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联解体和苏联剧变是两个概念，剧变是因为党的问题，而解体是因为民族问题。苏联民族问题是苏共、苏军、苏联分裂的主要原因。苏联民族问题的根源是民族自决的思想和民族自治的制度。民族自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联邦制。

　　关 键 词：苏联解体；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联邦制

　　作者简介：韩克敌，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苏联解体，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1991年12月25日，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争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土崩瓦解，在其废墟上诞生了15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果原因搞不清楚，也就谈不上反思历史、吸取教训。中外很多学者都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个因素，而是各种合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样的判断虽然合理，但是，在分析重大事件的时候，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追根溯源，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而不仅仅只是重要原因之一①。苏联民族问题的根源是苏共的民族自决思想和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民族自治制度(包括民族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专区等具体表现形式)，民族自治制度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联邦制。

　　一、问题的缘起：解体和剧变、苏联和苏共

　　探讨苏联解体，首先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苏联国家的解体，一个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不能把两个概念混淆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是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苏联解体，则体现为15个新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解体和剧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剧变并不必然导致解体。苏共的问题，又分为两个层面，变质和分裂。而两者往往大多数时候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在反思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层面去思考问题。认为苏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就把剧变和解体两个问题混淆了。

　　很多文章都谈到，苏共是维系苏联的唯一纽带，苏共垮台了，苏联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得出结论，苏共垮台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质疑，为什么维系苏联的纽带只有苏共？为什么苏共是唯一的纽带？维持一个国家的其他纽带哪里去了？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它还应该有共同的历史归属感，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共同的情感心理，强烈的国家认同，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强大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这些苏联为什么没有？苏联为什么这么脆弱，脆弱到只能靠苏共这一条纽带来维系？

　　苏共垮台必然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但并不必然导致苏联国家解体，苏联解体不是苏共垮台造成的。说苏联解体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是因为苏共的原因，是不确切的。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苏共领导层贪污腐化的问题，苏共党群关系的问题，苏共个别领导人的问题，“斯大林体制”的问题，苏共的经济政策的问题，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等等，都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危机的问题，是导致苏共变化或变质的问题，而不是导致苏共分裂的主要问题，更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国家的解体缘于民族问题。当然，如果说苏联解体间接地是因为苏共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这种表述应该是基本准确的。

　　二、民族问题对苏联国家体制(苏联国家、苏共、苏军)的侵蚀

　　民族问题，对苏联的国家统一，对苏联共产党，对苏联武装力量，构成了最严重的毁灭性的冲击。民族问题也是外部势力对苏联内部事务施加影响的最有效的工具。

　　苏联解体，表现为15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独立宣告了苏联事实上的消亡。没有民族共和国的独立，就不会有苏联解体。

　　众所周知，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苏联时期的公民往往自豪于祖国疆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苏联的联邦制，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这是一个畸形的联邦国家。苏维埃联盟包括以民族身份划分的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再加上各种在非民族地区(俄罗斯族占多数)设立的边疆区、州、直辖市，这样复杂的行政区划制度，世界罕见，也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难度。

　　而且，其中有一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从经济规模上看，都比其他14个共和国加到一起还要大得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面积占苏联领土的3/4和人口的1/2以上，就联邦结构来说，明显不成比例。

　　在这一点上，苏联以外的人看得更清楚。“实际上，(如果你)建立起一个国家结构，(这个国家结构)包含一个特别大的单元和几个小得多的单元，将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比现存的那些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都要大得多。(美国)罗得岛同阿拉斯加的面积不可同日而语，阿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也相形见绌，但是，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差距的程度比起来，这些差异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只有一个州，而所有东部各州保持其现有的边界，这将导致(美国)联邦体制运作将会有多么困难。而苏联的情况(比美国这种假想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③

　　在苏联的政治体系中，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异类。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这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是唯一的。但是，俄罗斯联邦却又有自己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这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类似。然而，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各个州和边疆区委都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情况下，俄罗斯部长会议几乎是无事可做，成为一个空架子。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州则不可能绕开共和国部长会议，直接和联盟中央发生关系。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和国一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内务部、科学院，也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和广播站，而这些其他共和国都有。甚至在联合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都有自己的席位，而俄罗斯却没有。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却是最名不副实的也是最没有权力的共和国。但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

