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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千纪马家窑文化东向传播的考古学观察
2021年03月08日 14:53 来源:《考古》2020年第8期 作者:魏坚 常璐 字号
2021年03月08日 14:53
来源:《考古》2020年第8期 作者:魏坚 常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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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三千纪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在此产生和发展,并显示出向周边扩张的强盛态势。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东达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南临四川北部,北接宁夏南部。本文以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期研究,并就陶器器形、彩陶纹饰以及遗迹特征等文化内涵的来源与交流现象做一分析,阐释马家窑文化在公元前三千纪期间东向传播的动态路径与原因。

  一、马家窑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密切相关。自安特生在临洮发现“甘肃仰韶文化”并提出六期说,至夏鼐证明了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遗址的马家窑文化,中国学者开始逐步取得中国考古学的话语权,中国史前考古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马家窑文化分布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之上,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马家窑文化的考古发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以前。1923~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进行考古调查,首次发现了临洮马家窑遗址,他将其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并随后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20世纪40年代,夏鼐在兰州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了青岗岔等遗址,裴文中也在临洮一带进行过考古调查,发现20余处遗址;1948年,裴文中、贾兰坡等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做了大量调查。以上调查与研究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50年代后期,刘家峡水库区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47处;渭河及其支流流域考古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62处。此外还在洮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湟水流域以及盐锅峡等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至6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公布了157处马家窑文化遗址。随后,在武山县首次发现石岭下类型遗存。这一阶段的主要收获是弄清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并且首次提出了石岭下类型。

  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展了更多的发掘工作。在甘肃东乡林家,宁夏海原曹洼,青海民和阳洼坡、核桃庄、同德宗日、大通上孙家寨等地发掘了大量马家窑文化遗址。1978~1995年,在秦安大地湾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1981~1990年在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至今,在甘肃地区仍在进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发掘。这一阶段的收获是通过对几处遗址大面积的发掘,马家窑文化的居址及墓葬形态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二、马家窑文化分期

  对马家窑文化的分期研究,是阐释其与周边文化动态交流的基础。根据典型单位组合关系、陶器器形、彩陶纹饰特征、房址形态以及其他遗存特征,可以将马家窑文化分为四期(图一至图五)。

  第一期遗存有石岭下遗址、灰地儿遗址、吕家坪遗址、傅家门H1、大地湾遗址、师赵村第3层部分遗存、西坡坬H9及第3层遗存、隆德凤岭遗址等。

  本期泥质红陶最为多见,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数量也较多。纹饰有绳纹、弦纹、划纹,夹砂陶器多饰附加堆纹。主要器形有尖底瓶、平底瓶、小口双耳罐、壶、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直口罐及盂、瓮等。尖底瓶为小喇叭口;平底瓶口沿还带有重唇口的特征;小口双耳罐为侈口,高领;壶有长颈喇叭口和矮领喇叭口两种;曲腹钵一般为敛口;曲腹盆一般为宽折沿,腹部圆鼓,下腹内收;侈口罐一般为小束颈;直口罐多为夹砂陶,口部微侈。彩陶多呈橙黄色或砖红色,主要为黑彩,另有红、白彩,颜色整体比较浅淡,一般在近器身底部处留有空白;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点纹、圆圈纹、波浪纹、旋涡纹、圆形十字纹、黑白格纹、网格纹、鸟纹和动物纹等。本期彩陶纹饰比较写实,注重细部描绘。

  本期房址形态较简单,半地穴式,门道朝西或朝南,平面为圆形或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10平方米左右,地面中央为圆形单灶,墙壁和居住面一般都经过烧烤。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少量彩陶、石器、骨器等。窑址均为横穴窑。

  第二期遗存主要有傅家门第3层、师赵村第3层部分遗存、林家F19及第5、6层遗存、西坡坬H10及第4层遗存、塔儿湾F101、马缨子梁遗址、阳洼坡遗址等。

  本期陶器以泥质红陶最多,但泥质灰陶比重呈上升趋势。主要器形有尖底瓶、平底瓶、壶、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及直口罐等。尖底瓶为喇叭口,双耳位置偏上;平底瓶为直口,细长颈;壶有长颈喇叭口和矮领喇叭口两种,长颈壶多带双耳;曲腹钵一般为敛口;曲腹盆一般为宽折沿,肩部圆鼓,下腹斜收;甑为卷沿,盆形;侈口罐口沿较第一期更加外敞;直口罐多为侈口,鼓肩。绳纹、划纹、弦纹及附加堆纹依然较为多见。彩陶发达,色彩浓重,线条较粗,纹饰繁缛,器身遍体布满彩绘,除黑彩外,还有紫红彩与朱红彩,也有少数是黑红两彩相间兼施的;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点纹、圆圈纹、波浪纹、圆形十字纹、黑白格纹、网格纹、鸟纹和动物纹等。本期彩陶纹饰多变,逐渐脱离第一期写实的风格,变得更具艺术感。

