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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观察下的古代辽宁
2020年03月12日 16:36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郭大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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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古代辽宁的文化发展水平在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与传承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形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远较过去所知更为重要。这同辽宁处于东北地区与中原和北方草原地区文化交汇的前沿有关,如从更广的视野考察,还应同处于欧亚大陆草原之路与环太平洋地区海洋之路的结合点有关。

  关键词:古代辽宁;考古;文化的多元交汇与传承;欧亚大陆与环太平洋地区

  作者简介: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研究方向为考古与历史、红山文化。辽宁 沈阳 110084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2018)01-0095-10

 

  古代辽宁在文献中记载少,特别是早期的古代辽宁,主要依靠考古复原。考古发现和研究特别是近30年的成果表明,辽宁在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较过去所知更为重要。

  一、古代辽宁的区系划分

  我在纪念辽宁省考古60年的一次讲座中将辽宁考古史分为迄始期(1895-1949)、起步期(1949-1966)和开拓期(1978-今)。所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称为开拓期,不仅是因为这30多年来不断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更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正是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创建到运用考古资料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这些重大学术课题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古史重建时期。我们有幸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并成为重要试点,这对于摆脱关外历史短暂后进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尤为紧要,从而使此后的辽宁古代历史考古研究少走了弯路,进展较快,赶上了全国的步伐。

  对古代辽宁进行的区系划分表明,以医巫闾山为分水岭(不是以辽河为界)形成的辽西和辽东两个文化区,是古代辽宁的基本格局。这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为明显。区内和区内各小区都渐有较为明确的文化编年和文化发展演变序列的建立。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辽西经常处于领先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东与西的交互影响,区域特色更为浓厚的辽东向辽西的推进在辽宁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时段,如青铜时代中晚期一度成为大趋势①。近年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偏堡文化由辽东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在蒙古草原与松辽平原交界处与主要分布在辽西到燕山以南的小河沿文化有大幅度融合现象②。“若断若续”是对辽宁地区历史文化发展演变阶段性和连续性特点的准确概括③。秦汉以后这种地区差异虽然有所淡化,但此后东北地区的政权更替和诸民族的活动轨迹仍与这一基本格局有关,如从战国时代起燕秦汉政权分别在辽西和辽东设郡,西汉中晚期到东汉辽东四郡的设立和变迁,汉末魏晋到南北朝时期公孙氏、鲜卑族慕容氏三燕(前燕、北燕和后燕)与高句丽政权在辽东到辽西的先后建立,从燕秦汉到明代修筑长城在辽西和辽东的差别,直到满族在辽东山区的崛起等。

  二、考古新成果所见古代辽宁历史文化的多元、交汇与传承

  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初建的基础上,古代辽宁的深入研究突出表现为逐步接近学科的前沿课题。例如:

  辽宁历史的发端。这是学术界都很关心的问题。邻近且纬度相近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已发现距今百万年甚至接近200万年的遗存层位和石制品,而现今辽宁地区最早人类活动遗迹的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时代在距今三四十万年前后。显然,辽宁旧石器时代的开端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确认,新近从辽东半岛传来的可喜信息是,在大连渤海东海滨的复州湾发现了骆驼山洞穴,这个洞穴以褐红砂黏土夹角砾岩为主的堆积厚达40米,顶层的年代距今40万年,且以华北动物群为主,骆驼山洞穴与金牛山和庙后山古人类生活环境相同而堆积更为丰富,或预示着古代辽宁的历史发端还可大为提早④。同时,由于辽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沿海,金牛山人近于智人的体质特征和用火遗迹都表现出相当的进步性,如有新的发现,可能会对目前有关亚洲现代人是否来自非洲的争论提供更多新的证据。

  万年文明起步和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提出,是近年辽宁历史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辽宁古代历史发展中分量最重的内容。

  苏秉琦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万年文明起步”观点,是以距今8000年前后的阜新县查海遗址出土的少量玉器和由此所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为依据的⑤。在此前后的有关发现还可举出:邻近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选料和色泽、形状、大小甚至重量都极少差别的成对玉玦的出土,摆塑和浮雕“类龙”形象的反复出现,迄知年代最早之一的人工栽培的黍与粟的发现,查海和兴隆洼遗址以至辽河下游的沈阳新乐遗址等成行排列各具独立性的房址群,兴隆洼遗址随葬成对整猪的大型居室墓葬等,都在表明,史前时期这一地区的物质、精神发展水平都不可低估⑥。

