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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
2020年01月09日 09:36 来源:《文物春秋》2019年第5期 作者:刘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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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博物馆

  摘 要:辽朝奄有长城内外,雄踞漠北,其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除了契丹人和汉人外,还有渤海人、回鹘人、奚人、室韦人等。当前对辽代陵寝制度渊源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原文化和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其他文化对辽陵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可知,辽祖陵因山谷而建的陵园形式,是对渤海山城的模仿,纵向的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则是借鉴自渤海三陵坟墓地。在显陵和乾陵中,祭祀建筑的阶地式布局和瞭望台的设置显示渤海文化因素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在辽代晚期的庆州三陵中,随着政治形势和选址标准的变化,渤海文化因素失去了其所依存的政治基础和物质载体,进而趋于消亡。

  关键词:辽陵; 渤海文化因素; 渤海山城; 三陵坟

 

  天赞四年(924),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征渤海,灭渤海而设东丹国,渤海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渤海文化并没有随着渤海国的消亡而消亡,反而对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就渤海文化对辽陵之影响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

  (一)山城式的陵园形式

  辽太祖所葬之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代营造的第一座帝陵,它确立了辽陵的基本模式,以后诸陵是在其基础上损益和发展的。

  辽祖陵坐落于口袋形山谷之中,四面环山,在山脊的低洼处垒砌石墙,形成了封闭式陵园(图一)[1]。封土位于伸入陵园的一条山岭的东端,前半部为土石分层混筑的人工堆积,土山两侧有石块垒砌的护墙,后半部则利用了自然的山体[2]。祖陵的陵园形式经常被认为是继承了唐代依山为陵的葬法,但其实二者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山体的利用方式上。依山为陵的唐陵,玄宫位于山体之中,以自然山体代替人为的封土,以夯土墙垣来封闭陵园,辽陵恰恰相反,以自然山体来封闭陵园,而在玄宫之上另起人工封土。

  图一辽祖陵航拍图绘

  (引自《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自北向南拍摄)

  图二城子山山城平面图

  (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

  辽陵这种对山体的利用方式,不见于之前的中原历代皇陵,却与高句丽、渤海境内常见的簸箕型山城有异曲同工之妙。簸箕型山城“多修在环形山脊之上,山脊往往是三面高、一面低,山势陡峭之处,有的以自然悬崖为壁,不筑城墙,而在山势平缓低凹之处修筑城墙”[3](图二)。这一概念最早是在高句丽山城研究中提出的,渤海山城中亦大量存在,且多为高句丽始建而渤海、辽沿用[4]。就辽祖陵来看,无论是其四面环山的选址,还是山脊线上低矮处封堵的石筑陵墙,抑或是设在谷口的高峻陵门,都显示其确为簸箕型山城。而契丹并无建造山城的传统,契丹早期的城址均为夯土式的平原城,因此,祖陵山城式陵园的设计和施工,其技术渊源似乎只能为渤海国。

  耶律羽之家族墓的发现,也进一步将山城式陵园的源头指向了渤海国。目前发现有茔园遗址的辽代贵族墓有宝山勤德家族墓[5]、耶律羽之家族墓[5]、耶律棋家族墓[5]、萧府君墓地四处[6]。虽然“多面环山”是辽代贵族墓选址的共同特点,但只有耶律羽之家族墓地用石墙对周围山脊进行了封闭,并在南部谷口设置大门,俨然一座山城。其它三座家族墓地均为夯土墙封闭的长方形茔园,为何独独耶律羽之家族墓采用山城式茔园呢?

  926年,辽太祖平渤海后,设东丹国,随太祖出征的耶律羽之被任命为中台右平章事,“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7],后来东丹国王耶律倍南逃,耶律羽之成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在渤海文化的熏染下,耶律羽之的家族墓地处处可见渤海文化因素。例如,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一些墓葬顶部曾建有小型享堂[5],应是受渤海“冢上建屋”旧俗之影响;耶律羽之墓主室地面铺以绿釉方砖,其细部装饰与唐长安太液池等地出土的方砖判然有别,而与渤海城址出土的方砖更为接近[8];相关的发掘简报不仅推测耶律羽之墓中小帐上彩绘的乐舞人为渤海乐队的形象,还指出耶律羽之墓志的撰文体例同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如出一辙,显然是受渤海国志文流行体例的影响。因此,耶律羽之家族墓地采用山城式茔园,也是受渤海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技术源头应是渤海山城。

  (二)纵向的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

  辽祖陵的陵园布局有两个不同于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传统陵园的特点[9]。

  第一个特点是纵向的单轴线(图三)。自秦汉至于唐宋,中原历代帝陵陵园的平面多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并在陵园四面各自辟门,陵门两两相对,分别形成了陵园的横轴线和纵轴线,封土一般位于陵园横轴和纵轴的交叉点。但辽祖陵只有一条纵轴线而无横轴线,整个陵园的建筑沿西北—东南向轴线布局,依次为玄宫、祭祀建筑、陵门,内外陵区分界处可能还坐落着连接内外陵区的陵门[2]。