　　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波罗的海三国最先扛起自治、独立的大旗，然后是其他民族共和国纷纷跟进。这反过来刺激了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人的主权意识也不断高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宣言》。紧接着乌兹别克斯坦(6月20日)、摩尔多瓦(6月23日)、乌克兰(7月16日)、白俄罗斯(7月27)纷纷跟进效仿。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俄罗斯和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将矛头对准他们共同的敌人和压迫者——苏维埃联盟。

　　现在看来，苏维埃制度在一度恢复了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也限制了它的利益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两个并不相同的意识的诞生：俄罗斯意识和苏联意识。而在帝俄时代(1917年以前)，俄罗斯意识和帝国意识几乎是重合的。1991年的苏联和俄罗斯，就像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自己在和自己搏斗。

　　民族问题不仅侵蚀了苏联国家，也侵蚀了苏共。苏共的民族化是苏共最后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因意识形态领域和改革方向的分歧而导致的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苏共纲领派”等等。二是苏共的民族化和地方化(联邦化)。在苏联，联邦化的实质就是民族化，苏式联邦制是苏共民族理论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形式。

　　随着“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突然宽松的舆论氛围，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对经济的讨论变成了对政治的关注，对改革的热情变成了对独立的向往，民族主义开始狂飙突进。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都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不凸显民族性，就不可能得到本地群众的支持；而如果强调民族性，很明显，苏联共产党就不可能保持统一。到1990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开始是在波罗的海三国，后来蔓延到南高加索三国，最后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群众指责共和国的共产党不是本民族组织而只是苏共支部，不是为当地服务而是为莫斯科服务。为此，许多共产党人极力要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阐明自己的民族立场，极力和莫斯科拉开距离。这成为一种时尚。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可以看成是苏共民族化的一个典型事件④。“阿拉木图事件”反映了哈萨克民众对“干部民族化”原则的捍卫。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哈萨克人看来，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已经不是苏共地方支部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而是哈萨克共产党人和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1989年6月22日，苏共中央撤销了对俄罗斯人科尔宾的任命，选择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哈萨克人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盖达尔明确指出，人选的改变表明“苏共中央显现了衰落的最初征兆”⑤。这不是在选干部，而是在搞平衡。

　　随着加盟共和国独立呼声日趋高涨，一方面是俄罗斯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民族平等”的思想宣传又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在立陶宛危机期间(1990年)，一位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就表示，“没有一个族际的政治局是绝对不行的，对国家的联盟制管理同样必须是一个由全体15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组成的族际的政府，而不能只是由俄罗斯联邦一家来包办。否则便会导致党和国家的解体，对此要承担责任的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不是立陶宛人。”⑥

　　从1989年12月19日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独立到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实际上完成了苏共的民族化。可以说，到此时，苏共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1988年8月17日，苏共中央公布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纲领提出：必须改革联邦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全联盟的权利之间建立最佳关系。但是纲领认为：联邦制的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原则上是不能采纳的。但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后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新的政治局，还是在实际上，把联邦制引入到党内。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民族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进入了政治局，而苏联的中央强力部门的领导，如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还有苏共中央各部部长，均未进入政治局。苏共二十八大政治局明显的民族化和地方化，变成了一个诸侯理事会，失去了对全苏局势的驾驭能力，它没有平息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

　　苏共二十八大政治局可以和下表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选举的政治局委员比较。二十七大后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不仅人数要少得多，而且几乎都是联盟和苏共中央官员，这保证了最基本的行政效率和中央威信。

