远望山上，似天际明星，晶莹围绕。诸君各誓于关帝前，示彼此不相侵畔。”[4](P1463)又王随菴自定《年谱》云：“次日复有两社合盟之举。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拔其尤者集半塘寺订盟。四月，复会于鸳湖。从中传达者研德、子俶，两人专为和合之局。”[4](P174～175)此次社盟集会，吴梅村非常高兴，即兴写下《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诗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盛况的：“杨柳丝丝逼禁烟，笔床书卷五湖船。青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笋屐莺花看士女，羽觞冠盖会神仙。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4](P1463)他在盛赞士子社集风流，文会灿然之时，也流露出丝丝怅然之情，因为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昔日复社虎丘大会的社友们，不免有些伤感。他在其二写到：“挚友沦亡惊岁月，诸郎才调擅风流。十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其三写到：“文章兴废关时代，兄弟飘零为甲兵。”彭师度，字古晋，为几社六子之一的彭宾的儿子，吴梅村把他与吴兆骞、陈维崧称为江左三凤。当年彭师度也参加了十郡大社的虎丘集会，年仅十五岁，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他从“虎丘归，自称旧人子弟举大社，网罗一郡之人，亦大会于须友堂中。刑牲执耳”[3](P17)，十郡大社的这次社集活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可谓继明末复社后掀起的又一个文坛盛会，但可惜的是，清政府于顺治九年与十七年两次禁立社盟，此后便再无这样的盛会⑤。虽然大的社集活动少了，但文社的小的集会却不断，一般是在科考之前集会更多，如杜登春等人清顺治七年(1650年)组织的原社，六月乡试之前，“花期”会于杜登春斋，“上巳”会于宋直方海闾堂间，四月八日又会于李啬斋读易山房中，五月五日会于张康侯书连堂中，考试前的集会讨论很是有用，原社中先后有五人得隽，宋直方赞曰：“吾辈几社文会，十余年困于诸生，无一隽者，公等五年中中五人，又与明经选者皆是社中人，可谓胜前辈远矣。”[3](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