  牛河梁作为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以围绕女神庙分布的积石冢群、祭坛与墓葬随葬以龙凤等神化动物形玉器为主的玉器群(或简称“坛庙冢”与“玉龙凤”)的完整配套组合以及“唯玉为葬”的习俗,将中华五千年古国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源头形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⑦。近年学界更关注红山文化人体形象的考古资料,因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人体形象在世界古代史一直被视为物质文化的第一要素。红山文化的人体形象出土数量已达30余尊,体量以大中型为主;质地有玉石和泥(陶)塑(朝阳市龙城区半拉山一个规模不大的积石冢就同时有石雕和陶塑人像出土⑧);技法有高浮雕,也有工艺要求更高、在人体雕塑中更具代表性的圆雕,多有写实与神化的完美结合;姿态有各种坐式、蹲踞式和站立式;这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是唯一的,也改变了中国上古时期人体雕塑不发达的认知。被称为“海内孤本”的庙宇遗址和庙内大型泥塑神像群的发现,表明这些塑像大多是作为崇拜对象制作的,是红山文化祖先崇拜发展到较高水平的表现⑨。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观念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向前追溯到史前时期顺理成章,但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之前后有所衔接,应予格外关注。

  辽宁地区历年文物普查积累的各个时代的遗存以青铜时代遗址数量最多,说明青铜时代是古代辽宁甚为繁荣的一个时代。除辽西山区和辽东半岛南部有较为丰富且发展连续的青铜文化遗存以外,辽河下游也发现有分布较为集中的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和以郑家洼子第6501号大墓为代表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就是较为偏僻的辽东山区也能区分出区域特色更为浓厚而又同周边广泛联系的马城子文化⑩。辽东半岛南端继发现与山东半岛古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早期青铜时代的双坨子下、中层文化之后,又区分出双坨子上层文化,其遗址分布的密集度、临海坡地石砌房址群组成的大型聚落、浓厚的渔捞经济和由工具演变而来的戈、剑、矛、钺、镞等成组合的石兵器或石礼器,延续了小珠山上层文化墓葬形制的多种类型的积石墓(冢),都展现出辽东半岛地区最具岛屿区域性标志的古文化特征(11)。这种“原生型”特征一直传承至当地曲刃青铜短剑文化时期和以大石棚、石柱为主体的巨石文化时期(12)。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该文化遗址数量、分布密度和规律的研究表明,如以调查程度较为翔实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登记的近3000处遗址点为标准推测,分布密度相近的赤峰南部各旗县和朝阳、阜新地区各县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点总数量应该超过上万处。围绕中心聚落普遍出现的由台地、山坡到山顶呈立体式分布又连续性极强的聚落群,特别是近年在北票康家屯和邻近赤峰三座店、二道井子城堡式村砦遗址分别揭露出的带城门、马面的城墙及房址外有院落和以道路、排水渠相维系、由数个院落组成的院区,还有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从墓葬规模到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彩绘陶器等随葬品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分化特征,表明当时已出现层次分明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演变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已具备形成超中心聚落的条件(13)。此一时期的此一地区,作为雄踞燕山南北、渤海湾北岸“与夏为伍”的强大方国,与文献记载商远祖的活动轨迹有不少吻合之处,或即先商文化的一支(14)。而寻找该文化都邑级大遗址,是今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作田野考古调查工作的重中之重。

