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超过一个欧洲大国的流动人口现实之忧,能不能为全国统筹的改革落地打好基础,能不能为“最后一公里”扫清障碍,能不能通过简政放权简化异地结转的手续,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应对,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断攻城拔寨

　　有位吉林农民工,在河北秦皇岛干了10年,后又到北京打工,却发现养老保险很难接续,而且将来领取养老金时还得把河北与北京的养老保险转至吉林;哈尔滨的老两口来深圳与子女同住,看病却不能在深圳的医院刷医保卡,只能用现金,再回哈尔滨原单位申请报销,为此老人在两地几乎“跑断腿”……媒体上披露的这些事,读来总让人一声叹息。

　　近日召开的“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信息,更让人心情复杂。据透露,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约有1亿左右,其中九成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说,像上面提到的因“异地养老看病”而发愁的人,绝非少数,而是规模相当庞大,比欧洲人口大国德国还多出近2000万。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由流动”被视为一种进步表现。可以想见,这个趋势非但不会消失,甚至还可能扩大。

　　正因此,能否自由地立足、幸福地安定,异地保障就成为必须跨越的门槛。其中,养老与医保这两个关乎生老病死的大问题,更现实而急迫地横亘眼前,对现有养老医保体系提出严峻挑战。

　　或许有人不解:既然银行早就实现了全国联网结算,养老医保怎么就不能联网漫游呢?既然京津冀的手机用户都能取消漫游费,异地医保就不能更简便易行吗?其实,人口流动带来的难题,远比资金流动的技术问题复杂。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趋势未变,使得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差异拉大,加剧了不同地区养老医保负担的不均衡。单就“养老”来看,2014年,河北、黑龙江、宁夏三省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出现收支不平衡,不得不动用历史结余的基金。地方发展的压力,让制度的阻隔有了更多现实利益的考量,却令跨省打工的人们成为飘荡的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