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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2020年06月04日 11:19 来源:《华夏考古》2020年第1期 作者:周必素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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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

  关键词: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腰坑;墓前建筑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杨辉墓及墓祠遗址发掘报告”(编号:17AKG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现始于1950年代,2012年以来在海龙囤遗址申遗背景下,系列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得以推进,因而对杨氏土司墓葬又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梳理,并有新的发现。目前能确定墓主身份的墓葬共15座,即13世杨粲、14世杨价墓、15世杨文、18世杨嘉贞、19世杨忠彦、20世杨元鼎、21世杨铿、22世杨升、23世杨炯、24世杨纲、25世杨辉、26世杨爱、27世杨斌、28世杨相、29世杨烈等墓,分别入葬于皇坟嘴、新蒲、高坪、赵家坝、雷水堰等5处杨氏土司专属墓地。另有一处疑是杨氏土司墓地,即桃溪寺墓地,有3座墓疑是土司墓葬,即遵桃M1、遵桃M2、遵桃M3,其中遵桃M3按入葬位次结合文献分析疑是杨氏17世杨汉英墓。而赵家坝M3是一座迁葬墓,结合残余碑文分析,疑是明代某位土司夫人权殡厝葬墓。

  本文拟于前人工作基础上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形制及其演变进行分析,并结合杨氏土司墓中最为典型的腰坑、墓志及墓前建筑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杨氏土司墓葬形制演变

  杨氏土司墓按材质可分为土坑木椁墓、土坑石室墓两类,其中土坑木椁墓2座,即杨价墓和赵家坝M3。土坑石室墓,墓主身份明确的共14座,年代为南宋至明末,墓葬形制相对统一,演变轨迹清晰。在梳理了墓主身份明确的墓葬、初步总结归纳了这批墓葬的演变规律的前提下,试将其作如下分期。

  第一阶段:南宋早期。共2座,即遵桃M2、遵桃M1。墓葬由砂岩条石垒砌而成,条石体量较小。墓葬以单室为主,墓室不分前、后室,平面呈长方形,有壁龛,龛分内外两层。此时墓葬装饰风格似乎并未完全统一,装饰繁简均有。遵桃M2,墓室四壁均有雕刻,有四神、团花、瓶花、人物、仿木构建筑等,墓底铺砌三块砂石作棺床。(图一)遵桃M1,不见太多雕刻,墓门装饰毬纹格眼,棺床饰顶棺石狮、力士承托。

  第二阶段:南宋中晚期。此阶段共有3座墓,分为两类。其一为土坑木椁墓,共1座,即14世杨价墓,为双室并列的土坑木椁墓,整体呈“凸”字形,两墓室之间有生土隔墙,共用前端墓道。其二为土坑石室墓,共2座,即13世杨粲墓、15世杨文墓。墓葬由砂岩条石垒砌而成,条石体量较小,内有较深的壁龛、藻井,侧壁龛、藻井等均以墓壁石及顶部横梁隔开,分为前后两进,第一进藻井为券拱形或双重覆斗形,第二进则为斜坡藻井。各墓室棺床下多置土质腰坑。

  杨粲墓,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后两室。墓室内墓壁、壁龛、棺床及藻井等处均装饰大量的雕刻。杨粲墓墓室外各封门两侧均在立石之上装饰披坚执锐的武士像,封门及墓门均作仿木构门扉样式,其上雕刻格眼毬纹,前室内无雕刻,后室内墓门之后立石雕刻武士像,其后为第一进壁龛,壁龛作仿木构建筑样式,龛外层左右雕刻龙虎柱,龛内作启门图像,第一进壁龛之后雕刻文臣像,其后则为第二进壁龛,龛内雕刻窗扇及几案,几案之上刻三角巾。立石及壁龛之下为墓室壁基,装饰有大量团花及几何纹。后龛亦作仿木构屋檐样式,有八棱柱,龛内雕刻墓主像,墓室内部有棺床,棺床下雕刻交尾龙。墓顶前后两进藻井均有大量雕刻,第一进为券拱形藻井,内刻有“四神”、卷云等图案,第二进为斜坡藻井。男、女室分别题“庆栋”“德宇”匾刻。(图二)

  杨文墓,三室,平面呈长方形,不分前后室。不见雕刻装饰,亦无墓主像。有壁龛和藻井,素面,仅后龛饰壸门图案。(图三)杨文墓形制及雕刻简化,或与杨氏参与抗蒙的历史背景有关。杨氏忠心保家卫国,价、文两代驰骋疆场,并大规模修建海龙囤、鼎山城等军事防御设施,杨氏的经济实力估计受到了很大削弱。

  第三阶段:元代早中期至明初期。共5座,包括遵桃M3、18世杨嘉贞墓、19世杨忠彦墓、20世杨元鼎、21世杨铿墓(图四)。双室或三室墓,分前、后室,墓室平面多呈“凸”字形,前室较后室略宽。墓葬所用石材由细砂石变为青石,石块的硬度及体量均较南宋时期大。侧壁龛及藻井均为单进,且均较南宋时期墓葬浅,后龛常作壸门形。藻井顶部中间多有圆形凿孔,或为安置铜镜之用。底板石之上叠置石板作棺床,棺床前端立面多有雕刻,或雕仰覆莲须弥座,或雕刻缠枝花卉。墓室底板石之下有石质腰坑,腰坑内放置金银质地四神。

  此阶段杨氏土司墓基本延续了杨文墓极简样式的墓葬结构及装饰风格,同时又略有不同。如,本阶段土司墓前后室平面整体呈“凸”字形,墓门均作仿木构门扉样式,同时门扉一面或双面基本上保留了格眼毬纹及忍冬纹,后龛多刻成壸门造型,或在龛顶线刻壸门。该型壸门似乎又因时代不同,略有差别,元代时杨氏土司墓壸门顶部多作平顶,而入明以来则转变为尖顶。部分墓葬的藻井中部有安置铜镜的凿孔,凿孔周围或饰以“寿山福海”等图像形文字。

