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欧洲三代中国学学者　　

　　早先的欧洲当代中国研究有许多特点。它们起源于传统汉学研究所之外的学术圈，并且同更具新闻性（报纸和杂志）和大众性（教科书）的著作之间常常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这些学术圈的成员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群体，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记者和常常具有左派信念的知识分子。许多研究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并且往往按照中国官方的自我描绘来建构自己的分析框架。它们在争论中介绍和引述关于中国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基本上是欧洲大陆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法国和西德以及美国学者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所谓过渡社会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争论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主导话语，因而中国作为苏联发展模式的替代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第一代学者

　　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学者是索邦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1973年，贝特兰根据1971年对中国的短暂访问发表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这本书的目的是应用《经济计算与财产形式》中的抽象分析。鉴于该书是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和所有制表象背后的根本矛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揭示了过渡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

　　在毛泽东去世、华国锋上台和1976年逮捕“四人帮”之后，贝特兰认为，中国当时正在走向苏联的“修正主义”，因而不可能再充当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与此同时，他辞去了法中友好协会主席的职务，并且他的辞职信表明他不赞同毛泽东时代之后邓小平的新实用主义。

　　尽管贝特兰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但他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却几乎无人能及。不仅在法国是如此，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在法国，一些专著就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出版的；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理论变种影响非常大。在美国，贝特兰的著作和对中国政治的阶级斗争解释启发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一群非常活跃的年轻学者的研究。

　　在英国，就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政治而言，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是琼·罗宾逊1967年短暂访问中国后出版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德国，我们也可以找到从阶级斗争角度进行研究的例子。乔瓦尼·布鲁默（Giovanni Blumer）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两条路线斗争范式内进行研究的例子还有更多。大约在贝特兰开始涉足中国研究的时候，杜勉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讨论1975－1976年精英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四人帮”的下台和华国锋的崛起。杜勉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功能/意见团体可能演变成宗派，恰恰是这些团体的存在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过程。在《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杜勉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观点。1985年，他发表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一书。这本书进一步证明了杜勉对中国政治的详细了解。另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德国学者是经济学家威利·克劳斯（Willy Kraus）。他对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非常有用，并且他的著作在出版当时或许是对该领域的最详细的分析。

　　在英国，古典研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居于主导地位，但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施拉姆和沃克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平台。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是一种突破，并因此成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经济学家沃克是施拉姆的同事，被公认为英国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三位博士生（豪、阿什和诺兰）对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豪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著述，因而必定会被认为属于第一代学者。

　　在法国，少数汉学家——包括克劳德·奥伯特（Claude Aubert）、毕仰高(Lucien Bianco)、高达乐（Claude Cadart）和杜明——出版了一本书，试图“打开对中国的严肃讨论之路”。他们记录了欧洲的中国专家为何会采用中国官方对中国发展的自我描述的原因。这本书还表明，法国的权威报纸《世界报》非常不愿意发表任何批评中国和毛泽东的东西。

　　传统的汉学依然驻足旁观。大多数汉学家继续他们的哲学研究，或者关注哲学、宗教、古典文学和古代历史，不可能参与对当代事件的分析。在汉学的学习计划和语言培训中，核心的课程关注的是古代汉语及其复杂的特征，并不包括当代中国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当代中国问题感兴趣，增加了教学人员改变课程和教科书的压力。

　　2.第二代学者

　　第二代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在“文化大革命”和随后的“改革开放”进程影响下开始从事研究的学者。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立即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期，因而前往中国旅行和学习变得比较容易。在中国大学学习的欧洲学生数量大大增加。一些学生甚至按照官方的交流项目前往中国两三次，能够进行一些初步的田野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任何严肃研究当代中国的研究生或毕业生来说，到中国学习一两年成为一个必要条件。回国的学生把新的视角带入到传统的汉学研究所中。大多数学生感兴趣的是现当代中国研究，因而向他们的老师和教授施加压力，要求把课程和教学材料现代化。越来越多的来自社会科学学科的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这种现象进一步促进了更加倾向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第二代学者中，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都发生了范式转变。因而，当代中国研究走出了中国官方的自我描述，开始质疑第一代学者著作中的基本假设。第二代学者拒绝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范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政治在宗派和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他们重视社会力量和不满现象。他们的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央－地方的关系，强调中国政治的空间维度，详细地考察个别省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少数学者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由于许多来自中国的新统计材料，经济研究得到了新的关注。但是，许多受到第一代学者启发的第二代学者继续坚持系统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话语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描述现实事件的发生过程。一些经济学家还对中苏或中印比较研究产生了兴趣。其他一些学者关注的是具体部门，例如农业和粮食生产。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欧洲学者加大了对中国科学技术以及技术转让和获取的研究。同第一代学者的研究相反，第二代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获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讨论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对中国国防机构和国防能力的新兴趣。已故的杰拉德·西格的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但他从未学习过中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并非第二代学者的典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一些著作似乎是专门评价所使用的不同方法，讨论数据的可靠性和有用性以及使用它们的方式。到80年代末，这种对学术研究理论框架和经验基础的关注得到了强化，并持续到90年代。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欧洲的许多第二代中国研究学者重新关注社会抗议和异议运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1989年苏联阵营瓦解之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3.第三代学者

