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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墓地建筑的两种传统及其互动
2019年12月30日 11:33 来源:《东南文化》2019年第4期 作者:魏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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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东汉时期的墓地建筑具有成熟的建设理念和祭祀系统,受到等级制度和文化传统双重要素的强烈影响,可分为位于墓侧附属于高等级墓葬的院落式墓地建筑和位于墓前附属于中小型墓葬的简易单体墓地建筑两大传统。两者之间相互借鉴,彼此影响,但又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展现了东汉时期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在丧葬礼仪方面的互动与交融。

  关键词:东汉; 墓地建筑; 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 魏镇(1991—),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秦汉考古。

 

  徐苹芳先生曾指出:“陵园制度和茔域制度的变化反映着礼俗和宗法制度的变革,这在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1]由于文献对于陵园制度和茔域制度的记载不甚明确,墓地建筑遗迹的考古发现则为陵园制度和茔域制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东汉是墓地建筑空前繁荣和兴盛的时代,建国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我们通过墓地建筑了解和研究东汉时期的社会制度与礼俗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一、东汉墓地建筑的两种传统

  目前发现的东汉墓地建筑根据其形制和其与墓葬的相对位置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位于墓侧从属于高等级墓葬的院落式墓地建筑,主要发现有河南偃师百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2]、洛阳东汉帝陵朱仓M722和朱仓M707陵园遗址[3]、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4]、偃师阎楼东汉陪葬墓园遗址[5]、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园遗址[6]、偃师华润电厂M89及其墓地建筑遗址[7]、孟津县朱仓“李密冢”东汉墓园遗址[8],山东济南市北毕村汉代画像石墓及墓地建筑遗址[9]等。

  以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为例(图一),该墓园遗址整体呈长方形,东西约190、南北约135米,墓园四周有夯筑土垣,土垣转角处增设附属建筑。墓园以内分为东西二部分,西部安排墓园主人的坟墓,东部布置以大型殿基为主体的墓侧建筑群。墓侧建筑群由三进院落组成,规模恢宏,结构谨严,殿堂、廊房、天井错落分布其间,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该墓是一座典型的多室砖券墓,墓地原有高大封土,墓葬由墓道(未发掘)、甬道、横前室、耳室、后室五部分组成。墓葬多次被盗,出土遗物较少,陶器有方案、圆案、耳杯、鸭、鸡、狗、猪等,另有残损玉片。发掘者推测墓主身份最低为两千石的地方豪右,并不排除皇室成员的可能。

  这类墓地建筑形制最为复杂的是帝陵陵园,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这些建筑不仅包括陵园周围的“周垣”或“行马”,园寝内也有“石殿”“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建筑[10]。但是无论是帝陵陵园还是其他高等级墓地建筑,虽然形制、规模略有增减,但它们都具有较为一致的特点:多开间或多重院落结构,面积较大,形制规整,常伴有墓园院墙或环壕,其位置都位于墓葬一侧(大都位于墓葬封土以东),独立于墓葬封土之外。使用这类墓地建筑的都是等级较高的墓葬。墓葬形制多为多室砖墓,具有较长的墓道(一般都超过20米),多残存较高大的封土。目前发现的带有此类墓地建筑但主体尚未发掘的墓葬也都属于等级较高的帝陵陪葬墓(如“李密冢”、朱仓M708、M709)。因此,此类墓地建筑的使用者具有较高的身份,墓地建筑的建制与墓葬等级相吻合,其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墓地建筑与墓葬形制相辅相成。此类高等级墓地建筑的作用,可从其分布位置窥见一斑。蔡邕《独断》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11]两汉帝陵基本都发现了这种起于墓侧的陵寝类建筑,这些帝陵在内的东汉高等级墓地建筑在形式和内容上应该是传承了西汉帝陵陵寝制度,虽然形制上据其等级有所增减但其性质应该相同。

图一//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

  另一种是位于墓前从属于中低等级墓葬的简易单体墓地建筑。目前的主要发现有:山东汉代武氏墓群及石刻遗址[12]、江苏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及祠堂[13]、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及祠堂[14]、湖北云梦癞痢墩一号墓及其墓地建筑[15]、江苏铜山县班井四号墓及墓地建筑[16]、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一号汉墓及墓地建筑[17]等。

