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波兰导演陆帕的《英雄广场》是由三个极致长镜,来结构人类向时间纵深处的现实反省,那么,他的学生格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与华沙新剧团带来的《阿波隆尼亚》则是用变焦镜头,以及透明箱型空间的并置摇移,或平行或流动出了一场或折叠或交错的时空行旅。多层次、多镜面的同时性,在大小远近的视觉变幻中,既分散,又汇聚着人类的秘密。其间有音乐,有黑暗,有稍纵即逝的明亮,以及废墟一般的当代图景。

　　如同《古希腊文学人物词典》字母A序列下词条的现实读解,阿伽门农、阿德墨托斯、阿尔刻斯提斯、阿波罗、雅典娜,以及由这些人物牵扯出的伊菲革涅亚(阿伽门农之女)、克吕泰涅斯特拉(阿伽门农之妻)、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之子)、塔纳托斯(死神)、赫拉克勒斯(希腊人最崇拜的英雄,曾杀妻弑子)等古代人物,以现代人的装束出场唱着摇滚,玩着网络连线与街头采访,裸露着日常私密空间。阿波罗与死神在厕所式的工作间里调情,只为换取自己喜爱的一个国王阿德墨托斯更长久的生命。太阳神阿波罗裸身上纹刻的反战符号、屠杀犹太图示、sex(性)字,清晰指向了此刻世界的价值混杂。智慧女神雅典娜以法官的形象出现在电视法庭的直播图像中,这个从宙斯头脑中蹦出的女儿,以“我的一切属于父亲”这宣言般的原由,宣判了杀死母亲的俄瑞斯忒斯“无罪”!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宣判,然而,网络电视中紧接的世界天气预报——“曼谷30度,香港33度,……最高纪录可能出现在孟买……非洲可能出现霜冻……世界其他各地则是非常晴朗的天气,有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却迅即抹平了震惊,还未来得及深入思考法理、人情、人性这复杂的伦理图景,世界就在大部分的晴朗中恢复了健康,当然,这表面而轻浮的健康,依然是暂时的。

　　尽管1962年出生的瓦里科夫斯基已不太年轻,但这出戏却保持了他的思维与此刻世界的青春同步,工业金属架划分空间的临时性(让人想到世界各地的草地音乐节),塑料幕布,灰暗的公共浴室般的瓷砖墙景,面无表情的儿童人偶,可以想见的同志文化与嗑药,冗长的青春摇摆或者消耗,好像永远不会天亮,时间无穷无尽。所有爆裂的事件密集地同时出现,你得炼就多目、多手、多心,去同时处理每个力点的炸裂,同时你得小心,小心自身自心的分散开裂。而且,恒久的力量的确被分散了,如今已难以见到远古图景中的纵身一跃,或者扶着墓石对困境围聚的轻灵跃出。此刻的世界图景,是永恒有间隔的原子悬置,无尽的无规则运动,原子灰般的深刻轻浮,不连续的量子坍塌,让每个此刻的人,同时处于可无穷细分的平行空间,而无法在任何一个空间中深刻扎根。

　　这个永远的大学男生,密集处理着每个来到他面前的时空文本,无论古希腊、泰戈尔、安徒生,还是与他时空近切的纪实文本阿波隆尼亚、库切。他们撕开、划分,又粘合文本,其实也是在撕开、划分与粘合自身,那些现场的重金属音效,或者有着抒情性的谣曲,是疯狂内心的声音外化,也是分散了尖锐力量的音乐安抚。作为此刻世界、生命形态与精神面目的庞大样本,这出混杂的戏剧有着一个隐在的心理线索,那就是对波兰历史与人类现实的反省。导演说,波兰早就该有这样一出试图探讨自身历史与记忆的戏了。

　　面对着人类自远古而来的人性追问,又因着自身社会形态中的个人经验与记忆,携带着波兰于二战中尴尬的政治处境与残酷真相,于华沙新剧院所在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历史建筑中创作出的《阿波隆尼亚》,在题名的自反前缀“A”(阿)中,就显示出了对“Polonia”(拉丁语“波兰”)现实悲剧的反省。有剧评人认为“这代表着一个否定的波兰,一个坏母亲……”这个解释似乎耦合着这出戏剧里牺牲的女人们,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无论是作为巫术的献祭,还是为爱或者大义,她们的赴死原由,在这出戏里,都因当代阅读者精神的延异与游移,而变得面目模糊,以致不可解。剔除了古希腊戏剧人物清晰的勇猛、刚健与决绝,《阿波隆尼亚》在充满着滑稽与诡异气氛的“国际义人颁奖礼”上,给那些短暂的、来不及被思索与铭记的死亡,以不断的质问。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个关乎具体生命的特殊时间,那是犹太裔作曲家安杰伊·柴可夫斯基写给母亲诗里的怨恨时间,是阿波隆尼亚的儿子萨维卡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去的恐惧时间,是救助的二十五个犹太儿童中唯一幸存者丽夫卡的儿子在颁奖礼上听见阿波隆尼亚死亡故事后说出自身真实想法的荒诞时间。正像上半部战场归来的阿伽门农,把二战时期1941年6月22日3:00到1945年5月8日23:01里死亡的2660万人,细分为每4.6秒死一个人的情形,演员一边看着手表,一边指着剧场里具体的一个观看者,每隔4.6秒就换向一个人,缓慢、窒息的时间,一秒针、一秒针地过,剧场里也就这样堆满了死者。模糊不清的死亡数字在这特有的剧场时间里拥有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的面目,微小的生命,脆弱的故事,碎裂的个人时间,就这样冷冽地被撕下、粘合。

　　瓦里科夫斯基说:“如果我们是幸福的话,与其来剧场,不如去野餐。”在法国当代戏剧《爱的落幕》里那个觉得生活已经结束、自己全然无望的丈夫对妻子说:“生活不是一篮草莓。”是的,野餐、草莓,意味着幸福,而充斥着谋杀的人类世界至今依然没有找到幸福。孩子被教导不要想着高山是通向天空的手臂,它只是巨石堆叠的生存阻碍,与其想着做一个旅行者,不如当一个学者。有意味的是,这出戏的结尾是由库切小说中的那个被痛苦经验和伦理所折磨的学者收束的。她在对童年时代家乡水灾之后青蛙的叙述中慢慢安静了下来,她讲着“小青蛙银铃般的唱和”,“新的雨季和复苏”。她说:“我相信这些小青蛙。”在这句对完整生命的相信之后,在那个曾经上演着历代谋杀故事的透明房子里,人类达成了短暂的和解,一同唱起了歌。但一切仍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