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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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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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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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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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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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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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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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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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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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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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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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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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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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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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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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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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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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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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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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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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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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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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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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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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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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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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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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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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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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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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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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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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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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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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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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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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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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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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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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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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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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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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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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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的文学
2018年12月03日 15: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利民 字号

内容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借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次轴心时代”。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在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

  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理学诗具有观照的、沉思的、疏离感官的品性,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诗人之诗”争衡。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况且,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意义”。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静观的体验、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如耕读之趣、天伦之乐、山水之美、离别之情,以及政俗美刺、吊古伤怀、感时悯乱、情深思慕之外,理学诗人吟咏“理道”“性情”,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近邻”关系。作为文学的旁门,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

  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而理趣诗是具有“智趣”的诗歌类型。研究理学诗派,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换句话说,必须定位在宽泛的“国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领域上,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哲理性与体验性、感悟性的特点,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理学诗人“以山水通于理道”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如阳春可掬;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

  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隐含着超越的希望,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面对物欲充斥人心、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极高明”的境界。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因此,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

  从“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捕捉”这一现代诗学观念的角度上看,理学诗人的作品自有其“鲜活”的面貌,所谓理学诗的“腐气”,更多的是体制化理学出现后的产物。邵雍的“风月情怀”、周敦颐的“光风霁月”、程颢的“和粹之气”、朱熹的“天地心”都包含着对此岸、人世、自我以及他者的兴趣与善意。那些纯性理诗更是近世化的表现和结果,诚如席勒所言:“在古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自然,是感性的真实,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近代诗人那里,打动我们的是观念。”性理诗与现代艺术在以抽象的语言描述客体的本质方面,在远离具象和直接情感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存诚”“主静”“居敬”等培育道德感的工夫是理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滋养强烈的进取意志和自控力量的源头活水。在人生出处、日常生活等方面,理学诗人主张节制欲念,但并不排斥适度的感情生活与浪漫风神。刘子翚《圣传论·子思》曰:“《中庸》之学未尝灭情也。善养性者,不汨于情,亦不灭情;不流于喜怒哀乐,亦不去喜怒哀乐。非合非离,中即契也。”(刘子翚《屏山集》卷一)理学诗对人的正常生活欲望的肯定与理学的道德尺度之间时或显示出一段距离。峨冠博带的形象、冠冕堂皇的话语,没有能够完全遮蔽理学诗中的真实性情和生香活色。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三“湛若水条”有言:“元丰而后,理学、风雅截然为二,大约多祖击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这种批评言过其实,是拘执之陈言,非通方之笃论。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审美愉悦特质,是建立在以儒、道、佛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和士大夫艺术审美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一代又一代诗人及其作品中所积淀的士大夫审美趣味,自然会在理学诗人的诗歌文本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即便在理学诗人的说理之作中,也不乏“状物态以明理”“写器用之载道”的佳作。

  宋代士大夫谈论理学乃一代风气使然。理学诗的创作也不是理学家的禁脔,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也不乏理学气味。如林同《孝诗》充满理学气味,但其人不入理学门派,不属于“理学诗人”。

  由于理学诗人常常在理学家角色和诗人角色之间自由游移,因此从数量上看,理学诗在理学诗人的作品中占的比例并不显著。李复、刘子翚、朱熹、周行己、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金履祥等人踵武诗坛前贤,流连风景,浅吟低唱,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可归为“诗人之诗”,钱锺书《谈艺录》说:“亦犹邵尧夫能赋‘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程明道能赋‘不辞酒盏十分满,为惜风花一片飞’,又‘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吕洞宾能赋‘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虽皆学道之人,而诗不必专为理语。”朱熹的诗尤其具有一代宗师的风格多样性。

  关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学界过去观照的重点往往在于理学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实,当理学的时代过去以后,人们应该更为客观地观赏理学诗人留下的辉光。就像人们在狂澜汹涌的海上风暴过去以后,看到的是海上日出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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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墓葬出土木质器具研究
2018年02月08日 15:55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9期 作者:聂定 字号
关键词:辽代;墓葬;木质器物

