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2—24日，世界发展经济学会以“经济全球化下的贫富分化与失稳”为主题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来自中国、印度、南非、阿根廷、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三十余名学者出席会议。

　　世界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

　　美国学者杨·克雷格（Jan Kregel）认为，在生产、投资、设计和供应链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金融创新”和各种剥削形式也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周期性波动对边缘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往往不是一般性账户，而是资本账户，以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生产结构”，被全球资本流动造成的“不平衡金融结构”所取代。克雷格指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原材料依赖和贸易条款，而是由发达国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金融结构失衡。因此，一旦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发展中国家货币极易大幅贬值，给就业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影响。

　　印度尼赫鲁大学C.P. 钱德拉塞卡尔（C.P. Chandrasekhar）教授指出，随着政府借贷逐步受限，独立于财政体系的货币政策成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优先选择，向私营部门放贷成为刺激需求的主要手段，从而债务支撑的私人消费往往会取代高管制经济体中的公共支出，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关键因素。“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为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性，维持信贷扩张和私人债务支出，但这种扩张只有在金融部门低于某个风险临界点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而监管模式从结构管控（structural regulation）转为以会计标准、披露准则、“资本胜任力”为核心的市场中介管控（market mediated regulation），使市场主体能够更加不受约束地参与投机套利，增强了金融部门的风险。

　　北方国家资本流出和金融改革

　　阿根廷中央银行高级顾问阿图罗·奥康恩（Arturo O’Connel）指出，国际货币和金融系统有私有化趋势，尽管外汇储备日益集中在公共机构中，这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但跨境金融中的私人金融居于主要地位，成为世界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金融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他认为，与国内金融相比，跨境金融具有更强的不稳定性。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跨境金融的规模与其经济体规模相关，跨境金融规模越大，经济不稳定性越强。如果不对资本流入进行管理，那么一国的货币政策难以保持独立。奥康恩以欧洲的银行为例指出，从资本流出主体来看，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等）最大的银行的资产与其GDP的比例要高于美国，欧元区中心国家的资本流出到欧元区以外的市场国家，对金融全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马里奥·托维罗纳齐（Mario Tonveronachi）教授指出，欧元区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需要所有市场主体在进行风险定价和流动性管理时，使用相同的收益曲线。但欧元区的财政主权意味着19个国家有19条不同的收益曲线。因此，欧元区实现的只是金融聚合（financial convergence），而非拥有统一金融市场的金融融合（financial integration）。正如最近的主权债务危机所显示的，金融聚合是很脆弱的。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通常是主权国家的债务共担，但他建议可以对欧洲央行的业务操作进行改革，而不需要改变已有的协议。具体而言，欧洲央行可以发行债务凭证，同时可以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主权国家债务来匹配这种债务发行。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管理流动性，而非直接处理主权国家债务问题。

　　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尼古拉斯·庞斯-维农（Nicolas Pons-Vignon）教授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起，南非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逐步金融化，金融占GDP的比例上升到23%，超过40%的人口从事金融行业。金融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和投机，同时加剧了工资内部的不平等。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保护了原有社会精英的利益，将少数通过矿产和金融业致富的新贵纳入精英群体，同时引诱其他群体如黑人中产阶级加入其中，分化这些群体，使其相互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