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者简介：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在各学科领域都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关于究竟怎样理解这个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哪些理论形态，学界实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观念。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此略加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虽早已普遍流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外国的理论学说，怎么能做到完全“中国化”呢？既然做不到，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看法实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毛泽东的说法偷换了命题。查阅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他的确说过上面这样的话，但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的，而是另有其意。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针对一些现象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①可见这里是针对一些人言不由衷提倡“大众化”等空头口号而言，将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中所讲的这段话移用过来，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推断这个命题如何不能成立，这种偷换命题移花接木式的“归谬法”推断显然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第二，某些论者的这种借题发挥，与其说是为了阐述毛泽东的论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么就必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来：如果全盘“化”过来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由此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这种推论方式的简单武断，另一方面则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与理念，实际上与“全盘西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再回到毛泽东本身的立场上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看法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看，他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是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他一再阐述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④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些阐述，是偏重从实践论的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从实践过程来看，还应落到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待。从这个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就是这样的理论成果，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理解，可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这个“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也不是像盐和糖溶进水里那样无形地被“化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化”，就像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把太阳巨大无限的能量转化成为我们的现实资源，用以解决现实问题，满足我们的现实发展要求一样。这个转化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20世纪初以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许多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都曾致力于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这种译介传播更是不断得到普及。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过程，即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过程。三是在上述实践探索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显然还远没有结束，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⑤，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将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的过程。

　　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来看，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阐释，使其转化成为中国语境中的理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实践探索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归入其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如果仅限于此，显然又是不够的。倘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一种全民普遍性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追求，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个别行为，那么就应当说，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就是多样性的，所形成的具体理论(话语)形态及其意义也是多样性的，值得进一步区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