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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海遗址生殖崇拜考
2017年12月26日 10:57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8期 作者:常经宇 孙永刚 字号

内容摘要:一、查海遗址特殊类遗存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自1982年被发现以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其进行了7次发掘,比较清楚地揭开了查海遗址的聚落面貌。一)居室葬的生殖崇拜因素以往对居室葬的研究,学者常着眼于兴隆洼遗址M118这个单个案例,进而推论出整个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内涵,认为“兴隆洼居文化室葬的死者是生者崇拜、祭祀的对象”[9],或者直接称为“祖先崇拜”[10]。F39出土的斜腹罐,其一侧为浮雕单体蟾蜍,一侧为浮雕蛇衔蟾蜍,表达了生殖崇拜中男性与女性生殖器的关系,说明了男性在查海先民的生殖观念中已与女性对等。总之,生殖崇拜在查海先民的意识形态里已经占据主导,蛇作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蟾蜍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已成为查海先民主要生殖崇拜对象。

关键词:崇拜;遗址;蟾蜍;查海;生殖器;男性;文化;聚落;居室;女性

作者简介:

(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海遗址的发掘,为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打开了新的视角,特别是“龙形”堆石和居室葬的发现,为探讨史前先民的精神领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在人口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史前时期,蛇作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蟾蜍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已经成为查海先民主要的生殖崇拜对象。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实物上,便是各种类蛇和类蛙的纹饰、器物和遗迹的出现,而其中又以类蛇为主导。可见在查海聚落中,以男女为主体的独立家庭已经存在,而其中男性在家庭和聚落中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关键词: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生殖崇拜;居室葬;龙形堆石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005-04

 

  生殖崇拜,作为曾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初民中普遍盛行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许多民族中屡有发现。人们用类似表象的物体借以象征生殖器,借助祭祀、巫术和祈殖仪式,以期使自身获得旺盛的生育能力。黑格尔说:“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1]弗雷泽认为:“吃饭和生育,是人类在古代的基本需求,如果不首先满足这些需求,人类本身就不能生存。因此,食物和子嗣这两样是人通过巫术仪式所主要追求的目标。”[2]国内对生殖崇拜文化的研究始于闻一多[3]和卫聚贤[4]等,他们从古文字和神化传说等角度分析中国上古时期的生殖崇拜,并取得一定成果。赵国华先生借助大量考古资料,把“产食文化”和“性文化”揉合在一起,提出了生殖崇拜文化论的理论[5]。此外,李锦山先生的《史前生殖崇拜及其信仰》[6]、王炳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早期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7]等,都是史前生殖崇拜的研究论文。对生殖崇拜文化的研究,学者多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的方法,未分析遗物、遗迹与聚落的相关性,以至于研究结果略显偏颇。本文对查海遗址出土的相关遗存进行分析,以期深入研究查海先民的崇拜信仰。

  一、查海遗址特殊类遗存

  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自1982年被发现以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其进行了7次发掘,比较清楚地揭开了查海遗址的聚落面貌。整个遗址为封闭式的围沟聚落,居住址位于围沟内侧,聚落中心为室外墓葬区,室外墓葬区北部摆塑有“龙形”堆石。发掘共清理出房址55座、室外葬10座、居室葬6座,居室葬分别分布于6座房址的内部,其所属房址位于遗址的东南侧及中部[8]。从生殖崇拜的角度讲,查海遗址共有三点引人关注,分别是:“龙形”堆石、居室葬和蛇衔蟾蜍纹斜腹罐,这三例遗存在同时期内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均未发现,含义特殊,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查海遗址共发现6座居室葬,均为竖穴土圹式,开口于室内活动面垫土层下,统一挖凿于基岩层下。墓主均为儿童,葬式为头北足南。墓口部分为经过砸实的硬面,与居住面连成一体,不见明显的打破迹象,表明死者埋入房址后,房址还继续使用。墓葬在房址中的位置较有规律,一种情况为:墓坑紧依房址的一侧穴壁,或与穴壁略有距离,但均大体与穴壁保持平行;另一种情况为:墓坑不与房址穴壁保持平行,一端靠近灶址,一端靠近房址穴壁。

  遗址“中心”墓区的北部堆塑有 “龙形”堆石,为人工在一条横穿遗址中部的基岩脉线上用玄武岩堆摆而成(图1)。“龙头”和“龙身”堆摆石块厚密,尾部堆摆石块较为松散。堆石全长19.7米,头部宽约3.8、厚约2.85米,“龙身”宽约2.2、厚约0.16米,尾部散乱,整体造型呈昂首弓背状。在堆塑南侧的下方清理出墓葬 10座、祭祀坑 3座,祭祀坑内发现有部分猪骨。

  图1 “龙形”堆石

  F39位于遗址北部,是一个平面近圆角方形的半地穴房址。房址凿于生土和基岩内,室内中心设有一个圆形坑式灶。活动面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鹿齿残块等。在灶的东侧发现有一AII式斜腹罐,斜腹罐的下半部浮雕对衬动物造像,一侧浮雕单体蟾蜍,另一侧浮雕蛇衔蟾蜍(图2)。在F23的居住面和F33、F49的填土中也发现有类似的纹样陶片,可见此浮雕纹样并不是查海先民的无意生产,而是有意识的制作。

