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三十年的清史学界,随着一个个新鲜话题的讨论,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之不断地被引向深入。撷其要略,可析之为四:一是经济史领域经历了由"资本主义萌芽"到"现代化市场经济",再到"过密化"、"江南道路"、"江南早期工业化"诸研究范式的转换;二是社会史及文化史领域高举"新史学"的旗帜,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又引进了"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等西方理论;三是"新清史"在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衍化出"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概念和理论,引发学界对清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以及边疆民族理论的聚焦;四是政治史研究经历了由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一切经济行为纳入政治史的视野,成为政治史在新世纪走出低谷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清史研究； 范式转换； 新史学； 新清史； 政治史热点；

　　【作者单位】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项目“十八世纪的经世官僚与政府行政”(项目编号10XNL013)的中期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话题及论议亦呈不断出新的局面。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承载着由古及今的厚重历史,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多自清朝演化、延伸而来,以故,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 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研读。社会需求历来都是学术发展的源动力, 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更是将历史研究推向纵深的杠杆。近年, 各种综述性的文章及专著屡见问世,作者按照自己对研究脉络的理解进行了见仁见智的评述, 若要得其所论主旨, 以拙笔之力实难求全求当, 所以这里只能就研究过程中的某些节点撮其要者概而论之, 点滴之见, 难免管中窥豹。

　　一 范式转换:经济史研究的演进路径

　　在清史研究领域, 经济史曾经是一块重要的前沿阵地, 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挥着引领全局的作用, 其中的某些聚焦点至今仍为学界以质之原委而乐道。对此, 我们不妨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 经济史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形成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等概念一统天下的理论分析体系, 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及其相关命题大多涉及到这些理论或概念, 其中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尤其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据江太新统计, 自1957-1983年, 学界先后出版了4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或称讨论集) , 收录论文96篇1, 这足以说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及其研究凝聚了几代学者的信念与心血。而且, 由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化”等相关问题的大讨论, 故李伯重将“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称之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2。

　　尽管如此, 但是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 反而认识分歧越来越大。从表面上看, 80年代以后, 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关注热度已经趋于冷却, 其原因除了新一代学人的研究旨趣及志向的转变外, 更多的还是基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自身的理论缺陷。但事实上, 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形态, 所牵涉到的诸多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以及方式, 在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命题, 而以往的讨论也以各种形式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数与借鉴论题以及方法论等等。诸如, 20世纪中期, 傅衣凌在对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的研究中, 选择东南沿海及江南地区, 从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特定的农村经济社区研究入手, 仿效“地志学”进行田野调查, “以民俗乡例证史, 以实物碑刻证史, 以民间文献 (契约文书) 证史”3, 开辟出一条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的治史之路。可以说, 傅衣凌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完成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构建。在这个范式中, 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概念与理论都被囊括其中,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统鲜明的学派。80年代后, 其研究风格在杨国桢、李伯重、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等人的学术成就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而且, 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 也以方行、魏金玉、李文治、经君健等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构、封建土地关系、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等理论的深入探讨而承续着, 方行《不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4一文, 更是有针对性地表明了对这一理论继续探索的志向。

　　但不可否认的是, 自80年代起, 随着史学研究的方法和主题日趋向多元方向发展, 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也到了转换的时候, 其标志性的动向就是吴承明“弃资本主义萌芽”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他说:“资本主义是可以逾越的, 市场经济却不能逾越, 越过了, 还得补课。马克思说过卡夫丁峡谷, 中国实际上就没有资本主义时代, 我们把它越过了。因此, 我想提出, 在历史研究上, 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 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 不如叫近代化萌芽, 即市场经济的萌芽。”5

　　很显然, 市场经济与构成资本主义萌芽总体概念中的商品经济、雇佣关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其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由此不难看出, 吴承明的市场经济学说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等理论的反思基础上, 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视点和更宽的领域。他将商品贸易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粮价、物价指数以及国际收支等论题, 都纳入到研究的范畴, 以市场经济学说的“现代化范式”夺得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6。所以, 也可以视为, 吴承明是抓住中国向近代转型时期的若干现代化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寻找它的源头与动因, 是基于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史学功能的诉求。但无论怎样, 这一研究都意味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出现了拐点。

　　90年代初,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及其相关论著问世后, 他的“中国的经验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经验”, 是“依存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式”等观点, 引发学界对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西方舶来理论的再次热议, 多数学者对他所表达的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出发, 以多元标准思考中国社会的研究视角表示认同, 但对他所描述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 (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 即认为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商品化有可能带来农村“过密化”状态加剧的论点提出了质疑7。这从坚守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品化必然导致小农经济质变的理论判断上讲, 质疑的出发点仍是肯定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存在。

　　这一时期, 最引人瞩目的是李伯重的研究。他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英国模式的讨论入手, 通过英国模式和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 得出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的结论。他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及生产力的研究上, 提出“江南道路”及“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概念, 同时回应了“过密化”理论。他指出,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 “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研究。他通过对江南经济主要特点的全面分析, 认为江南早期工业最终不能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原因在于工业结构, 即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 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 难以向重工业转变8。

　　李伯重的这项研究, 被誉为是在与西方史学前沿进行同步互动之时, 注意到了中国的特色, 虽引进新方法却又不刻意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的更新, 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 并且是建立重视自身历史经验和独特价值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等9。用彭慕兰的表述, 就是李伯重的研究是与中国大陆学界本身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范式。这一转换, 无疑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产生典范效应。

　　不难看出, 80年代以后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已经开始注重中国经验,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但同时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方近代化理论的认同和偏爱, 并在社会结构方面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接轨, 甚或直接融入。尽管某些研究已有转轨的迹象, 但问题意识仍未脱离社会经济形态及生产方式的研究轨道, 所涉及到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结构变迁等议题, 仍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大范畴之内, 甚至连研究的地域环境, 也是共同聚焦在东南沿海这一经济发达、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对此, 周东华以“新瓶与陈醋”的比喻质疑现代化市场经济研究的“瓶子里装的东西是否与原来一样”?夏明方则认为, 现今的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潮流, 吴承明等人以“市场经济”假说取代“资本主义化”假说, 就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愈演愈烈的“泛萌芽化”现象一样。

　　这些议论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却不失为学术争鸣中应有的批判意识。即便是享誉很高的“早期工业化”理论, 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即除了江南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是否有适应性?如果没有, 其他地区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里似乎需要解决一个区域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关系问题, 甚至还有范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与对待。

　　循着研究范式的思考, 夏明方还提出, 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 更由于国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迈进, 人们或许将会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又寻找到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10。这一议论表达了学界对经济史研究向生态经济史范式转向的期待。而无论是“现代化市场经济”, 还是“江南道路”与“早期工业化”以及“过密化”等概念或理论框架, 它们都在传递着经济史研究欲摆脱对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等理论的过分依赖, 向多元思维及理论转化的一个时代信息。

　　事实上,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和改革开放带给历史学如何学以致用的反思, 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正朝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国计民生的研究内容伸展11。诸如人口增长与土地等资源的关系, 地租、税收与生活水准, 经济作物的传播与移民, 贸易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变化对经济现象的影响过程等问题, 愈益被学者们关注, 体现了新时代经济史学从社会科学多学科获取理论资源的要求, 是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