  山海关外渤海北岸的绥中姜女石遗址群被确认为秦皇汉武东巡至碣石时的行宫遗址,是辽宁秦汉历史考古研究的阶段性大事。这一发现将辽宁秦汉历史考古研究从此前的郡县层面提高到目前的国家级层面。深层次的考虑是,这个遗址群与其以西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金山嘴——横山遗址群连成一线,沿海岸绵延达50余公里,且将人文景观融于自然景观,气势很大,被称为秦始皇“择地作东门”(15)的国门所在(16)。秦汉王朝都将统一大帝国的象征性建筑群选择在渤海湾北岸,除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外,更与包括辽宁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直接关系。这以姜女石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为最。在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奠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商周时期的辽西地区,先有商晚期到周初以殷遗和燕式为主的青铜重器、北方式青铜器和当地魏营子文化的共存融合(17),接着是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南部燕文化,西部玉皇庙文化和辽东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向辽西的汇聚,其中与东北地区有着天然联系的燕文化和被认为是秽貊族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接触交融逐渐成为主流,从春秋战国之交出土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同时随葬典型燕式铜礼器到战国中晚期成套燕式鼎、豆、壶等陶礼器与具辽东特点的手制外迭唇陶罐共出的实例,反映出这一融合的基本态势,是当地或来自东部的民族逐步接受燕国的礼制。靠近华北平原辽西走廊西端的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发现的战国中晚期大型墓地,存在使用重棺椁、随葬成套彩绘陶礼器、玉石饰件的典型燕文化墓葬和使用石椁、随葬金套柄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等高等级墓葬共出同一墓地的现象,表明在土著文化和燕文化融合过程中可能已形成政治和文化中心(18)。随着铁器的推广,而燕文化影响日深,自战国中期起越过医巫闾山,以点—线—面的态势向辽东甚至更远地区深入,从而为燕秦汉政权在辽宁地区建立郡县并得以长期延续准备了条件,到汉代辽阳(襄平)成为区域中心城市,考古证据体现为:辽阳三道壕有反映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辽东边郡兵屯遗址,辽阳市以及沈阳市围绕战国至汉代古城所在地的老城区陆续有数以千百计的规模较大、分布密集的从西汉初到汉魏时期的墓群的发掘。除此之外,早年发现套室结构壁画墓的大连市营城子汉代墓地,又有随葬成组龙纹的金带扣的汉墓发现,普兰店张店汉城周边姜屯墓地发现有随葬鎏金铜车马明器、铜贝鹿镇、玉覆面特别是玉圭璧组合的等级较高的墓葬群(19),南北相距不足30公里的营口市熊岳镇和盖县(今盖州市)老城也都勘探出时间平行有交错、堆积较丰富的汉城址线索。以上说明辽南地区在汉初到魏晋这一时段的繁荣过程中走在前列,这也是辽东公孙氏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文化延续却较长,对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古文化影响也较大的主要原因。

  随着秦汉帝国解体后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兴起。地处东北南部的辽宁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多文化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先后崛起的鲜卑、契丹、蒙古、满族在全面吸收先进汉文化的同时,也不断给汉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是为中华文明“续生型”的典型代表。

  公元3世纪到5世纪分别在辽西和辽东兴起的慕容鲜卑和高句丽文化,既各有自身的渊源、文化发展序列、民族和区域特色及发展道路,又始终与中原晋唐王朝和汉文化保持着密切关系。继北票发现北燕冯素弗墓和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等汉化很深的鲜卑族贵族墓葬之后,朝阳十二台砖厂墓葬又出土了罕见的完整甲骑具装,北票喇嘛洞墓地也被认为可能是东迁的夫余族遗存,近年在朝阳老城区发掘的龙城宫城南城门遗址,发现了具中国古代都城特点的三门道结构,确认了三燕都城——龙城的具体位置和轮廓范围;北票金岭寺发现有围沟环绕的多间对称连组院落内设亭式建筑,其结构既具中国古代建筑布局传统,又有自身特点,可能与慕容鲜卑王族的祭祀活动有关(20)。新近在位于唐营州城(今朝阳老城)东百余公里的阜新县高林台古城发现出有唐代官署级瓦当的建筑遗迹线索,确认是朝阳市区以外辽宁地区甚为少见的一处典型的唐代遗存,这对研究唐王朝与正在当地兴起的契丹族的关系、唐王朝对辽东的经营以至在东北各民族活动地区实行的羁縻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期待有进一步发现。辽东山地陆续有五女山山城、望江楼墓地等高句丽早期遗迹的调查发掘,还发现了桓仁冯家堡子等与高句丽文化起源有关的遗存;地处辽东山地前沿、面向辽河平原险要位置的沈阳东郊石台子山城,西北侧发现有附多个马面的全封闭的人工石筑城墙和规模巨大的蓄水池;盖县(今盖州市)青石岭山城发现了存高达20余米的夯土墙与高句丽传统石筑墙相结合的、长度远超一般高句丽山城的城墙,城内近中心部位发现四级台阶,由南向北分布,台阶上保存有成行排列的近于自然板石的大柱础,东西各延伸达百余米、可能为储粮的大型干栏式建筑群址,其规模甚至超过丸都山城的同类建筑。以上都是研究高句丽中晚期山城结构、布局以及高句丽对辽东地区经营的新资料。特别是作为辽东城山上城的灯塔市燕州山城,在东接辽阳市区的太子河渡口前修有大规模成体系的石砌建筑群和由城内通向太子河的大型水渠,进一步显示出高句丽对有深厚汉文化基础的辽东城的特殊重视(21)。