  以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一号汉墓及墓地建筑为例(图二)。墓葬的封土堆和墓室北侧,清理出一座大型地面建筑,地面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2.2、南北宽约9.7米。保存状况较差,发现两个残存的磉墩和局部散水。发掘者根据考古发现推测该地面建筑应为大型瓦顶建筑,应该是葬埋结束后,死者家人在附近兴建的祭祀墓主的礼仪性建筑。该墓是一座带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以及前室东西耳室组成。墓内出土大量鼎、罐、案、耳杯等陶器,以及银器和铜钱等。发掘者认为墓葬年代应为东汉中期偏晚,墓主为当地富豪或者具有一定身份的官员。

  这种相对简易的单体墓地建筑,都位于墓室正前方或沿着墓道对称分布,有的则直接与封土融为一体。墓葬、封土与墓地建筑彼此联系相互依存,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其形制均为单体建筑,规模不大,除画像祠堂外大都是木构砖瓦结构,因此保存较差。《后汉书》载,(张酺)逝前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稾盖庑,施祭其下而已。”[18]这里说的“稾盖庑”应该就是这种简易的墓地祭祀建筑的一种形式。两汉墓祭习俗兴盛,东汉尤为风靡,因此在墓地设置这种单体简易建筑应该较为常见。作为祭祀建筑,从其所处的位置和建筑结构来看,它所体现的是后人对地下墓主的直接祭祀。

  从上文的考古发现可以明显看出东汉墓地建筑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两种传统:一种是位于墓葬一侧从属于高等级墓葬的院落式高等级墓地建筑,另一种则是位于墓前从属于中低等级墓葬的单体简易墓地建筑。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墓地建筑传统,一种是结构复杂独立于墓葬之外的祭祀场所,从墓地建筑和墓葬的相对位置我们就可以知道,祭祀礼仪中祭祀对象应该是专门设置的“神主”,结构也多模仿墓主生前的居住环境,带有浓烈“寝庙”色彩。另一种则是结构简单与墓葬融为一体的墓前建筑,从其位于墓前的位置来看,祭祀礼仪中祭祀对象应该是直接面对地下埋葬的墓主。墓地建筑所对应的墓葬也反映出墓主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两种不同的墓地建筑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祭祀形式,它们拥有不同的祭祀思想和源流。

图二//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一号汉墓及墓地建筑遗迹

  二、东汉墓地建筑的两种源流

  从文献记载来看,社会底层的墓地祭祀活动似乎出现得更早一些。《孟子》载,齐地有“墦间之祭”[19]。墦间即城郭外面冢墓之间。《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张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祀黄石”[20],“上冢伏腊”即是指伏日和腊日上冢祭祀。此外《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21]从中可以看到,对于孔子的祭祀用的是“与地平”的祠坛。东汉《郎中郑固碑》碑文中所言“配食斯坛”[22]说明直到东汉也有墓地使用这种祭坛。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战国到西汉早期,民间墓地祭祀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但尚未使用祠堂类墓地建筑。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祭祖方式仍然是“古不墓祭,皆设于庙”[23],是以宗庙为主的祭祀传统。

  东汉蔡邕所言“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之不改”[24]其实并不是特别确切,因为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去世后,他的寝和庙没有建在长陵旁边。后因汉惠帝为方便向吕太后请安而修建的复道,使得子孙“宗庙道上行”而受到博士叔孙通的非议,进而惠帝接受叔孙通的建议,在长陵附近营建了“原庙”,并在陵园内设置寝殿、便殿,从而成为西汉帝陵的定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宗庙大搬迁,其直接原因是面对礼制的现实矛盾,而非祭祀思想的转变。应该说这次搬迁几乎是把整个宗庙祭祀系统都搬到了陵园附近,虽然改变了位置但是其祭祀思想和内容仍然没有产生本质性变化,其祭祀对象是宗庙中的“神主”,而非直接面对埋在地下的墓主。《汉书·韦玄成传》载:“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25]