内容摘要:木器是古代使用最广泛的器物之一,且充分体现出中国“天人合一”的崇木思想。辽墓出土木器表现出了前期少后期多、遍及辽统治区域内的各个民族和阶层的特点,体现出了多元文化在辽代木器上碰撞出的非凡火花。

关键词:辽代;墓葬;木质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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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木器是古代使用最广泛的器物之一,且充分体现出中国“天人合一”的崇木思想。辽墓出土木器表现出了前期少后期多、遍及辽统治区域内的各个民族和阶层的特点,体现出了多元文化在辽代木器上碰撞出的非凡火花。

  关键词:辽代;墓葬;木质器物

  中图分类号:K246.1;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017-06

  墓葬是先人留下的最后痕迹,在“事死如生,事亡如存。”[[i]]的观念下,墓主人会努力将时代的记忆带进死后的世界。因此,对于墓葬的研究是探寻历史文化的重要方法。辽代墓葬作为研究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刘未、刘海年、李岱松、林栋等对其形制、分期、文化因素等方面有深入的探讨[[ii]];此外何莲、王春燕、赵运龙等分别对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玉器、琥珀等进行了研究[[iii]]。虽然曹汛、高晶晶等对辽代的棺床小帐和真容偶进行过论述,但至今还未有人系统的对辽代墓葬出土的木器进行研究。而木器是辽代社会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对其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本文将对辽代墓葬出土的木器进行系统探讨。

  一、辽代墓葬木器发现情况

  辽代享国200多年,留下墓葬遗迹众多,随着辽墓考古的发展,不断有木器呈现出来。本文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后辽墓考古资料为依据,共发现有木器出土的墓葬49处(因木质葬具前人已有研究,故不在本文研究之内)。从出土情况来看,辽木器出土的墓葬涉及到契丹、汉等不同民族的各层人物,而且在早、中、晚期都有发现。详细出土信息见表1。

  二、辽墓出土木器类型

  辽代墓葬中出土的木器主要有桌、椅、枕、床榻、案、卧狮、卧龟、凤首雕、狮子、盆架、衣架、镜架、梳、碗、桶等。按其用途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日用品、饮食器、兵器、马具、丧葬用品、娱乐用品、装饰品以及建筑构件。

  墓葬出土的木制品以日用品为主,其中桌的数量最多,桌虽然大小不一,但是形制大致相同。桌面多为长方形、少数为正方形,并且在四周做出框。桌腿为柱形,柱腿与桌面、柱腿之间的横杠与柱腿之间都是用榫卯连接。典型器物为张文藻壁墓中出土的大木桌。其次是椅子,椅面多呈长方形和正方形,椅背多依据人体生理构造而做成倾斜状,各连接处皆运用榫卯,典型器物为北京大兴康庄辽墓出土的木椅。而衣架则种类比较多,其代表有卧虎湾4号墓的长方形衣架,器物涂成橙色,上用黑色画云纹图衣架,还有张文藻壁画墓出土的上部呈三角形衣架,中部为立杆,下为十字型底座。枕以喀喇沁旗上烧锅4号墓出土的两件为代表,呈扁圆状,内部为空,枕中间向下凹。此外还有盆架、镜架、盒、桶、梳、案、箱、榻等出土,详见表2。

表2

  柏木,长方形,方木做出四个边框,前边框两如意云头足,后边框下两个长方形柱足。

  饮食器虽然出土不多,但是保存比较完整能看出当时饮食器具的特点。其中主要有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木碗,为敞口,碗身上面有用刀刻的雕痕,底部为平面。而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碗,则为侈口,碗身为直壁,圏底,质地比较薄。建平西窑村辽墓出土有木箸1只,长达25.6CM,直径达0.5CM-0.8CM,表面雕刻出8条凸弦纹。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有竹筷1只,长达24CM,两边分别为圆形和方形,表面为黑色。此外还有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木质鸡冠壶,其用木料制成两面,外表修饰光滑,造型与其它材质鸡冠壶器相同。

