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驳斥米尔柏格和萨克斯解决住宅问题的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与权宜之计的同时,晚年恩格斯以实质正义理路超越了永恒公平原则,从中形成的住宅理论超越了各种乌托邦设计与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确认了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前提,彰显了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命运的宏愿。回到晚年恩格斯住宅理论的必要性在于澄明如何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公众利益,进一步探究如何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实质正义原则,这也是我们在当前解决中国住宅领域的复杂问题时应当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思路审视当时社会发展走势,以此批判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住宅理论,恩格斯的思路是具有合理性根据的,而在新的条件下灵活运用恩格斯的住宅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恩格斯;住宅问题;政治经济学;解决;批判;蒲鲁东;实质正义;住宅理论;政治哲学;观念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臧峰宇(1978—),男,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摘要:《论住宅问题》是晚年恩格斯运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撰写的一部极富现实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在驳斥米尔柏格和萨克斯解决住宅问题的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与权宜之计的同时,晚年恩格斯以实质正义理路超越了永恒公平原则,从中形成的住宅理论超越了各种乌托邦设计与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确认了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前提,彰显了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命运的宏愿。回到晚年恩格斯住宅理论的必要性在于澄明如何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公众利益,进一步探究如何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实质正义原则,这也是我们在当前解决中国住宅领域的复杂问题时应当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尽可能满足人们的住宅需求以及人们对实现住宅公平正义的理想愿望,同时确认我们时代需要的政治哲学理念。
关键词:实质正义;晚年恩格斯;住宅理论;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
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们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准,也是在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但公平正义的理想能否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进而是否应当坚守公平正义原则以及如何坚守这种原则,始终是考量政治哲学家的实践智慧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在政治哲学史上探究正义问题的理论文本汗牛充栋,各种理论模型和理想设计愈益精致,但“永恒公平”(Fiat justitia)的理想原则似乎在人们对其改变现实社会公正状况之乏力的质疑中被束之高阁。因而,鲜有现代思想家不重视公平正义原则的现实境遇,在不同程度上以实质正义的现实理路替代永恒公平的乌托邦论调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常见之举。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在晚年恩格斯的历史文献中时,恰可直面他在论战中对永恒公平的驳斥,这些话语穿透了公平正义的非现实性,体现了实质正义原则,至今不乏启示意义。
一、“永恒公平”,还是实质正义?
与马克思一样,晚年恩格斯没有系统阐述政治哲学的理论文本,他的正义观念是在论战中得到清晰表述的。面对将公平正义原则视为自然公理的非现实性论说,晚年恩格斯探讨了公平正义原则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最早源自约束人们生产和交换的习惯性规则,后来规则形成了法律,进而形成了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权力机关。当法律通过立法来发展的时候,似乎就不是以经济生产为根据,“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后来新的社会分工产生了法学家群体,法学家将法的体系中多少相似的东西称为自然法,“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当公平进入永恒视域,就不再是因时因地考量的尺度,而成为了观念化神圣化的标准[1]211-212。这番论述出自晚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作《论住宅问题》。
这部名著让我们将目光转向140多年前的德国:因获得法国为普法战争失败而支付的几十亿法郎赔款,当时的德国成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工业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工人涌向柏林等大城市,造成了住房短缺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也很常见。为此,埃·萨克斯和阿·米尔柏格分别在《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和《住宅问题》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设想,从中体现的蒲鲁东主义观点遭到恩格斯的质疑。恩格斯分别在《人民国家报》1872年第51-53号、第103-104号以及1873年第2-3号上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稍后在《人民国家报》1872年第86号上对恩格斯的批评加以反驳,恩格斯为此又以《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在《人民国家报》1873年第12-16号上做出了回应。
《人民国家报》在1872年底至1873年初分别将恩格斯的上述三篇文章作为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其中第二篇文章的单行本曾被德国政府列为查禁书籍[2],但这道禁令使该书“销路大增”。三篇文章的合订本于1887年3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恩格斯为此撰写了序言并做了增补和注释,阐明了三篇文章的写作缘由与历史语境。恩格斯的立论基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多数工人已从接受蒲鲁东主义而改为阅读《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学派”的著作,开始“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1]134,从而提高了政治实践的效果。因此,恩格斯的批评主要指向蒲鲁东主义,对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等少数仍然信奉蒲鲁东主义的人们加以警示;同时对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各种思路分别做出批评,这些在他对住宅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中可以获得清晰的理解。恩格斯对住宅问题的精彩阐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住宅理论的特质,即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中分析住宅问题,这较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解释和分析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参见Stephen E. Barton,The Urban Housing Problem: Marxist Theory and Community Organizing,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7: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