  继发掘法库叶茂台契丹贵族妇女墓等集中反映辽代早中期经济、文化、贵族生活和葬俗的墓葬之后,辽宁省考古部门又对阜新县关山、凌源市八里堡和康平县张家窑林场等地的辽代家族墓园作了整体勘探和发掘;关山契丹显贵肖和家族墓天井南北两壁各绘高近5米的门神,为辽墓人物画所仅见,墓道南北两壁分别绘有汉人和契丹人出行场面,将辽代分俗而治的制度给予形象地表达(22)。辽阳市灯塔市江官屯辽金时期大规模瓷窑址的抢救性发掘,为东北及邻区出土的辽金瓷器增加了一个可以比对的窑口,该遗址还发现了多种反映新的烧窑技术的陶窑遗迹和窑具(如炕洞式窑床),窑场内还发现了可能为官营管理机构的大型建筑址。朝阳北塔、义县奉国寺配合维修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回廊加配殿等具时代特征的塔寺布局及演变的新资料。建筑史界和艺术史界因此得以对辽代建筑与佛教艺术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23)。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都在显示,契丹族以“二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婚姻制度作保障,大幅度吸收汉文化(主要是唐文化),又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特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中国历史上“宋辽交辉”的局面。正在北镇市医巫闾山进行的辽代显、乾二帝陵考古,地上勘查的初步成果显示,陵区选址与环境、依山势布置的享殿等多重建筑基址以及石板路、坝墙、排水渠等各类建筑的高规格与宏大规模,所体现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大文化景观,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帝王以山为陵的传统,又达到一个新的意境,契丹人选择和规划的这一“名山与帝陵”组合,在国内同类帝陵中是罕见的。

  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的明代长城调查,确认了辽宁是全国少有的同时保存有边防与海防遗存的一个省份。调查记录的成体系的镇、卫、所、堡及关、门、马市等遗迹,显示长城在承担着军事防御任务的同时,也起到缓冲长城内外各民族关系并使交往有序化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多民族间的交往。出身渔猎文化的满族,继承“长城内外是一家”的理念,最终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以来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的格局。长城失去作用的同时,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前清的都城布局看,在抚顺市新宾县赫图阿拉城的后金国汗宫(大衙门)布局结构仍采用满族民居“口袋房”形式,在沈阳建都时已按中国传统城市的井字街改造明代沈阳卫十字街布局,并依藏传佛教坛城进行总体规划,形成了“宫寝分离”和“宫城一体”的特点,体现了满族开国时吸收汉文化及蒙藏文化形成本民族特色的过程。由近圆形外城内套方城、对称分布四塔寺(都为喇嘛教复钵式塔)组成的清初沈阳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最后一例的看法,已渐为建筑史界和规划界所接受,正在开展的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盛京城考古”将为此提供更多证据(24)。