  本期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多为方形,面积在15平方米左右,出现带门斗式门道和双连灶。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彩陶、石器,葬俗比较简朴。陶窑为横穴窑。

  第三期遗存主要有师赵村第2层、西山坪第4层部分遗存、林家F4及第4层遗存、西坡坬H3及H11、雁儿湾H1、曹家咀遗址、页河子遗址等。

  本期陶器最多见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数量也很多,还出现很多夹砂白陶。主要器形有尖底瓶、平底瓶、壶、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及直口罐等。尖底瓶底部尖锐;平底瓶为侈口,长颈;壶一般为喇叭口,长颈,鼓肩,无双耳;曲腹钵一般为直口,下腹内曲,有双鋬;曲腹盆一般为宽折沿,腹部圆鼓并加深;甑为直口,直壁;侈口罐为小束颈,腹部较鼓;直口罐中腹略鼓,双耳位于最大腹径处。彩陶纹饰种类较少,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富于变化,内彩发达;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点纹、波浪纹、黑白格纹、鸟纹等。本期动植物纹、花卉纹变得图案化,多见几何形花纹。

  本期房址多为竖长方形半地穴式,面积约15~25平方米,多带门斗式门道,一般为圆形坎灶。窖穴多为大口直壁圆形。本期西坡坬遗址窑址平面为长方形,与白道沟坪马厂文化窑址相似。

  第四期遗存主要有林家F21及第3层、王保保城M1、五坝山M1、照壁滩遗址、曹洼遗址、核桃庄M1、脑庄M1、上孙家寨遗址、宗日遗址等。

  本期泥质陶与夹砂陶并重,陶质一般较粗。陶色多橙黄或橙红。陶器器形已经接近半山文化,例如半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小口高领双耳壶、单耳大口罐、短颈双耳瓮等,在本期已经体现出一些初期的特征。主要器形有平底瓶、小口双耳罐、壶、曲腹钵、曲腹盆、甑、侈口罐及直口罐等,本期已不见尖底瓶,新出现了Ⅱ式小口双耳罐。平底瓶为侈口,长颈,鼓肩,器身变矮;小口双耳罐颈部较长,鼓腹,双耳位置偏下;壶一般为侈口,长颈,鼓腹,无双耳;曲腹钵一般为直口,鼓腹;曲腹盆一般为侈口宽沿,腹部较浅;甑为侈口,曲腹;侈口罐为束颈,鼓腹,新出现一种侈口折腹罐,器身较矮;直口罐多为直口,鼓肩,直腹。彩陶数量增加,纹饰又变得多样,并且注重整体性构图,常以红、黑两种线条组成条带、螺旋、菱形、同心圆等几何形纹饰,并且常见黑色大圆点;纹饰有条带纹、弧线圆点纹、圆圈纹、波浪纹、圆形十字纹、网格纹和鸟纹等。本期彩陶纹饰格式化、几何化的趋势明显,接近半山文化的彩陶纹饰。

  本期发现的房址数量多,除常见的圆形、方形或长方形外,新出现了吕字形房址,即连间、隔间建筑,半地穴式,连间屋和主室均为长方形,前后相连,主室内还隔有小间,面积约30平方米,主室中央有一圆形平底灶。圆形或椭圆形窖穴。墓葬新出现正方形或圆角方形竖穴土坑墓,出现木质葬具,随葬品明显增加,有彩陶、石器、绿松石饰品等。陶窑为圆形窑室。