  第二个特点是南北二分式布局。中原传统的陵园一般拥有两至三重城墙,内层城墙完全为外层城墙所环绕,姑且称之为城套城式布局。这种布局方法滥觞于战国时期[10],至秦始皇陵而正式确立,以后汉唐诸陵莫不如此。但辽祖陵并未发现多重城墙,而是在祖陵中部以南岭(L2)西侧石墙—南岭建筑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形成一条东西向的分界线,将祖陵分为内、外两个陵区[2](图四)。

  辽祖陵的布局方式看似独特,却与被认为是渤海晚期王陵的三陵坟墓地[11]的布局颇为相似。三陵坟位于黑龙江宁安市三陵乡三星村东,陵园围墙为石砌,整体为长方形,仅在南墙开有一门。在三陵坟陵园的中央,发现了一道东西向石墙,把陵园分为南、北两区。陵园正南的区域有人工夯筑的“神道”遗迹,神道直接与其东南横跨牡丹江的渤海时期的“七孔桥”桥址相接[12]。“七孔桥”、神道、陵园南门、腰墙中门、玄宫,构成了一条先东南—西北向、后南北向的纵向轴线。三陵坟墓地和辽祖陵都采用单一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辽祖陵的布局方式本就借鉴自渤海三陵坟墓地。

  图三辽祖陵等高线图

  (引自《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

  图四辽祖陵

  (三)阶地式布局的陵园建筑

  2012—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专项考古调查,进一步认定了辽宁北镇市二道沟和三道沟分别为辽代乾陵和显陵的兆域所在,其中,二道沟琉璃寺遗址等级极高,被认为是与帝陵玄宫直接相关的祭祀建筑[13]。在琉璃寺遗址内有两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形成阶梯式三进院落的整体布局(图五)。这种三层阶地的布局方式,也是渤海文化因素的体现。渤海国的山城直接继承自高句丽山城,这种阶梯式布局是高句丽大型山城常用的空间处理方式,譬如曾作为高句丽王都的丸都山城就将进深修整为三层阶地,然后在三层阶地上修筑宫殿[14]。

  图五二道沟琉璃寺遗址

  (引自《考古》,2016.10)

  (四)瞭望台的设置

  瞭望台是建在高处的一种军事观察和警戒设施,常见于高句丽、渤海乃至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山城。在二道沟琉璃寺西山遗址东约150米的小山丘顶部,发现有平面近似方形的遗址,四边用条石包砌,为辽乾陵瞭望台的遗迹。同样,在三道沟偏坡寺遗址东南角南部160米处的山梁上,在梁头的天然岩石之上发现八块覆盆式柱础石,柱网呈方形,为辽显陵瞭望台的遗迹。赤峰地区的辽祖陵和怀陵虽具山城之形式,但并未设置瞭望台,北镇二陵瞭望台的设置显然与其地处渤海旧地有关,这一做法应继承自渤海山城,是渤海文化因素的直接体现。

  二、渤海文化因素在辽陵中的消长变化及其原因

  辽陵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赤峰和辽宁北镇两大区域。辽太祖之祖陵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太宗之怀陵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乡床金沟村,穆宗祔葬于此;圣宗、兴宗、道宗之庆陵位于今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力嘎王坟沟:以上诸陵组成赤峰陵区。辽显陵和乾陵位于辽宁北镇医巫闾山一带,其中显陵是被追封为义宗的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之陵,位于今北镇市三道沟内,辽世宗祔葬于此;乾陵为景宗的陵墓,位于今北镇市二道沟内,天祚帝祔葬于此。如不考虑祔葬性质非常明显的穆宗、世宗,即不考虑辽陵营造的历时性,以上诸陵的营建顺序应为:祖陵、怀陵、显陵、乾陵和庆州三陵。根据渤海文化因素在辽陵中消长变化的情况,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表一)。

  表一辽陵中渤海文化因素消长一览表

  注:○表示该阶段出现此文化因素,×表示该阶段未出现此文化因素

  (一)第一阶段

  祖陵和怀陵是辽陵中渤海文化因素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渤海文化因素得到了初步发展,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祖陵是辽第一座帝陵,其所开创的山城式的陵园、纵向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均为渤海文化因素的体现,而以上特征在怀陵中均得到直接的延续。

  祖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本质是为营造与契丹葬俗相适应的陵寝而不得不采用的工程技术手段。就辽代陵寝制度而言,择址于山谷应是回鹘墓园影响的结果[15],但祖陵高峻而封闭的陵园形态则是由其“魂归母腹”的营建理念所致。所谓“魂归母腹”,是指依山谷之势,借渤海山城的建筑手法,营造出具有很强封闭性的山城式陵园,用以象征母腹,期盼辽太祖能够“死而复生”[16]。这一营建理念是祖陵选择山城式陵园的直接原因,而不规则的山城式陵园形态又进一步导致祖陵不得不弃用中原传统的双轴线和城套城式布局,进而效仿渤海三陵坟墓地,采用单轴线布局,并借腰墙将陵园分为南北二区。