  三、欧亚大陆草原之路与环太平洋地区海洋之路的结合点

  以上可见,古代辽宁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始终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辽宁地区作为东北古文化区的一部分,又处于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及西部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带,并以此联系着广大东北亚地区。就近年学术界关注的东西文化交流线路和内涵,古代辽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东西文化交流在古代辽宁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相近或相同的文化因素,有的是共同的时代特点,可相互比较,有的则可能有所联系和影响。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所显露。鞍山市海城小孤山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出土的带双排倒刺的骨鱼镖为国内仅见,但欧洲的马格德林文化却有较多标本,有钻孔骨针(同阶段时间稍晚的北京山顶洞人骨针为剔孔)、用兽牙做成的串饰也均见于小孤山遗址和马格德林文化遗址,是文化相似性的反映。小孤山出土的一件有刻画放射状线纹的圆饼形蚌饰在欧洲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中也有类似发现。小孤山遗址多种文化因素与欧洲大约同时期先后遗存的相近,值得关注(25)。

  在红山文化的彩陶中,呈棋盘格式分布的等腰和直角形三角纹、菱格纹以及曲折线图案彩陶较为多见,他们与西亚一带的彩陶图案风格十分接近,联系善用砌石建筑和人体雕像发达的特征,表明当时红山文化在吸收中原仰韶文化绘彩技法创造出具本文化特点的彩陶的同时,还与近东等西亚地区有着一定的文化交流关系(26)。小河沿文化特有的绳纹筒形罐等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中频繁出现,小河沿文化盛行的屈肢葬也为西部地区固有葬俗(27)。就是年代更早的查海和兴隆洼等遗址由无门道房址、室内成人葬等组成的聚落,也近于大约同时期西亚史前如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距今八千年前后的恰塔·夫尤克乃遗址出入口设在屋顶、内外往来以梯相连的房屋结构和有居室葬习俗的聚落形态(28)。而主要在史前时期广泛流行于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到东北亚的饰压印纹夹砂平底筒形罐则起到东西文化联系的桥梁作用。

  这种东西文化相近的时代特征或交流到青铜时代仍势头不减。夏家店下层文化三袋足器的突然兴起,显然与三袋足器起源地的内蒙古河曲地区有关;一端作扇面形的铜耳环和陶器上的篦点纹装饰是与欧亚大陆同时代古文化相同的因素,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作为西周以后玉礼器串饰主要成分的红玛瑙珠,源自出现年代更早、数量也较多的西亚地区,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目前所知中国境内以红玛瑙珠作为串饰最早的实例之一(29)。从商代中晚期起,由鄂尔多斯地区甚至源自更远的中西亚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北方式青铜器,从三北地区(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晋北和冀北)经辽西山区和辽西走廊、辽河下游一直传播到鸭绿江口,在辽东地区发现这类北方式青铜器的遗址,其时间也可早到商周之际,如出平板斧、兽首铜刀和饰折线几何纹铜钺的铁岭市法库湾柳遗址和出銎啄戈的丹东市大孤山遗存,可知这一传播速度之快和道路之畅通(30)。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北方式青铜器(工具和兵器)与中国特有的商周青铜容器(礼器)这两种青铜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新课题,辽宁(主要是辽西)是商周青铜容器与北方式青铜器共出区域中最东的一个地区。由于辽西地区青铜铸造业出现较早(西台红山文化遗址有铸小件饰品的陶合范发现,四分地和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分别出土有使用内范的铜套件等(31)),因此不能忽视当地与外来青铜文明的碰撞与结合问题。

  继青铜时代之后,东西文化交流以十六国时期和辽代为活跃。北燕冯素弗墓随葬有由东罗马经柔然国输入的多件钠钙玻璃制品,其中无模吹制、有复杂装饰的鸭形壶,经炉前多人、多道工序快速配合制作,可能是盛香料一类化妆品的专用器,在罗马帝国也是制作难度高、形制罕见的精品(32)。多处三燕贵族墓葬出土的金步摇与步摇冠以及其他黄金镶嵌宝石的装饰器具也多为来自中亚、西亚的进口品。三燕与高句丽接触频繁,中亚、西亚文化借由这一路线东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并都是以玻璃器和金饰件等高级宝物类奢侈品作为主要交流物品。与此相应的是,佛教从北路东传也是由西域、河西走廊经辽西、辽东到达高句丽,然后再向南传播的。关于这一点,朝阳北塔揭露出的北魏时期“塔近佛寺中心”的布局和塔内环实体塔心的殿堂式回廊结构是其中一个重要实证和环节(33)。到了辽代,契丹和汉人的贵族墓中也常有来自西部的伊斯兰式玻璃器随葬,如叶茂台辽墓随葬的玻璃调色盘,朝阳辽耿延毅墓和内蒙古通辽陈国公主墓随葬的玻璃器等。朝阳北塔的辽代天宫出土了一件由波斯直接传入的萨珊或伊斯兰时代的带把金盖玻璃胡瓶。这件玻璃瓶器壁极薄却有十分规整的流线型造型,半透明的色泽变化均匀,器内底还套接一小瓶,也是当时少见的精品。辽代作为饰品和信仰物大量使用的琥珀,经成分测试,是由原产地波罗的海经由中亚地区转输到辽王朝的(34)。联系辽末耶律大石在***到中亚一带建立的西辽国,表明这一东西交流路线在辽代仍然畅通。