  由以上分期可见,马家窑文化由早至晚发展规律为:主要陶器器类由尖底瓶、重唇口平底瓶、长颈壶等演变为喇叭口尖底瓶、喇叭口平底瓶、小口双耳罐、曲腹盆等,第一期器形接近庙底沟文化陶器,第四期器形接近半山文化陶器;彩陶由流行弧线圆点纹、旋涡纹及较写实的鸟纹、动物纹等,发展为流行条带纹、圆圈纹、波浪纹、圆形十字纹及网格纹等几何图案纹饰;房址由设圆形单灶、形态较为简单的圆形、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发展为带门斗式门道、设双连灶的方形房址,最后一期出现吕字形房址。马家窑文化没有明确的分区,甘肃东部、中部地区与甘肃西部、青海地区略有差异。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东部及中部为中心,从第一期起便随着人群的迁徙传播至河西、青海、宁夏以及川西北等地区,因此陶器器形及彩陶纹饰方面在不同地区也显示出不同。

  三、马家窑文化的东向传播

  马家窑文化从第一期开始,即显示出向外传播的态势,其陶器器类、器形,以及彩陶纹饰、遗迹形态等,与周边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庙子沟文化分布在以呼和浩特平原为中心,北起阴山南麓、南抵晋陕、东接张北、西迄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域范围内,包括黄河大回折的东北部分、岱海-黄旗海地区以及大青山南麓地区。庙子沟文化是在庙底沟文化的主导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庙子沟文化可划分为三个区域文化类型,即庙子沟类型、海生不浪类型及阿善二期类型。依据主要器物小口双耳罐、小口双耳壶、尖底瓶、曲腹钵及侈口夹砂罐的器形演变特征,彩陶纹饰的发展规律以及遗迹形态的演变,可将庙子沟文化分为前后相续的三期。

  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庙子沟文化第一期与马家窑文化第一期时代相当,绝对年代为距今58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第二、三期绝对年代没有清晰的界限,第二期年代应与庙子沟文化第二期相当,为距今53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第三期可能在距今5000年以上,比庙子沟文化第三期稍早;而马家窑文化第四期则比庙子沟文化第三期稍晚,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4500年(表一;表二)。

  从陶器器形来看,庙子沟文化第一、二期的双耳壶与马家窑文化第一期A型及第二期C型双耳壶器形相似(图六)。另外,庙子沟文化自始至终都流行小口双耳罐,形态类似马家窑文化A型双耳壶,而后者至马家窑文化第四期才开始大量流行,并延续至马家窑文化之后的半山文化,成为半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从地理空间来看,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南流黄河两岸,邻近宁夏海原地区,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的东北边缘接近,因此在陶器器形上表现出更多的过渡性。海生不浪类型有一定数量的小口双耳罐,口沿外侈,束颈,较之庙子沟类型小口双耳罐在形态上更接近马家窑文化双耳壶。而同时期其他地区则不见或少见小口双耳罐和小口双耳壶(图七)。此外,庙子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均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喇叭口尖底瓶,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第一期的尖底瓶与马家窑文化第一期尖底瓶形态相似。庙子沟文化的侈口彩陶罐、曲腹盆等器类也见于马家窑文化(图八)。

  从彩陶纹饰来看,庙子沟文化流行绞索纹,常与网格纹或黑白格纹组合构图,饰于小口双耳罐口部、颈部及上腹部,显示出独特而浓厚的本土因素。马家窑文化第一期的波浪纹与庙子沟文化第一期流行的绞索纹十分相似,但是自第二期变得更加写实,线条细密,波幅变长,如同真实的波浪。庙子沟文化第一期即出现的圆形十字纹,在马家窑文化第一期也十分流行,二者应是有相互影响的关系。黑白格纹在两种文化中均比较常见,并且处于整体构图的一部分,为了填补空白而饰。此外二者在早期均流行庙底沟文化最常见的弧线圆点纹,二者均包含的黑白格纹、绞索纹和圆形十字纹,在庙底沟文化中也能找到踪迹(图九)。总体来说,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各期彩陶纹饰不甚相同,有各自独特的风格,然而从二者的早期起便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说明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可能存在着陶器的交换或交流。

  从房址形态来看,庙子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普遍存在着开间较小的半地穴式房址,带门斗式门道和双连灶是二者共有的特征。马家窑文化第一期房址形态十分简单,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为圆形或方形,室内设圆形单灶。第二期开始,以林家遗址为例,带门斗式门道和双连灶的房子开始成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林家遗址多正方形房址,面积约20平方米。门斗为正方形,朝向西北。室内多设双连灶,前后灶均为圆形(图一〇,1)。到了第四期,除常见的圆形、方形或长方形外,林家遗址和师赵村遗址均新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吕字形房址。庙子沟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第一期即出现带门斗式门道、双灶的房址。以白草塔遗址为例,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方形,面积约20平方米。门道大多朝向东南或南,流行带门斗式门道,门斗为长方形,有的还在门道处铺垫石板。大部分室内地面设两个灶,前灶一般为圆形的坑灶,位于地面中央;后灶一般为长方形地面灶,个别灶周围设坎或围石板(图一〇,2)。第二期开始大量出现了双连灶房址,即前后两个圆形的坎灶相连。第三期房址基本保持了双灶的特征,依然为方形、单间建筑。