  兵器作为战争的重要工具,一直都是当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辽墓中出土的木质兵器主要为三类。其一是古代远程兵器弓弩的核心弓檠,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木质弓檠,是将硬木削为两部分,再用将其与3个合页组合起来,表面磨光后上色,再画出墨云朵,此物出土时还可以使用。其二是鸣镝,以前主要认为鸣镝多由铁、铜、骨等制成,而在代钦塔拉辽墓出土有21件鸣镝皆为木制,形状为椭圆,上有圆孔四个,尾部形状分为燕尾和三角形两种。而哈喇海沟辽墓出土的鸣镝则为枣核形,同样上有圆孔四个,并且前后对称,剩余长度为2.7CM。最后就是木质的箭杆,哈喇海沟辽墓出土有箭杆若干,基本呈圆形,前粗后细有凹槽,因腐朽折断其它特征不祥,在代钦塔拉辽墓出土鸣镝处也有箭杆出土,亦因腐朽形制难以辨别。

  马具虽然发现的数量比较多但是种类仅限于马鞍和马鞍架。木质马鞍以科尔沁旗道尔其格辽墓出土的马鞍为代表,前后鞍桥高分别为35CM和30CM,有两块鞍桥板块组成,每个鞍桥板上有两个凹槽,可以用来嵌入鞍桥,其吸收唐代马鞍的元素明显。马鞍架以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为代表,由脊、梁、柱和底座组成,各部分通过榫卯连接,其中上半部分为人字形鞍架,下半部分则为梯形,最后加上矩形底座,使整个构架完善稳固,便于放置马鞍。

  丧葬用品主要为用于陪葬的木俑,其不同于放置墓主人骨灰的真容俑,以张世卿壁画墓23件木俑和马直温夫妻墓的11件木俑为代表。这23件木俑有文吏俑、伏虎武士俑、甲胄武士俑、人首蛇身俑,做工细腻,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并且涂有不同的色彩,是辽代木俑中的精品。而马直温夫妇墓里面的11件木俑则为十二生肖俑,全身为文吏形象,头部分别顶生肖,其中缺少狗,因为时间和保存条件原因色彩多已掉,并且出现腐朽痕迹。

  娱乐用品主要有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80枚木围棋子,这八十枚棋子半径均0.8CM、中间厚达0.5CM。其中部分已经残缺。此外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出土木质乐器一把,但是由于腐朽只能判断出为弹奏类乐器,具体为何种乐器已不能研究。

  装饰品以辽耶律羽之墓的鎏金木雕坐狮和辽代庆陵皇族墓葬出土木质装饰品为代表,耶律羽之墓这件装饰品雕刻细腻,做工精美,整体高15.6CM、宽7CM,由坐狮、莲座和插杆三部分组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辽代庆陵皇族墓卧狮长达43CM、宽20.3CM、高19CM,采用整体雕刻法雕成,雕刻细腻,线条清晰,神情栩栩如生,为辽代雕刻的经典,此外在此墓中还有卧龟、凤首雕、浮雕人物像、莲瓣彩绘木饰等精美的装饰品出土。

  建筑构架发现的也比较多,以扎鲁特旗浩特花1号墓出土的建筑构件为代表,其狮子图案木构件现存长、宽、厚分别为为18.4CM、9CM、0.8CM。构件以褐色为底色上面绘制两个玩耍的狮子,造型生动活泼,在狮子上方还绘制出卷云纹,使得整个构架具有极高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此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斗形构件,一种构件为黑色,顶部呈十字形,平面为方形,底部带圆孔,侧面有凹槽,应该为栌斗;另一种同样被涂成黑色,但顶部为一字形,其它的与第一种构造基本相同,应该为散斗;最后一种构件则顶部不存在任何凹槽。