  以上说明,在历史上确有一条贯穿欧亚大陆到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草原之路,辽宁地区是这条草原之路的枢纽和通向东北亚的起点。

  除东西交流外,地处渤海与黄海北岸、有两千余公里海岸线的辽宁,还通过海路与环渤海沿岸及更南地域存在着南北交流。辽东半岛黄海沿岸新石器时代的大连市小珠山下、中、上层文化和丹东市后洼下、上层文化以及早期青铜时代的双坨子下、中层文化,与隔海的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35);红山文化玉器经由山东半岛与长江中下游的玉文化有交互影响关系,牛河梁遗址还有仿南海盛产的海贝玉饰出土;小河沿文化接受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也应与环渤海地区的南北海上交流有关;沿渤海湾北岸多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特别是在锦州市郊临近渤海湾北岸的水手营子遗址曾发现随葬铜柄戈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墓葬,这件铜柄戈时代特征标准(与二里头三期铜戈形制相近),重量达千克,柄饰商代青铜器常用的连珠纹,装饰性很强,是权杖式性重器,说明环渤海沿岸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活动频繁的重点地区,并与山东岳石文化有海上交流(36);青铜时代辽东半岛靠山面海、南北连续分布的大石棚群,作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巨石文化的一环,其文化联系当不限于东北亚地区;秦皇汉武在紧临渤海湾北岸选址建行宫,除了祭祀礼仪以外,也应同秦汉帝国开拓海疆有关;文献中有齐人与燕人在海上活动并通过海路与朝鲜半岛交往的记载;东汉末年山东大族邴原、管宁等“浮海”移民入辽东;公孙氏统治辽东时期“令行于海外”(37)并通过海上与东吴交往。

  辽东海运到隋唐和辽金元时期趋向频繁,隋唐时期从辽东到东北有多条水道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辽金在东京辽阳以南沿海置州建关以控制南北海上交通,元代以运输江南粮食为主的海运,常经直沽(今天津)达辽东的盖州,甚至辽阳行省首府所在地的辽阳及朝鲜半岛,这方面已积累的考古线索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绥中县三道岗元代沉船调查发掘表明,出自河北省磁县滏阳河上游彭城窑的磁州窑瓷器,是经河运至直沽口又转海运沿渤海湾北岸到达辽东及东北更远地区的(38)。明王朝控制辽东及东北地区也一度以海路为主要通道。虽然元明清三朝都不同程度实施过海禁,明王朝更有以辽阳为中心抵御倭寇的辽东海防线,但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古代直至近代,由海运入辽河口(今盘锦附近)改河道漕运,进而向辽宁和东北腹地深入的线路始终存在着,频繁的海上交通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条件,更促进了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

  南北海上交流以史前时期辽西地区为起点的“玦文化圈”涉及范围最广,延伸地域最远。目前的发现和研究认为,玉玦及有关组合器(主要为管状玉玦和匕形玉器)作为文化含量较高的因素,在距今8000年前的辽西地区,形制和组合已经较为固定和成熟,大约同时或先后也出现在东北的吉黑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日本海沿岸和列岛北部地区。“玦文化圈”向南通过环渤海湾地区或沿太行山东麓,经山东到达环太湖和岭南地区,还跨海影响到台湾岛、菲律宾岛以及越南和泰国东海岸等地,是为包括南太平洋和中南美洲在内的“环太平洋玉文化圈”中形成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海洋文化圈(39)。