  图2 蛇衔蟾蜍纹斜腹罐

  二、遗存生殖崇拜分析

  (一)居室葬的生殖崇拜因素

  以往对居室葬的研究,学者常着眼于兴隆洼遗址M118这个单个案例,进而推论出整个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内涵,认为“兴隆洼居文化室葬的死者是生者崇拜、祭祀的对象”[9],或者直接称为“祖先崇拜”[10]。虽然在查海聚落内部出现居室葬,但无论是其所属房址的形制和布局,还是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多寡,均不能体现其特殊性的含义。因此仅靠单一的例子去探讨整个文化的墓葬特征和内涵是不可取的。

  在东南亚和台湾的许多土著民族中,直到上个世纪还存在着居室葬的风习。陈国钧先生曾经对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居室葬进行过详细民族学的调查[11]。在10个土著民族中,除了阿美族和雅美族实行公墓葬以外,其他各族居民死后皆葬在屋内的地下。墓葬大多以石板覆盖或以石块围绕四壁并且多随葬日常生活用品。关于葬于室内原因,泰雅族认为可以得到亡灵的保护,邵族人则认为能防止被野兽撕咬,布农人不愿死者远离家门,希望在身边能予以照顾,但又怕他变鬼害人。对比查海遗址居室葬,无论是埋葬形式还是生活用品的随葬,均与台湾土著居民的居室葬相似,其埋葬原因的主观性应该也是类似:一方面出于亲情,但更可能是一种生殖的祈求,是对后来新生儿的护佑。查海先民之所以对儿童的去世感到不舍,并放将其放入居室内埋葬,应该是与史前时期的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密切相关。据统计,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50%,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1.5%,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4%[12]。生存的残酷与生存竞争的压力使得当时聚落的命运取决于于它的成员的数目,因而每一个成员的死亡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损失,聚落也因此必须竭力吸收新的成员来弥补这一损失。在这种背景下,生殖成为了先民除了基本需求以外最重要的需求,生殖崇拜这一意识形态,可能也由此应运而生。

  (二)蛇衔蟾蜍纹斜腹罐的生殖崇拜元素

  西北民间婚礼中有一个习俗,亲朋好友要给新人送上用小麦粉制作成的造型多样的花馍,这种花馍的造型多以蛇、蛙为主,下面是一只大蟾蜍,周围是盘着高昂蛇头的蛇身,上面再配以鸟、鱼、花等。至今西北乡间每到惊蛰蛇蛙复活之时,青年男女郊游踏春祭祀蛇蛙,凡遇蛇蛙者便认为能交生育好运。今天水地区农村塑送子娘娘神像时,一般要在其肚内放置用泥捏的蛇蛙。当地人在求子时,伸手到神像肚内抓泥塑,如果抓到泥蛇,就认为能生男孩,如果抓泥蛙,就认为能生女娃[13]。从民俗的角度看,蛇与娃与人的繁衍息息相关,并且与性别有密切的关系。台湾高山族的神话有云:“昔有二灵蛇,所产之卵中生出人类。”[14]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许多在神话和民间传奇中代表性器的动物在梦中也有同样的意思:如鱼、蜗牛、猫、鼠表示阴毛,而男性性器最重要的象征则是蛇。”[15]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的性爱》中记载了他收集的一则远古某氏族的重要传说:“氏族的酋长常袭击和侵犯部落里的妇女,而他的主要武器就是他的生殖器,在他看来,他的生殖器就是一条长长的蛇。由此可见,蛇与男性的生殖器息息相关。”[16]云南省和四川省毗邻的泸沽湖地区,永宁摩梭人把境内南部的一山峦视为男性生殖器官,木里县俄哑卡瓦村纳西族把该村东北山坡岩穴内的一凸起钟乳石视为男性生殖器官[17]。甘肃省临潭县和卓尼县的一些山寨,村民常雕凿一些极度夸张的男根状岩石矗立在村头,村民年年岁岁维修祭祀。临潭地界的大石山上高高耸立着一柱形天然巨石,高约数丈,人称“石牛儿”,当地群众视之为圣物而顶礼膜拜[18]。仰韶文化庙底沟和半坡发现了大量的鸟纹及陶塑[19],从表象看,鸟与男根类似;从内涵看,鸟为卵生且多卵,在现今“鸟”也是男性生殖器的到名词。因此根据筒形罐的蛇纹可以推测,查海先民应该是以蛇为男根的象征物加以崇拜。

