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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分布态势与周初东封
2018年03月07日 14:20 来源:《考古与文物》(西安)2016年第20165期 第110-116页 作者:燕生东 字号
关键词:晚商文化;东方地区;周初东封

内容摘要:晚商时期,当商王朝的势力在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退缩时,唯有东方地区聚落分布密集,文化繁荣,与殷墟文化关系也最为密切。周初所分封在东方地区的近二十个姬姓、功臣及姻亲邦国均位于晚商文化的分布区内,说明这些封国主要是管控东方地区势力强大的殷遗民。

关键词:晚商文化;东方地区;周初东封

作者简介:

  燕生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燕生东,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内容提要:晚商时期,当商王朝的势力在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退缩时,唯有东方地区聚落分布密集,文化繁荣,与殷墟文化关系也最为密切。周初所分封在东方地区的近二十个姬姓、功臣及姻亲邦国均位于晚商文化的分布区内,说明这些封国主要是管控东方地区势力强大的殷遗民。

  关键词:晚商文化、东方地区、周初东封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地区商代考古研究”(13BKG008)、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李华团队阶段性成果之一。

 

  周翦灭殷商后陆续在以今山东省为主的东方地区分封诸国,不仅有参与灭商、辅佐成王平定管蔡与武庚之叛乱、稳定了天下局势的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旦受封的鲁国(由其子伯禽代封),有翦商第一功臣、姻亲姜姓太公望受封的齐国,还有十多个姬姓、姻亲及先圣王后裔邦国。周汉文献记载和后世有学者认为,齐、鲁等诸国东封是为了控制东方地区的夷人,也有人认为是为了镇服和羁縻殷遗民。考古学上对齐、鲁等诸邦国分封在东方地区的目的是如何看待的?近年来,学界对东方地区晚商文化发展情况获得了一些新发现和新认识,这将有助于了解周初东封的社会背景。本文从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发展情势与周初诸封国在东方地区位置的关系入手,来探讨周初东封诸国的目的。

  一、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进程、分布态势及特点

  关于商文化在周边地区扩展进程,刘绪等先生综括为三个阶段:二里岗下层为第一阶段,二里岗上层至殷墟第一期为第二阶段,殷墟第二至四期为第三阶段(即晚商时期)。商文化在第二阶段向外扩张达到顶峰,而第三阶段商人在北方、西方、南方、东南部地区势力退缩,唯东方地区保持着强盛发展势头[1]。

  大体说来,第一阶段,商王朝政治文化中心位于河南省郑州和偃师一带。此时,商文化在原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基础上略有扩大。至于东部地区,仅到达鲁豫皖交界区,未深入岳石文化腹地。

  第二阶段,由于商王朝多次迁都,商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大体在河南中部、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中南部。本阶段为商王朝文化和势力向外扩张最强盛时期。商文化势力在西部到了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及商洛地区;北部则至晋中,甚至可抵晋北忻州地区,在太行山以东,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张家口、燕山南麓北京昌平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已越过安徽霍山,到达安庆一带,并在强盛时期到达湖南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江西樟树市一线(图一)。

  商文化在东方地区扩张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已到达潍坊市白浪河与潍河东岸、沂水县、莒南县、苍山县、郯城县、江苏连云港市、沭阳县、盐城市一带只是聚落分布比较稀疏,文化不发达。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鲁西南、鲁中南及济南周围等成为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中心。

  第三阶段,商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固定在豫北安阳一带(今殷墟)。其势力在西、北、南部大范围退缩,西部仅至郑州、荥阳一带,西北部太行山以西只在浮山、灵石等县有零星、插花式分布;北部退缩在晋东南,河北唐河、定州一线;南界仅保留在河南信阳罗山县、安徽颍上县一带,中部荥阳、正阳等县发现了零散的聚落和墓地,整体分布格局呈条状伸向南方(图二)。

  图一 商文化第二阶段分布位置示意图

  但本阶段,殷商王朝在东方地区发展最为稳定,聚落和人口数量急剧增多。聊城、菏泽、济宁西部地区商文化发展迅速,目前已发现聚落遗址超过200多处,聚落和人口数量较前一段翻倍增长;整个鲁西北、鲁北等地区的聚落、人口数量骤然增多,经济与考古学文化空前繁荣。在包含鲁北和沧州东部地区的渤海南岸横跨250多公里长的范围内还发现了十多个规模巨大的盐业聚落群。每处聚落群的面积从上百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至十几平方公里不等,每群大约由十几处甚至几十处制盐作坊组成,规模宏大[2]。相邻内陆腹地发现了数量达三四百处聚落,是该地区商文化第二阶段聚落总数的十倍之多。鲁北、鲁西北地区晚商文化、经济与文化突然繁荣,聚落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应是外来人员在短时间内由周围地区集中迁入的结果。此时,渤海南岸地区成为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唯一的产盐之地。基于沿海平原上盐业资源的开发,与之相邻的内陆腹地的聚落和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来自商王朝的一些王族、族群和封国驻地大都布局在这一区域内[3]。