  无论是带门斗的门道,还是室内双连灶,在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均十分流行,而这种现象在同时期其他地区并不常见。庙子沟文化尤其是海生不浪类型从第一期即显示出成熟的房址形态,到了第二、三期基本保持该形态;再之后的阿善三期文化出现了更先进的带石墙房址。而马家窑文化房址有一个明显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第一期房址十分简单,第二期出现带门斗式门道和双连灶的特征,第四期新出现的吕字形房址不见于庙子沟文化遗址和同时期其他地区。半山文化基本没有发现居住址。大地湾F901属于大地湾四期晚段,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该房址为多间复合式地面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室内为台式灶,居住面为以轻骨料、砂石、料礓石粉混合而成的类似水泥的地面。大地湾F901的文化属性还有待确定,但是在甘肃地区仰韶晚期阶段出现这样的居址,无疑说明该地区已经出现极为成熟的房屋建筑技术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发展程度。

  从文化来源看,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均来自于庙底沟文化,二者均是在继承庙底沟文化基础之上,融入地方特色,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地方性考古学文化。从地层关系来看,瓦家坪、寺坪等遗址清楚地表明马家窑文化层叠压在庙底沟文化层之上。马家窑文化的尖底瓶、彩陶曲腹钵、夹砂侈口罐等器形承袭自庙底沟文化,常见彩陶纹饰也包含很多庙底沟文化因素,例如弧线三角和圆点纹、圆形纹、鸟纹等。阳洼坡遗址第一期的重唇口尖底瓶、敛口钵、折腹盆、侈口尖底瓶等器形属于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陶器,并且在第二期中有所发展,两期彩陶纹饰也有传承关系。1962年发现的武山石岭下遗址填补了庙底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之间的缺环——在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地层之下,还存在一层文化面貌与庙底沟文化更相似的文化遗存,即石岭下类型。在甘肃临洮、天水和青海民和等地也同样发现了石岭下类型地层居于下层庙底沟文化和上层马家窑文化地层之间。这证明了在甘青地区,庙底沟文化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文化的因袭关系。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准格尔旗房塔沟、棋盘堰、官地,凉城狐子山、王墓山坡上,清水河白泥窑子J、L、K、D点,商都章毛勿素等遗址,均发现了庙底沟文化遗存。庙子沟文化中的喇叭口尖底瓶、敛口曲腹钵、侈沿曲腹盆、侈沿夹砂罐、平口夹砂罐等陶器器形,同庙底沟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直口钵、曲腹彩陶盆、铁轨式口沿夹砂罐、大口瓮等存在发展演变关系;庙子沟文化彩陶纹饰常见的弧线圆点纹也源自庙底沟文化。这说明在庙子沟文化产生之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受到过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并且进而发展成为庙子沟文化。

  马家窑文化与庙子沟文化来源相同,因此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必然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仅在这两种文化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则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过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图一一)。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在第一、二期即存在交流。庙子沟文化第一期陶双耳壶与马家窑文化第一、二期器形相似,但马家窑文化双耳壶的彩陶装饰更加成熟,纹饰繁复而整齐,庙子沟文化双耳壶则十分朴素,并未施彩。庙子沟文化侈口彩陶罐等器类也见于马家窑文化。庙子沟文化第一期出现的圆形十字纹和折线几何纹也与马家窑文化相似。庙子沟文化从第二期起,彩陶纹饰发达,内彩和复彩较为普遍。海生不浪类型的白草塔F21为带门斗式门道和双灶的房址,与马家窑文化第二期林家遗址大量出现的此类房址形态一致。因此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在第一期就开始影响庙子沟文化,将双耳壶等陶器器形、彩陶装饰与烧制技术以及带门斗式门道和双灶的房屋建筑技术带到了内蒙古中南部,并且直接传到了较远的庙子沟类型分布区——岱海-黄旗海地区。这种传播也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如离甘肃较近的黄河两岸海生不浪类型、阿善类型,泥质陶从第一期起明显多于庙子沟类型,带门斗式门道和双灶的房址也仅见于白草塔遗址。而在宁夏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第一、二期遗存也发现有长颈壶、侈口彩陶罐。

