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价值和剩余价值运动的经济(学)的层面,对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本质规定、具体形式和内在构成,对其在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这种决定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详尽阐释,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性宏观结论在微观层面上获得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的支撑。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够的。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基础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就必须打破学科分割的局面,并切实注重文献学和文本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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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价值和剩余价值运动的经济(学)的层面,对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本质规定、具体形式和内在构成,对其在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这种决定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详尽阐释,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性宏观结论在微观层面上获得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的支撑。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够的。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基础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就必须打破学科分割的局面,并切实注重文献学和文本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 键 词: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资本论
作者简介:王峰明(1966-),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新中国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仅在一个极为广阔的层面上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所触及和探讨,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①,研究的方法日趋科学、合理,对理论内容的把握不断走向深入。面对国外同仁,我们应该有起码的自信,大可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就总体而言,国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宏观层面的框架性建构有余,微观层面的细节性分析不足;逻辑意义上的推论和演绎有余,立足于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实证分析不足;思辨性阐释有余,面向鲜活事例和问题的现实分析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带有以下与生俱来的缺陷。
其一,从对文本的解读来看,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至多是达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程度,尚不足以达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水平。②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没有研究,而是说:我们的研究始终是一种“纯哲学”的,只是停留在哲学的基地上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难以进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学问题中去,难以在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运动的经济(学)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两张皮,彼此分离、相互脱节,体现不出两者水乳交融的内在统一性,更难以体会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之间的本质性关联。
其二,从对问题的把握来看,由于不能实现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的一体化,致使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根本问题,虽然研究得不可谓不用力,但是理解和把握得却总是不到位,讲得不深、谈得也不透。
例如:物质生产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具体体现又是什么?如何看待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力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具体体现又是什么?如何看待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又如:为什么说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确认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说物质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确认物质生产力的动力性地位和作用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依据又是什么?
再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是否是一种抹杀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能动作用的“还原论”或“机械决定论”?如何理解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决定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理解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三,从对文字的翻译来看,与上述两方面的缺陷相联系的是,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难以体现专业水准和素养,甚至有回避问题之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③这段话的原文是:“Die durch die auf allen bisherigen geschichtlichen Stufen vorhandenen Produktionskrfte bedingte und sie wiederum bedingende Verkehrsform ist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④其中的德语词“bedingte”和“bedingende”,在此处均被译为“制约”,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被译为“决定”。对此,中文译者没有作任何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为了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只能讲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而不能反过来说交往形式也决定生产力。这就无法消除从原始文献中引出的种种疑问: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的核心部位是自相矛盾的,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承认生产力的单向度决定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以上种种缺陷的存在,使一些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学术意义上的)极为脆弱,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面对各种非历史唯物主义或反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时候,当置身于具体的历史事变和历史场景的时候,当受困于各种棘手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其思想往往被冲击、搅扰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最终走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认识轨道。例如:有种观点认为,在当代,“一切精神生产活动,不论是生产物质产品(如日常生活用品与工艺品)过程中的精神生产活动,还是单纯形态的精神的生产活动(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先进生产力结构……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统一体”,而且,“这个统一体的无限发展将必然以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为主体”。所以,不能再把“精神生产”和“精神生产力”排除在“社会劳动”和“社会生产力”之外了,“真正的创造历史的”是“人类脑力活动”即“精神生产”和“文化生产”,而不是“物质生产”。⑤照此逻辑,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岂不成了同一层次的范畴?唯物史观岂不成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共同决定论?显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而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消解、背弃和否定。
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对既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和总结,寻找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的方法和路径。本文的思路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和切实加强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以此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基础,使宏观层面的阐释和结论获得微观层面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的支撑,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