  随之,这一定制扩展到帝陵外的统治阶层墓葬中。河南永城西汉梁孝王的寝园[26],是一座由园墙、回廊、寝殿、便殿等建筑组成,坐北朝南(墓葬坐西朝东),布局严谨结构复杂的礼制建筑遗址,其所处的位置也是位于墓葬一侧。从考古发现的西汉早期的《葬律》来看,列侯采用相对简省的方式布置墓园系统。“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27]文中提到,列侯墓地要建设“地方六丈”的“祠盖舍”,应该是采用了寝庙的形式。西汉列侯张安世,其死后“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28]。西安张安世的家族墓园[29](图三)经过考古发掘,在主墓东侧80米处,发现了一处边长19米的方形面三进五的高台建筑,另发现有完整的台基、柱础、门道、回廊、踏步、散水等建筑遗迹。与上文所整理的东汉高等级墓地建筑相比,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所处位置,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可见上文所述的东汉高等级墓地建筑继承了西汉高等级墓地建筑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张安世墓的祠堂位于主墓一侧,虽然被称作“祠堂”,但与东汉时期中下层墓前祠堂有很大差别。此外南昌海昏侯墓园[30]也发现了方形的祠堂和疑似“寝”的建筑,但形制较为特殊。

图三//西安市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园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这种上层社会墓侧起寝的礼俗并没有很快在社会中下层传播开来。目前发现的汉代较早的中小型墓的墓地建筑出现在西汉晚期,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M9墓道口见有黄土台、夯土台基、柱洞和瓦砾面等建筑遗迹,破坏较为严重,其残余部分平面大致呈“┏┓”形(图四),两侧对称,横跨墓道[31]。此外山东苍山金山汉墓也发现位于墓道之上横跨墓道的石房类建筑[32]。这两座墓的级别都不是太高,墓地建筑也较简易,其位置都沿着墓道对称分布,与上文所述的西汉时期高等级墓葬所见的位于墓侧的墓地建筑不同。这说明两种不同的墓地建筑传统至迟在西汉晚期就已经形成。

  三、两种传统的互动与交流

  进入东汉,显然是受到了上层社会“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33]的影响,下层社会开始兴起修建墓地建筑之风,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东汉墓地建筑的修建进入了一个从上至下的风靡阶段。信立祥先生观察后论定,后壁设有龛室的石室祠堂就是来源于对陵庙的仿制[34]。其论甚确。东汉中下层墓地画像石祠堂的设置确实是仿自上层陵庙建筑,但是这种模仿更多的是借用形式而非内涵。正如信立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画像祠堂其形制上并不方便进出,更有部分祠堂直接压在封土之下成为墓葬的一部分,对此郑岩先生曾经作过讨论[35]。而根据《武梁碑》“前设坛墠,后建祠堂”的记载可以知道后人的祭祀地点是“坛墠”而非祠堂。这与高等级墓地建筑的祭祀形式是不同的。此外,在武氏墓地复原的三座祠堂中只有前石室后壁带有龛室,说明这种龛室不是一种必要的设置,而很可能是对陵庙仿制过程中形式上的孑遗。

图四//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M9墓道建筑遗迹

  山东嘉祥许安国祠堂上刻有“甘珍滋味兼设,随时进纳,省定若生时”[36],显然建造者把这座祠堂当成是像寝殿一样可以四时上饭,但“随时进纳”恐怕也只是一句说辞,只有上层社会死后才能真正做到四时上饭。虽然是对上层墓地建筑的模仿,但由于墓地祭祀习俗早已有之,所以下层民众从上层借鉴来的也只是建筑的形式而非祭祀传统。与陵庙建筑不同的是,中下层墓地建筑的祭祀对象是埋在地下的墓主而非宗庙中的神主,所以他们将墓地建筑大都直接建于墓道口或直接与封土连为一体,巧妙地将墓地建筑与墓葬融在了一起,而上层社会的墓地建筑则始终保持着和墓葬的距离。

  与下层民众修建墓地建筑的高潮相呼应,统治阶层的墓地建筑逐渐也有了新的变化。以帝陵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在西汉一朝已经完成了寝与墓的结合,但是祭祀的中心仍然在庙堂之中。而东汉帝陵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最重要的变化则体现在东汉早期明帝进行“上陵礼”的改革。“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37],其后“上陵礼”进入国家礼制,甚至西汉时八月在宗庙进行的重要的祭礼——“酎祭”也逐渐转移到寝庙中进行。正如《读礼通考》所指出的那样:“汉不师古,诸帝之庙不立于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38]明帝“上陵礼”的确立,宗庙的地位确实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明帝甚至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39]致使“陵之崇、庙之杀”[40]。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杨宽先生已经敏锐指出,这与东汉皇帝和很多大臣都是地方豪强出身有很大的关系[41]。西汉中晚期一直到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大族一方面受到整个社会习俗的影响进行墓地祭祀,另一方面他们还把上冢聚会作为团结宗族凝聚力量的一种途径,使得墓地建筑的兴建和墓地祭祀的活动更加兴盛。赵翼也指出:“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42]上陵之礼,是受到民间上冢祭祀传统的影响而产生的。