　　从苏联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外，苏共党员的民族意识是苏共思想分裂、组织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各共和国共产党都从本民族本地区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全党和全国性的问题，阶级的观念、全党一致的观念、国家的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新成立的各种“民主派”组织基本都是以民族或地区为标志的，成员局限于一个共和国甚至更小的区域内(例如，乌克兰的“鲁赫”、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等)，没有出现横跨几个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更不用说全苏性的政治组织了。没有一个全国性质的政党，哪来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苏共内部，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主要矛盾是“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的矛盾。双方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但是，民族主义势力利用了这种局势，异军突起。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民主派”还是“保守派”，最后，统统被民族主义思潮所征服。

　　民族问题也是造成苏联武装部队土崩瓦解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苏军是苏联社会的缩影，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必然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长期以来，在苏军中，各民族士兵的相处远非和睦。地位最低的是来自中亚地区的士兵，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俄语也不好，很多人受到伊斯兰教或多或少的影响。其次是外高加索士兵，再次是波罗的海和摩尔达维亚士兵，而俄罗斯族士兵则位于金字塔的顶层。一些高技术兵种，如空军、海军、战略火箭军，基本以俄罗斯士兵为主。而工程兵、步兵中少数民族士兵占的比例较高。为避免受到歧视和伤害，士兵以民族为单位抱团的现象非常普遍。苏军军官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其中乌克兰人所占比例约为1/3⑦。而非俄罗斯族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比例是很小的。

　　苏联后期，由于斯拉夫人出生率的下降，来自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士兵越来越多，致使军队中民族问题愈演愈烈。如果说，在苏联的大部分时期，各个民族士兵的冲突和不睦充其量是纪律问题、管理问题，最多是刑事问题，那么到了苏联后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蔓延强化了这一现象，并使以往简单的打打闹闹、拉帮结派有了政治色彩，开始有了政治诉求。这是性质的改变，最终导致军队的分裂。尤其是在士兵之间，因为普通士兵更易受到民族情绪和宗教意识的侵蚀。

　　民族问题对军队的侵蚀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拒绝和抵制苏军的进驻和军人复员，这在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和南高加索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经历了一次大裁军和大换防的过程。因为苏联1988年12月单方面宣布裁军50万，接着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同时德国统一、华约解体也迫使苏联撤回大量东欧驻军。苏联80年代末90年代初裁军和换防涉及的军队人数当在百万以上。各民族共和国对为军人提供住房，给军人家属安排工作，让军人子弟入学，移防新的部队都持排斥态度。这其中有经济因素，毕竟当时苏联整个经济都不景气。但在各民族共和国，民族情绪是主要的。各共和国主要是担心军人及家属的到来将改变当地的民族成分，成为莫斯科的工具，不会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

　　二是起于波罗的海三国后蔓延至全国的拒服兵役运动。“当一个帝国的军队不能有效地征募新兵时，帝国政权本身也就危险了。”⑧与拒服兵役相联系，掀起了在本地服役的要求。而苏军的传统，是异地服役。1989年夏天，格鲁吉亚政府要求格鲁吉亚士兵只能在欧洲地区服役。12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爱沙尼亚士兵只能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役。1990年2月，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可自行选择服兵役的办法。同年3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免除了立陶宛公民服兵役的义务，并宣布苏联1967年兵役法不再适用于立陶宛。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4个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它们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的最后几年中，征兵一直是一个让军方敏感和焦虑的问题。几乎每年都无法征集到足够的新兵，导致苏军大多数部队都不满编。

　　第三个挑战来自各民族共和国相继组建独立的武装组织。从1989到1991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和南高加索地区、乌克兰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军事组织或准军事组织。1990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的主权宣言，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建立民族军队。1991年1月21日，拉脱维亚国会通过决议，建立一支特殊的防卫力量，由拒服苏联兵役者组成。到1990年年底，几乎所有的民族共和国都成立了本民族军事组织，这些军事组织很多是地方上民族冲突的产物，也是中央国家机器脆弱的表现。当然，很多这样的民族军事组织最初还非常弱小，但种子一旦播下，它总是要发芽成长的。在1990年1月的“巴库事件”中，国防部长亚佐夫估计和苏军对抗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战斗队员有4万人。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有自己的国防委员会、参谋部。其参谋长努拉丁·阿卜杜拉耶夫自豪地表示：“我们的队伍里有十万民兵战士，他们有的在巴库，有的分散在共和国各居民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卫队从一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我们完全有能力予以反击，或者使用必要的手段。”⑨

