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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蒺藜”还是“拒鹊”——金上京遗址出土叉形器考
2019年09月06日 09:03 来源:文博中国 作者:赵里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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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皇城西部一处高等级建筑址进行了发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揭露出了一座平面呈“十”字形的建筑台基及其附属院落,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金属器及日用陶瓷器。在这其中,有三件被定名为“蒺藜”的叉形铁器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分别出土于十字台基的北侧和东南侧,均处于围墙院落中。简报对其描述如下:“蒺藜长条形。T043030③∶5,尖部呈四棱锥状,尾端分出四个短杈,长21.2厘米(图一:2);T042034③∶1,一端呈刀状,另一端呈锥状,分出三个短杈,长32.5厘米(图一:3);T043030②∶5,一端呈刀状,另一端分出五个短杈,长40.2厘米(图一:4)。”以上三件叉形器以T043030②∶5保存较好,其余两件结构较难明确,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前者展开讨论。

  ▲图一 金上京出土叉形器及同类器

  T043030②∶5的柄部呈扁条形,尖尾,首部为四个短杈围绕中心的一个长杈。此类器物以往发现并不多,除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图一:6)藏有一件外,在农安地区偶有出土(图一:5),两者尺寸均在40厘米左右。从其结构来看,发掘者将之定为“蒺藜”是有一定道理的。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中曾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宋代流行的几种蒺藜类兵器:“一曰刺球,四方有锋,中间有蒂,以铁为之;二曰蒺藜,砺之以锋,萃之以毒,以铁为之;三曰茅针,其形如针而稍大,以铁为之;四曰鹅项,其形两曲而上下皆锐,以铁为之;五曰菱角,以铁为菱角;六曰皂角,以铁为皂角。以上六法,皆预先打造,遇欲用则令筌插、撒掷在地。”文中将此六种蒺藜的使用方法分为“筌插”和“撒掷”,有蒂的“刺球”显然归于前者,应具柄部,而“蒺藜”和“菱角”的形象在《武经总要》中有所描绘,均为无柄的团状结构(图二:1~4)。

  ▲图二 蒺藜的古代图像及出土品

  相较而言,金上京出土的叉形器与文献中的“刺球”在结构上较为相似,但从叉形器的出土层位来看,T043030③∶5、T042034③∶1出土于第3层,T043030②∶5出土于第2层。按简报中的描述,第3层属于十字形台基建筑的倒塌堆积,第2层属于废弃堆积,可知叉形器并未安插于当时的活动面;其次,T043030②∶5的柄部长约33厘米,首部长约14厘米,与常见的蒺藜类兵器相比体量过大、柄部过长,不便携带与安插;再次,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辽金时期的蒺藜类兵器基本以四刺团状蒺藜为主(图二:5),在前郭塔虎城、白城城四家子、绥滨奥里米等众多辽金城址中都有大量出土,而带柄蒺藜则十分少见,从这一点来看,若将金上京出土的叉形器归为蒺藜类兵器,则在一个封闭的宫殿遗迹内密集出土三件异形蒺藜这一情境似乎也不合常理。

  2015年度发掘所获遗物基本是以十字形台基建筑所属的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兼有少量日用陶瓷器和金属工具,兵器类遗物很少,按简报所述,除了三件“蒺藜”外,还有一件尖枪头(T042032②∶3)和两件铁镞(T042034②∶2、T042030②∶3),但此“尖枪头”和其中一件“铁镞”(T042030②∶3)的尖部截面均呈方形,似乎定为工具一类更为合适。总的来看,此三件叉形器作为兵器属性的“蒺藜”可能性不大。

  笔者认为,三件叉形器的性质应为《营造法式》中所谓的“五叉拒鹊子”。拒鹊是安插在鸱尾(吻)上的构件,用于防止鸟类在其上筑巢、排便。关于拒鹊的文献不多,以《营造法式》所记最详:“凡用鸱尾,若高三尺以上者,于鸱尾上用铁脚子及铁束子安抢铁。其抢铁之上,施五叉拒鹊子。三尺以下不用。”又“拒鹊子,二十四枚,上作五叉子,每高增一尺,加三枚,各长五寸。每高增一尺,加六分。安拒鹊等石灰,八斤。”

  由于拒鹊的出土材料甚少(或者说难以辨识),我们对其形制与用法的推测主要依据古画中的形象以及鸱尾上对应的痕迹。根据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第11期),唐代的鸱尾背部插有密集的铁针,此即早期的拒鹊;到了宋代,由于鸱尾的变化,拒鹊开始变得可有可无,三五根一束,安装在抢铁上,逐渐变成装饰物,在宋画《荷塘按乐图》((宋)佚名:《荷塘按乐图》,上海博物馆藏)中即见有对拒鹊的描绘(图三);及至明清,拒鹊已经很少见到,且多呈三叉戟状兵器造型,如晋祠的拒鹊,已经完全变为装饰物。

  ▲图三 《荷塘按乐图》中的拒鹊形象

  唐代的拒鹊较好理解,至于宋代的拒鹊,《营造法式》中虽然明确指出其“上作五叉子”,但仍难进行复原。礼失而求诸野,在今天韩国景福宫的部分廊庑梁头上仍见有“五叉”结构的小型拒鹊(图一:1及图四,景福宫始建于14世纪末,复建于19世纪下半叶,在近现代曾受到多次破坏,这些拒鹊多为后期复原),应当就是宋代“五叉拒鹊子”的遗风,此则实例为金上京出土叉形器的性质解读提供了直接证据。金上京叉形器出土于十字形建筑台基附近,这种十字形宫殿建筑在宋元时期较为流行,在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中有所描绘,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即此遗构,两者均设有鸱吻,而金上京2015年发掘的十字台基较摩尼殿更大,等级更高,具备设置鸱吻的条件,将此台基出土的叉形器比定为鸱吻上所设的拒鹊应较为合理。

  ▲图四 韩国景福宫廊庑上的拒鹊

  (作者自摄)

  综上所述,金上京出土的叉形器当即流行于宋代及其同时期的“五叉拒鹊子”,为研究中国古代拒鹊的形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农安县博物馆所藏两件叉形器的尾部还有分叉结构,这很可能与拒鹊的安装方式有关,但尚需更多的考古证据来揭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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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里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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