  沧州、鲁北内陆及鲁中地区的聚落大体划分为十几群,每群的规模比较大,往往分布在上百平方公里或数百平方公里,聚落之间间距在3公里左右,每群中有一个或多个出土青铜容礼器和兵器的聚落,如沧州倪杨屯,滨城兰家,惠民大郭,博兴寨卞,桓台唐山、史家、旬召,广饶花官、西华村,寿光古城、桑家庄,潍坊市坊子区院上,青州苏埠屯、于家、涝洼,临朐北菠萝,沂源东安,邹平长山,章丘涧溪,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长清小屯、崮山、孝里,平阴洪范,齐河郝庄,新泰府前大街以及莱芜城子等,它们应属于各区域内等级较高的聚落。这些聚落出土的青铜器上还有不同的徽识符号,说明各个聚落群隶属于不同族群。苏埠屯墓地历年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目前,已经发现了至少15座墓葬,两座车马坑,其中,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1座,带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至少有5座。苏埠屯1号墓是除安阳殷墟以外的唯一一座带有四条墓道、“亚”字形椁、殉人最多的墓葬,学界多认为苏埠屯是来自商王朝或受王朝控制下的诸侯国(封国)“亚醜”墓地[4]。济南大辛庄聚落仍延续第二阶段的规模,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房址、制铜作坊、陶窑、水井、窖穴和上百座贵族墓地。出土的高等级物品主要有青铜器、甲骨卜辞、白陶器、金箔残片等。其中所见甲骨卜辞[5]和青铜礼器铜范,是除殷墟和宝鸡地区外为数不多的发现。在个别青铜器上有“”字族徽符号文及“索”字族徽符号[6]。长清小屯(“举”族氏)、博兴贤城、惠民大郭(“戎”族氏)、沂源东安等情况与苏埠屯、大辛庄有些相似。它们很可能是凌驾多个地方中心之上更高等级的聚落。

  图二 商文化第三阶段分布位置示意图

  大约殷墟二、三期,商势力在鲁南和东南地区有些退缩,殷墟第三期后段,商王朝多次征伐东夷,商人大规模东迁,如鲁南和苏北地区泗水流域东侧,又出现了商文化聚落,在泗水张庄窖堌堆、寺台,平邑洼子地,兖州李宫,邹城西丁村、南关化肥厂、南关砖瓦厂,苍山东高尧、晒米城、密家岭,滕州庄里西、种寨、金庄、辛绪、龙堌堆、后黄庄、大韩、前掌大、后掌大、陆家林、于屯,枣庄薛城兴仁,费县双丘以及江苏沭阳万北等还出土过成组青铜器,部分铜器上有族徽符号[7]。滕州前掌大遗址规模非常巨大,面积在250万平方米以上。据最新钻探资料表明,墓地可分六大区。已清理的150余座墓葬中,“中”字形双墓道大墓3座,单墓道大墓9座。还有车马坑5座,马坑4座。在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上,多有“史”、“鸟”族之族徽[8]。目前看来,前掌大为商王朝末期在鲁中南地区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东方地区所见晚商文化聚落,在鲁北、鲁西北、鲁西南地区,大约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第二阶段发展延续下来的聚落,如菏泽安邱蝈堆、定陶十里铺、济南大辛庄、淄博黄土崖遗址等,从二里岗上层延续至殷墟四期;二是从外地迁来的聚落,基本从殷墟一期晚段延续至殷墟四期,多数至西周早期。这两类聚落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较强。出土陶器等物质遗存的种类及形态特征与殷墟各期大体相同,属于典型晚商文化系统。所见墓葬,其棺椁形态、随葬品组合和特征、埋葬习俗如腰坑、殉狗、殉人皆与安阳殷墟相同。苏埠屯墓地和寿光古城墓葬(地)随葬青铜器组合、样式,尤其以爵、觚搭配为核心,呈多等量配置与殷墟完全一致,古城墓葬中的陶鼎、爵、尊形器为仿铜器,这在殷墟之外是仅见的[9];殷墟墓葬中常见的陶明(礼)器觚、爵、圈足盘等在苏埠屯和刘家庄墓地也有发现,这是殷墟及都畿外的周边地区较罕见的特例。而胶莱平原、胶东半岛地区为岳石文化的后续遗存——会泉庄[10]、芝水二期遗存[11]与晚商文化互不见对方的文化因素,说明二者在文化上互不融合。

  总之,晚商阶段,当商王朝的势力在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退缩时,唯有东方地区成为整个商王朝境内聚落分布最为密集,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地区之一,与殷墟文化关系也最为密切。

  图三 西周早期东方地区诸封国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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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燕生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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