  辽建国初期,制度草创,太祖未及营陵而驾崩,此时统治者可参照的文化系统,除中原外,就只有渤海。渤海人不但在辽代的纺织、冶铁、造船等手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7],也作为劳工在祖陵的营建中发挥影响[18],从这种角度来看,祖陵中出现渤海文化因素也是难免的。渤海虽是败亡之国,但其文明程度甚高,既然汉唐的陵寝制度无法与契丹葬俗相适应,那么,渤海的陵寝制度就成为辽初难得的参照对象,将三陵坟墓地的布局方式与山城相结合实乃一种权变之策。

  (二)第二阶段

  继祖陵、怀陵而后的是北镇二陵,即显陵和乾陵,此二陵不仅全面继承了祖陵和怀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并且新出现了阶地式布局的祭祀建筑和瞭望台,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迎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

  不同于祖陵和怀陵,北镇二陵新出现的渤海文化因素,不仅是出于营建陵墓本身的工程技术需要,更有意借地域特色鲜明的渤海文化因素来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陵寝制度作为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北镇二陵使用三层阶地的布局方式并增设瞭望台,大大强化了渤海文化因素在辽陵中的地位,符合义宗一系辽代皇帝的政治诉求。

  辽太祖去世以后,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在皇位继承的斗争中失利,次子耶律德光即位,是为辽太宗。此后,耶律倍之子辽世宗继太宗而立,辽太宗之子穆宗又代世宗而立。皇室统系的变化,也对辽陵的分布产生了影响[19]。辽太宗所葬之怀陵在祖陵西北30余公里处,后穆宗亦祔葬怀陵,祖陵和怀陵形成了赤峰陵区,辽圣宗之前,此陵区所葬均为太宗一系的皇帝。而辽世宗即位后,追封耶律倍为义宗,葬义宗于显陵,开辟了位于渤海国故土的北镇陵区。此后,辽世宗祔葬于显陵,世宗之子景宗葬于乾陵,显陵和乾陵所构成的北镇陵区所葬皇帝均出自义宗一系。由此可知皇室统系的不同是导致存在赤峰和北镇两个陵区的直接原因。

  北镇二陵所在的医巫闾山地区乃渤海国故土,深受渤海文化的影响,而该地也是耶律倍的家族领地和家族墓地[20],因此,强化北镇二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可进一步彰显义宗一系的正统地位。

  (三)第三阶段

  庆州三陵是辽陵发展的最后阶段,渤海文化因素在此阶段已趋于衰落。在陵园形式上,庆州三陵所在的山谷不仅愈加开阔、平缓[21],而且并没有用石墙来进行封闭,在外形上已和山城有所区别。在陵园布局上,庆州三陵不再分隔内、外陵区,整个陵园融为一体。在主要祭祀建筑方面,不见二道沟琉璃寺遗址阶梯式三进院落的布局方式,代之以由“正殿址”、东西两个翼殿、南门和廊房组成的封闭式院落。作为军事警戒设施的瞭望台也不再见于庆州三陵。北镇二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被庆州三陵舍弃殆尽,只有单轴线的陵园布局为其所继承。

  渤海文化因素在庆陵中趋于衰微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自景宗始,国统已确定于义宗一系,不再迫切需要通过陵寝制度中的渤海文化因素来彰显其正统地位,渤海文化因素失去了其所依存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庆陵选址的开放性,也使得依托于险峻山城的渤海文化因素在庆陵中难以为继,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其所依存的物质载体。

  三、结 语

  陵寝制度既要体现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的意志,也须具备埋葬和祭祀帝王的实用功能,以上两种功能的碰撞与融合共同决定着辽代陵寝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在辽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辽祖陵在陵园形式上模仿了渤海山城,在陵园布局上借鉴了纵向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布局的三陵坟墓地,渤海文化因素在此阶段所承载的主要是辽陵的实用功能,是契丹旧有的丧葬理念与中原陵园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北镇二陵时期,阶地式布局的院落和瞭望台的出现,使得渤海文化因素得到全面加强和发展,而此阶段渤海文化因素所承载的更多的是辽陵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功能,是强化义宗一系皇帝正统地位的需要。在庆州三陵阶段,随着政治形势和选址特点的变化,渤海文化因素失去了其依存的政治基础和物质载体,进而趋于消亡。总体来看,渤海文化因素在辽代陵寝制度中呈现出由弱至强、极强而衰的发展轨迹,而这种发展轨迹之中,更是隐藏着辽代政治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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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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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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