　　欧洲的第三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从更为严格的方法论训练中受益匪浅。他们全都接受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论课程，例如田野调查和访谈技巧。其中许多学者都曾前往中国进行过研究旅行，同时又前往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研究中心进行更长期的访问。

　　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主题有所变化，但从规模上来看还谈不上范式上的变革。第三代学者并不是特别关注宏观经济问题，也不再关心以前所重视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相反，他们开始研究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等较为具体的问题。这些主题还包含干部管理、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腐败以及各级和各部门政治机构的运作。其他的新主题是民族、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海外华人的认同。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土地问题及其相关政策以及城乡移民和互动，并且再次关注国家－商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工人之间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最后，在欧洲的商学院中，那些具有中国研究背景的学者发表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著作。

　　当然，第二代学者仍然活跃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之中。有些学者继续研究他们原来关心的主题，有些学者则关注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主题包括中央－地方的关系、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制度改革、人口政策和人口统计以及中国与西欧的关系。

　　4.大西洋两岸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研究的主题和议程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美国的中国研究关注中国制度的权威主义——如果不是极权主义的话——方面，而欧洲的中国研究则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持较为同情的看法。多年来，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研究上一直表现出趋同的趋势。因此，20世纪90年代，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像美国的同行一样，欧洲的学者也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趋势，开始更多地研究公民、社会团体、私营企业主和其他的非政府发展形式。然而，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从未拒斥过如下观点：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外，中国的经济一直稳步发展，而且政治制度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大概会持续下去。欧洲学者的这种认识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强烈，并且带来新的研究议程。不过，这种新的研究议程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运作而不是预测它何时会崩溃。欧盟－中国学术网等重要的行动也是基于如下假设：中国不会崩溃，并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拥有不同的关注点，并且更关心“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中国的威胁”、“中国的治理危机”等等。

　　在外交政策领域，我们还会看到美国和欧洲学者在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时所存在的细微差别。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行为，欧洲人往往强调其俾斯麦主义而不是威廉主义的方面。在欧盟和美国关于是否解除1989年后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的争论中，这种差别就是核心之所在。

　　总而言之，对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回顾表明，大西洋两岸正在出现一场有趣的争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在特殊的地区和领域中是如何运作的；中国普通百姓如何参与基层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持对权力体系中某些特选人群的控制；等等。在外交政策领域，越来越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修正主义中国开始改变世界权力均衡的前景。

　　七、结语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汉学的自然产物。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汉学几乎完全由古典的学术追求主导，并不接受现当代中国研究。结果，满足公众对当代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就留给了那些未受过语言训练的记者、外交官和社会科学家们。只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主要的大学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接受现当代中国研究。到目前为止，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不过，与美国不同，欧洲的大多数当代中国研究仍然包含在地区研究体系之中，通常是东亚研究系或研究所的分支。这似乎是一种常见的西欧模式。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研究只能缓慢地立足于各门学科内部，尽管欧洲许多比较知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能够把熟练的语言技能同适当的社会科学训练结合在一起。为了真正地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欧洲的大学必须向美国学习，使中国研究摆脱地区研究的束缚。所幸这种状况已经出现在欧洲的许多商学院之中，但愿各门社会科学不久会起而效仿。

　　就像20年前一样，欧洲的中国研究集中在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北欧国家。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是研究环境不仅分散，而且规模很小，只有一两位研究人员，也没有相关的研究项目。通过发起成立欧盟－中国学术网，欧盟委员会主动地把分散的研究机构和个人联合起来。然而，这并不必然会提高研究的质量，因而也不必然会增强欧洲中国研究相对于美国中国研究的竞争力。因此，欧盟需要通过启动重大的研究项目和帮助招聘新一代的学者来推动当代中国研究。这也可以使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摆脱较小的国家研究资助体系的束缚。许多中国研究继续使用欧洲各国的语言，造成了一种狭隘的乡土观念，而欧洲各国的研究资助体系则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目前，第二代学者仍然主导着欧洲的中国研究领域，并且第三代学者不过是缓慢地进行接管。新的第四代学者只显现出模糊的身影，除此之外还很难看到什么。

　　近年来，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发展得相当快，成立了新的院系和研究中心，设立了许多新的教席，并且获得了相当多的外部资助。显然，中国研究已经从古典研究演变成当代研究。随着第三代学者巩固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这一点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总之，可以说当代中国研究终于突破了障碍，目前已经处于一种健康而又坚实的状态。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