  虽然上层社会中的陵寝在此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崇高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宗庙制度的完全抹杀。《续汉书·礼仪志》载:“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43]如此可以看出对宗庙的祭祀依然放在上陵前面。《续汉书·礼仪志》注引《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还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上即还。”[44]从中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礼制中还是很重视宗庙的地位。而在上陵活动的流程中,“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45]很显然,祭祀和崇敬的对象仍然是神主,而非直接面对地下的墓主。这种祭祀思想主体还是对宗庙祭祀传统的延续。因而,东汉上层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礼制的束缚,虽然受到民间祭祀传统的影响进行了上陵礼的改革,但从高等级墓地建筑的建制来看,它们的祭祀思想和形式还是更多地沿用了宗庙祭祀传统,只不过已经烙上了民间传统的烙印。

  四、结语

    从考古材料来看,东汉时期的墓地建筑显然分为位于墓侧的院落式高等级墓地建筑和位于墓前的简易单体墓地建筑。位于墓侧的建筑都从属于高等级墓葬,其建筑形式和祭祀思想源于宗庙祭祀传统。位于墓前而从属于中小型墓葬的低等级墓地建筑其祭祀思想则源于先秦民间已有的墓地祭祀传统,建筑形式则借鉴于上层社会墓地建筑。两者虽然同为墓地建筑,其背后所反映的却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东汉中下层社会来讲,一方面他们使用的墓地建筑在形式上是对上层高等级墓地建筑的模仿;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身传统的祭祀思想,因而在物质层面上呈现出墓地建筑与墓葬本身的直接结合。对于以皇室为代表的东汉上层社会来讲,由于他们的社会阶层和身份的重大变化,他们把原来所处的文化传统因素也带入现在的文化层面中,从而促成了上陵礼的改革。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到,这种影响明显却不完全,上层社会的礼制传统俨然具有强大根基,从而使得他们的祭祀文化受到冲击而不完全被改变。

  通过对墓地建筑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东汉社会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相互碰撞,彼此借鉴又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阶层之间的烙印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更体现在文化层面上,这种烙印往上可能要溯源到先秦贵族与普通民众的差异上去。东汉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文化传统也相互影响,既有来自前代的源流,更是相互借鉴、自身发展的结果。总之,东汉墓地建筑以物质面貌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东汉社会两种社会阶层之间在文化传统上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参考文献:

  [1]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8年第11期。

  [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堰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

  [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5]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堰师阎楼东汉陪葬墓园》,《文物》2007年第10期。

  [6] 同[3],第48页。

  [7]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偃师华润电厂考古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8]张鸿亮、司马俊堂:《孟津县朱仓“李密冢”东汉墓园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

  [9]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济南市北毕村汉代画像石墓》,《考古》2012年第11期。

  [10] 同[3],第103页。

  [11] 汉·蔡邕:《独断》,《诸子集成》补编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12]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13]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

  [14]王布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15]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癞痢一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16]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班井四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17]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河南卫辉市大司马村一号汉墓及墓前建筑》,《考古》2008年第11期。

  [1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533页。

  [19]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第357页。

  [20]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8页。

  [21] 同[20],第1946页。

  [22]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第77页。

  [2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634页。

  [24] 同[11]。

  [25]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5页。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28] 同[25],第2653页。

  [29]张仲立等:《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3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物局:《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32]李振光等:《山东苍山县金山发现大型汉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7日第1版。

  [33]汉·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

  [34]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35] 郑岩:《逝者的面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36]刘道广:《山东嘉祥宋山汉永寿三年石刻题记注释》,《艺术百家》2009年第2期。

  [37] 同[18],第99页。

  [38]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册268页。

  [39] 同[18],第123页。

  [40]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68页。

  [4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42]清·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677页。

  [43] 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2页。

  [44] 同[43],第3148页。

  [45] 同[43],第3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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