  苏秉琦先生曾将世界文化结构分为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东西两大块,将中国古代文化分为面向这两大块的西北和东南的“两半”(40)。辽宁地区既与欧亚大陆东西草原之路有关,又与南北环太平洋文化带有关,所以经常处在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这两大文化板块的结合点上。从这个视角考察和理解古代的辽宁历史,可能会有更深的认识,也是今后深入研究辽宁古代历史的新思路。

    注释:

  ①郭大顺:《西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研究新进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5-195页。

  ②塔拉、吉平:《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

  ③苏秉琦1983年在辽宁朝阳“燕山南北考古”讲话中说:“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三者在空间上大致吻合,在文化传统上若断若续。尽管变化很大,但又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见《苏秉琦文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④吕遵谔:《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和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5-39页;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庙后山——辽宁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⑤苏秉琦:《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苏秉琦文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

  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点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8期。

  ⑧半拉山发掘成果,见熊增珑《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2期。

  ⑨郭大顺:《红山文化人体雕像解析》,(台)《故宫文物月刊》2014年第12期。

  ⑩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民县高台山遗址》,《考古》1982年第2期;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编:《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11)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大连:大连出版社,2000年。

  (12)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玉林编著:《辽东半岛石棚》,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1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8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

  (14)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干志耿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郭大顺:《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的起源》,《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13-116页。

  (15)(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页。

  (16)苏秉琦在《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一文中说:“史书记载秦始皇生前最后两次东巡到海边,确曾有过择地作‘东门’(国门)的设想。国门在哪,现在还难作结论,但无论如何,‘碣石宫’建筑群,从自然景观与宫殿布局确实符合‘东门’或国门的设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三代王者的理想,秦统一才实现了这一理想。秦始皇东巡刻铭中心思想是宣扬天下一统,那么,这项由秦始皇创建、到汉武帝完成的纪念性大建筑群,似确具‘国门’的性质,是秦汉统一大帝国的象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姜女石——秦汉行宫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处、北戴河区文物保管所:《金山嘴秦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7)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12期;辽宁义县文物保管所:《辽宁义县发现商周铜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2期;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9-98页。

  (18)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第四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的勘探与试掘》,《200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19)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2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1)樊圣英:《桓仁县王义沟高句丽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女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台子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燕州山城城、盖县高句丽山城考古发掘新成果见《辽宁日报》2016年12月15日。

  (22)李宇峰:《建国以来辽宁地区辽墓考古发现与研究》,《北方民族文化新论》,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义县奉国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24)郭大顺:《清初沈阳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最后一例》,《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

  (25)张镇洪、傅仁义、黄慰文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4卷1期;吕遵谔:《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鱼镖头的复制和使用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26)郭大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红山文化》,《第八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22页。

  (2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8)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29)黄翠梅:《大甸子墓地的珠管串饰及玉石佩饰研究》,《玉魂国魄——古代玉器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30)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93年第1、2期。

  (31)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齐亚珍、刘素华:《锦县水手营子早期青铜时代墓葬及铜柄戈》,《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32)安家瑶:《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第377-387页。

  (33)郭大顺:《朝阳北塔在东亚佛寺布局演变序列中的地位》,《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年。

  (3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物研究所苏芳淑、许晓东等依据Curt W.Beck和Edith C.Stout红外线光谱分析辽代琥珀成分与盛产琥珀的波罗的海琥珀一致而不同于抚顺产琥珀的鉴定结果,以为辽代大量使用的琥珀,是波罗的海琥珀由中亚地区转输到辽王朝的,从而为辽代仍然畅通的草原丝绸之路增添了一项新内容。

  (35)佟伟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78-95页。

  (36)郭大顺:《渤海湾北岸出土的铜柄戈》,(台)《故宫文物月刊》第208期,2011年5月。

  (37)(晋)陈寿:《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4页。

  (38)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39)郭大顺:《辽宁“环渤海考古的新进展——1990年大连环渤海会后》,《郭大顺考古文集》(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6-94页。

  (40)苏秉琦:《“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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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大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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