　　针对地方民族军事组织对国家武装力量日益严重的挑战，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颁布一项法令，要求所有的非法武装团体在15天内解散，武器由内务部收缴，如不执行命令，内务部队将强制解除其武装。总参谋部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配合地方政府执行这一法令。但是，亚美尼亚议会立即否决了戈尔巴乔夫的法令。事实上，最后也没有一个民族共和国执行该法令。

　　八一九事件后，一大批高层军官被撤换，军队加速瓦解。军区、舰队和集团军的电报雪片般地飞来，要求解决地方抢劫武器和夺取军事装备的问题。各共和国都力图将军队民族化、地方化。国防部向各地派出了无数的工作组，但都无济于事。

　　当然，直到苏联解体，民族军事组织还只处于初始阶段，人数不多，也没有严格的训练。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苏军的冲击很大，严重影响了苏军的士气，造成各民族官兵之间的隔阂。苏联解体后，很多民族军事组织的领导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各个新独立国家国防军的骨干。例如原苏军少将、“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杜达耶夫，就成为了车臣共和国的总统。军队分裂的过程，也是国家崩溃的过程。

　　兄弟阋于墙，而外侮临之。苏联内部的民族问题，自然成为外来力量干预的天然抓手。

　　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1987～1991)主张，利用苏联宪法对于加盟共和国外交权明确的规定，光明正大地与各个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进行交往，不用畏首畏尾。在这一点上，美国中情局和国防部持相同的立场。就苏联中央和民族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布热津斯基曾建议，美国应该实行一种双重的政策，就像在台湾做的一样。一方面，同莫斯科的苏联中央政府保持正常和正式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应采取能够采取的各种措施，扩大同那些正在摆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争取实现真正独立的那些民族共和国的关系的范围。“我们同这些共和国发展关系的目的是增强它们的信心，巩固它们民族单独的身份认同意识，并逐步提高它们的国际地位。”⑩考察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实际上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双轨的渠道。

　　克留奇科夫回忆，曾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科尔比(1973～1975)和特纳(1977～1981)在1990～1991年访问苏联时，注意的中心就是民族问题和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11)。

　　对于1991年苏联内部的事件，美国政府明确界定是双重性质的革命：反共产主义的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12)。美国这一时期的对苏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两个目标：让苏联的非共产主义不可逆转；让苏联的解体不可逆转。前者和“剧变”有关，后者和“解体”相联。

　　外部力量主要是通过四种方式对苏联施加影响：制造和挑拨民族问题、贬低和妖魔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军备竞赛、经济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其中第一个对联盟的整体性构成最大威胁。政治上，外部力量以非俄罗斯族为战略重点。在活动地域上，外部力量从事分离苏联的活动目标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

　　1990年3月，当苏联中央宣布对立陶宛实施总统治理时，美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将此和两国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要求苏联中央与分离运动进行谈判。4月，苏联中央开始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美国马上将美苏新的贸易协定作为施压的武器。1991年1月，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流血冲突后，美国宣布推迟原定于2月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欧洲议会也中止了欧共体对苏联10亿美元的紧急食品援助计划。八一九事件后，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宣布独立。欧共体于8月24日立即承认。9月2日，布什也宣布美国承认三国。9月11日，布什在白宫特别会见波罗的海三国特使，宣布了美国的援助计划。美国国务卿贝克9月14日特意访问了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11月27日，布什提前在华盛顿宣布，如果在预定于12月1日的全民公决中，乌克兰决定从苏联独立，美国将立即予以承认。结果，正如美国希望的，乌克兰独立了。12月8日的“明斯克协定”签订后，尽管它排除了当时的苏联中央政府和总统戈尔巴乔夫，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质疑其合法性。

　　从苏联解体的过程看，外部力量正是通过一个接一个地迅速承认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断给予这些民族共和国支持和信心，从而瓦解了苏联内部一部分人挽救苏联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