  蟾蜍纹是查海遗址中出现的又一例特殊的纹样。虽说此纹样在辽西地区发现较少,但在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无论是半坡遗址、马家窑遗址还是庙底沟遗址,蟾蜍纹(蛙纹)都曾出现。蟾蜍纹纹饰丰富多彩,并且有明显的纹饰演变规律。在四川木里县屋脚村纳西族供奉的女神“巴丁拉木,其“巴丁”即青蛙的意思。广西壮族左江崖壁画的主体为蛙神,壁画绘制的是人们举行生殖祭祀的情景[20]。从对蛇纹的分析可以看出,史前先民习惯于用类似表象的物体借以象征生殖器。马家窑文化出土有大量的蛙纹器物,内壁的蛙纹腹部为网格纹,尾部有圆圈状纹饰。青海柳湾出土马家窑文化彩陶壶,器表的蛙纹尾部也同样有圆圈状纹饰[21]。《金瓶梅》中将女性的阴户称为“蛙口”[22],甚至现在很多人也将女性的阴户称为“蛙口”、“蛤蟆口”,这种尾部圆圈状纹饰与女性生殖器应有明显的关系。马家窑和柳湾遗址中出土的蛙纹,其背部大量存在网格纹和圆点纹,从表象看,与孕妇的肚子形状相似;从内涵看,其网格和原点更象征蛙的繁殖能力强。因此对蟾蜍纹的应用,可能更多的是出自对生殖、女阴的崇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蛇纹为代表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和以蟾蜍纹为代表的女性生殖器崇拜已经成为了查海先民普遍的原始信仰,那么蛇衔蟾蜍纹的设计又有什么含义呢?《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祖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塬,见巨人迹,欲行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23]契与弃出生的神话表明,他们还处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阶段,但他们已经逐渐明白,生殖不是女性独自可以完成的事,而这与蛇衔蟾蜍纹的设计正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能否假设:对女性、女阴的崇拜可能源于先民尚不知道性结合与生殖的关系,以为是生殖是女性独自可以完成的事情?进而女性成为聚落的核心,随之与女阴相近的、繁殖能力强的生物逐渐成为了各个聚落奉祀的对象。随着生殖与性被先民逐渐了解,男性生殖器崇拜与女性生殖器崇拜都被重视起来,女性便不再成为聚落核心。由于男性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明显,女性的地位便逐渐降低,男性逐渐成为了聚落的核心,而以男性生殖器为主的生殖崇拜开始成为主流。F39出土的斜腹罐,其一侧为浮雕单体蟾蜍,一侧为浮雕蛇衔蟾蜍,表达了生殖崇拜中男性与女性生殖器的关系,说明了男性在查海先民的生殖观念中已与女性对等。结合男性的在劳动生产活动的作用,以及蛇衔蟾蜍的含义,可以认为男性已经逐渐在查海先民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与此相关的独立的家庭经济单位可能已经开始形成。

  (三)“龙形”堆石的生殖崇拜元素

  龙作为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象征物,其形象起源一直是历代学者孜孜以求的问题,其中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大蛇说”[24]、卫聚贤为代表的“鳄鱼说”[25]、赵国华为代表的“蜥蜴说”[26]为代表。由于各家结论各有其理,所以至今还未有统一的认识。从考古发现看,仰韶文化庙底沟、甘肃西坪遗址均发现有蜥蜴纹彩陶[27];从甲骨文看,甲骨金文中的“龙”形态各异,有蛇状、有鳄形[28],若将龙的起源单一化,便难以对其他信息进行合理的解释。发掘者用“龙形”对堆塑形状予以表述,可能过多的考虑了“龙”影响力。如果考虑F39出土的蛇衔蟾蜍纹斜腹罐,那么查海遗址的堆塑形状也可以说它为蛇形。堆石位于遗址中部,各个房址分布于四周,室外墓葬区位于其南侧,可见堆石的聚落核心地位不容置疑。通过对蛇衔蟾蜍纹的分析可以推断:堆石为查海先民进行生殖崇拜的遗迹,崇拜的对象便是以蛇为代表的男性生殖器,而这也恰好验证了蛇衔蟾蜍纹的寓意。既然以蛇为代表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已经在查海先民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那么与此相关的独立的家庭经济单位是否已经形成了呢?

  兴隆沟遗址[29]是兴隆洼文化的典型遗址,兴隆洼文化遗存与查海遗址为同时期同文化遗址,具有明确的参照考价值。F22西北部居住面上出土有4具人骨,成年男女各1名,儿童2名,人骨周围大量的遗物多成组放置。M23位于F36内,墓穴紧靠房址的东北侧穴壁中段内侧是一座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M19和M20分布在F32西北侧穴壁内侧,M19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为成年男性,头向西南;M20是一座成年女性与儿童合葬墓,均为仰身直肢葬。墓底西北侧留有一道生土二层台,儿童骨架放在二层台的西南段,头向西南,成年女性头向东北。从这些居室内的墓葬资料可以看出,在兴隆洼文化时期,以男女为本的独立家庭是普遍存在的,查海遗址亦然。

  总之,生殖崇拜在查海先民的意识形态里已经占据主导,蛇作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蟾蜍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已成为查海先民主要生殖崇拜对象。以蛇为象征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核心地位,表明了在查海聚落中,以男女为主体的独立家庭已经存在,其中男性在家庭和聚落中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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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0.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 年的发掘[J].考古,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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