  到了马家窑文化第四期时,又呈现出受到庙子沟文化影响的态势。庙子沟文化自始至终都流行的小口双耳罐,形态类似马家窑文化A型双耳壶,而后者至马家窑文化第四期才开始大量流行,并延续至马家窑文化之后的半山文化,成为半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庙子沟文化早期即流行的曲腹盆,与马家窑文化第四期出现的B型侈口彩陶罐形态相似。从地理空间来看,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南流黄河两岸,邻近宁夏海原地区,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的东北边缘接近,因此在陶器器形上表现出更多的过渡性。海生不浪类型有一定数量的小口双耳罐,口沿外侈,束颈,较之庙子沟类型小口双耳罐在形态上更接近马家窑文化双耳壶。庙子沟文化第三期时,可能有一部分人经过宁夏地区迁徙至兰州地区,因此马家窑文化第四期出现庙子沟文化典型陶器,并且在半山文化时期成为主要器形。宁夏地区马家窑文化第四期遗址也发现有双耳壶和B型Ⅲ式侈口彩陶罐,双耳壶形态也处于庙子沟类型小口双耳罐、双耳壶与马家窑文化双耳壶之间的过渡阶段。

  庙子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产生交流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首先是气候环境因素。在距今7000~5500年间,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处于稳定的暖湿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北与半干旱草原区相接,由于气候适宜,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农耕文化逐渐发展。陇东地区属于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更加适宜农业发展。而到了距今5500~3000年间,气候出现波动,趋于湿冷。在接近距今5000年阶段的庙子沟文化第三期,农耕文化开始衰落,一部分人留在这一地区,增加狩猎与养畜业的比重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还有一部分人群开始南迁,或许在南迁的过程中,将小口双耳罐、曲腹盆等陶器类型经宁夏带到了甘肃东部,融入马家窑文化。而此时的甘肃东部和中部,虽然也经历了气候变冷,但是由于纬度较低,气候状况较之于内蒙古中南部不至于让人们放弃原有居住地而迁徙,为了抵御寒冷,人们改变了经济结构,并且开始建造更抗寒御风的吕字形房屋,在师赵村第四期和林家遗址的发现均是如此。

  另一方面,马家窑文化在第一期就显示出强盛的输出态势,将彩陶、房屋构筑方式传播到了内蒙古中南部。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由于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经济互动,马家窑文化彩陶作为葬礼“必需品”需求量极大,因此出现很多核心生产区,由核心生产区大量生产彩陶,再输出至周边地区。或许因为马家窑文化的这种彩陶生产机制,彩陶作为一种产品逐渐从甘肃中部和东部核心区传播至宁夏地区,为了寻求更多的消费者,进一步传播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马家窑文化据发展演变规律,可以划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其文化面貌在甘肃东部、中部地区与甘肃西部、青海地区存在地域性差异。

  第二,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东部和中部为中心,从第一期起便随着人群的迁徙传播至河西、青海、宁夏以及川西北等地区,因此陶器器形及彩陶纹饰方面显示出诸多差异。

  第三,马家窑文化在公元前三千纪阶段的甘青地区产生并强盛发展。在马家窑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有一条重要的路线,即沿着黄河向东北方向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有过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四,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在聚落形态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马家窑文化第一期带门斗式门道的房址即传播到了内蒙古中南部偏西的海生不浪类型分布地区,马家窑文化典型的双灶特点也存在于庙子沟文化同类房址。

  第五,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在陶器类型、彩陶纹饰等方面存在较多相似性。马家窑文化第一期的双耳壶、长颈瓶、侈口彩陶罐以及彩陶纹饰,影响了庙子沟文化的同类器物。庙子沟文化晚期阶段的典型器物小口双耳罐又传播到了甘青地区,并发展成为马家窑文化晚期及之后的半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双耳壶。

  第六,宁夏地区作为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传播交流的必经之地,其陶器群显示出明显的过渡地带特色。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北方游牧与农耕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批准号14AKG002)资助成果。文中墨线图由郝晓菲绘制,谨致谢忱!

  (作者:魏坚 常璐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原文刊于《考古》2020年第8期;此处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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