  三、辽墓出土木器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木情结,这种情结与西方喜爱砖石不同,主要来源于中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中国哲学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liii]]”,木生于自然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liv]]”,这与无生命气息的砖石相比,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从辽墓中出土的木器类型从吃住用具到军事、祭祀用具,使用者从平民到贵族,并且涉及到不同民族。由此可以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观同样为辽所继承。

  从辽墓出土木器种类情况可以看出,在辽代前期墓中出土的木质器物主要为马具和兵器,到中后期以后,随葬的木器种类不断增多,除前期已存在之外,日常用具普遍出现,建筑构件不断增多,并且有娱乐用品出土。前期的马具和兵器具有明显草原民族的特点,而当时墓葬中未有木质日用品的出土,说明当时在木质家具等方面发展还有限。但后期辽代统治者有意识的向中原学习,“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将中原的工匠带到辽地,直到辽中后期,随着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断深入,辽朝社会木质器具不断发展,深受各阶层喜爱。

  在出土的众多木器中,有一种比较特殊,就是张世卿壁画墓和马直温夫妻墓出土的随葬木俑,其不同于辽墓中常见的用于盛放死者骨灰的真容俑,而是文吏俑、武士俑、生肖俑,这与隋唐时期墓葬中的陶俑非常相似,再加上墓主人为汉人,说明在唐代亡国后,存于辽地的汉人更多的保留了隋唐的丧葬习俗。但由真人殉葬到俑葬再到纸祭是历史的趋势,因此葬俑的丧葬习俗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这也是辽代墓葬随葬俑的现象很少的原因。

  从木器加工工艺上看,辽墓出土的木器雕工细腻、刀法淳厚、线条清晰、比例协调,其材质多以硬木为材料,以榫卯结构为主体,在榫卯的接口处用符号做出不同的标记,并能根据器物造型,再加上工匠和拥有者对审美的要求,设计出不同种类丰富多样的榫子和卯眼,将横牚、角牙、蜀柱、短柱等与器物的主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形成了纹样、雕刻、打磨、组装、上漆等一整套体系。此外在盒子、桌子、椅子等上面用金、银、铁加以装饰进行包边、镶面等的装饰方法,明显吸取了西亚用金属构件对家具进行加装饰的手法。这也表现出了辽代木器吸取百家之长,将中国古代木器加工工艺不断推向前的历史贡献。

  从出土木器纹饰看,其中的莲花、狮子、四叶海棠花等,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体现出了辽朝社会崇佛思想。从皇族后族到平明百姓都对佛教及其推崇,在太祖“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lv]]”,之后到辽太宗时期“至幽州城中,见大悲菩萨佛像……因立祠木叶山,名菩萨堂。[[lvi]]”在统治者大力宣扬下,全国各京、道寺院众多,各僧人不仅出入于庙宇还登入到庙堂为皇亲贵胄讲经论佛,其中不乏入仕为官者,使得有辽一代佛教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其中的祥云、仙女、如意等具有明显的道教文化因素,其武士俑、生肖俑正如《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十二原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呼将长一尺二寸镇墓五方,五精石镇五方,祖司祖明长一尺二寸安棺后,仰观伏听······安墓道中。[[lvii]]”这些具有道教文化的器物出现,说明辽代虽然崇佛,但是道教思想和文化在辽朝民间传播也很广泛。再加上凤鸟、乌龟等纹饰图案的出现,可以看出辽代兼容并蓄、海纳百创的开放气息。

  辽墓中出土木器较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多辽墓已被盗掘过,而且木制器物容易腐朽,难以保存。从现存有木器出土的辽墓前后变化可以看出,辽代景宗、圣宗时期开始,木质器物种类增多,与此时辽代文化发展、制度不断成熟相印证,表现出中原文化对辽地影响不断增强。综合辽墓中出土木器的种类、加工工艺以及纹饰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木器的使用是在辽吸收中原思想继承唐代文化、对中原工匠及工艺引进的同时,不断吸收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西亚文化和佛教文化,从而使得木器的应用在这种多元文化下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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