  但杨元鼎墓装饰有精美雕刻,是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唯一特例。侧壁龛装饰有戏台、宴饮、人物雕刻。后壁龛则为一把空置的交椅,两侧各站立一侍童。这一现象或与墓主早逝,得以意外袭职的杨铿将之厚葬有关。

  第四阶段:明代早期。共3座,22世杨升墓、23世杨炯墓、24世杨纲墓。双室或三室墓,各墓室分前后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前室宽大,后室狭长。墓壁及墓顶均用整块青石板扣合而成,石块体量更大,砌筑方式更简单。有壁龛及藻井,均雕凿于墓壁石或顶板石之上,均较浅。墓顶藻井之内雕刻有圆形凿孔及卷云或水波纹,壁龛内均浮雕盆景花卉。

  第五阶段:明代中期。共2座,25世杨辉墓、26世杨爱墓。三室或五室墓,构筑方式和形制与明代早期墓葬基本一致。前室封门多以长条石块砌筑,后室墓门则多为双扇对开门,门扇内侧或外侧雕刻格眼毬纹及忍冬纹。墓室壁龛和藻井均隐去,墓顶装饰圆日祥云纹,在侧壁中部仅饰减地平钑盆花。

  第六阶段:明代晚期。此阶段共4座墓,亦分两类。一是土坑石室墓,共3座,包括27世杨斌墓、28世杨相墓、29世杨烈墓(图五)。墓葬为青石板砌筑的双室或多室墓,不分前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形制更为简洁,墓葬规模相对较小。

  另有1座土坑木椁墓,即赵家坝M3,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单室,由墓室、墓道和墓前三级平台组成,墓室为土坑,内置棺椁,从棺椁内无任何尸骨和随葬遗物推测,疑是明代某位土司夫人权殡厝葬墓。但该墓形制特殊,与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墓差异较大,且信息缺失严重,无法进一步推测墓葬修筑于明代何时。

  总之,杨氏土司墓中仅杨价墓与赵家坝M3为土坑木椁墓,表明在杨氏丧葬体系中,该墓制并非主流。杨价墓的修筑或许是因抗蒙斗争,抑或缘于当时中原地区的“复古”思潮。而赵家坝M3应是墓主后人为墓主权厝该处而简易为之。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自南宋早期至明晚期,石室墓的墓室平面经历了不分前、后室到分前、后室,再回到不分前、后室的过程。这其中又伴随着墓室内壁龛及藻井由多到少、由深至浅、从有到无,然后为盆花雕刻所取代,最终趋于无雕刻的整体变化过程。随着墓室结构的改变,墓葬所用石材材质亦有所变化,早期墓葬因为要做出壁龛、藻井等细部和精美雕刻,以体量、密度均较小的砂岩构筑,后期随着壁龛、藻井的逐渐变浅甚至完全隐去和雕刻简化,所用石材转变为质地坚硬、体量巨大的青石块。

  二、相关问题研究

  除了以上土司墓葬形制的本身特征,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腰坑、墓志及墓前建筑亦有与墓葬形制演变一致的规律可循。

  (一)腰坑

  目前已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自南宋中期开始直至明晚期均有腰坑,腰坑均在墓室棺床下,成为墓葬最为隐蔽的部分。

  南宋中期杨粲墓腰坑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播州土司墓腰坑,各墓室后室靠近后壁棺床下有腰坑1个,为土坑,呈圆筒形,平底,坑内置铜鼓及钱币。杨价墓两墓室棺床下亦各有土质腰坑1个,腰坑内埋烧制的明器陶鼓1面及陶钱币若干。

  南宋晚期杨文墓为三室墓,各室均有腰坑,中室及右室腰坑为土坑,坑内随葬石质买地券1方,而左室腰坑为方形石坑,无盖,随葬品不详。与墓葬形制相似,该墓腰坑也是播州土司墓葬腰坑的过渡,自此开始杨氏土司墓腰坑基本上从土坑转变为石质,腰坑内随葬品也逐渐变为买地券等道教文物。

  元代早中期至明初期土司墓腰坑不再是每个墓室均有的固定设施,该阶段土司墓虽延续夫妻合葬的习俗,但墓中似乎至多只有一个腰坑,多为整石雕凿而成,无盖,腰坑中开始随葬“四神”、铜锣等。

  明代中期墓葬腰坑转变为由底、盖相扣合而成,杨氏土司墓腰坑中的随葬品组合形成固定的模式,如杨辉夫人俞氏墓室腰坑随葬品自下而上为买地券、铜镜、金银质地“四神”、铜锣。此时,道教因素在杨氏土司墓葬中愈加丰富,明代中期晚段土司墓腰坑甚至被直接雕凿成底、盖组合成的龟状。

  明代晚期墓腰坑损毁严重,杨粲墓旁曾发现一方买地券,盛装买地券的石质腰坑即为底、盖扣合呈龟状的形制,券主被认为是杨斌夫人俞氏。可见该阶段墓的腰坑仍是对明代中期晚段腰坑的继承。明代晚期时,杨烈墓腰坑又再趋于简单,为底与盖相扣的盒状,外形不再呈龟形,其内随葬品被盗,具体不详。

  综上,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腰坑整体变化趋势与墓葬形制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南宋晚期的杨文墓是腰坑转变的关键点,杨文墓之前墓葬腰坑为土坑,随葬品为鼓、釜等圆形器物,但有从实用器向明器转变的趋势。自杨文墓开始,腰坑变为石质,随葬买地券,腰坑形制因此转变为方形,随后金银质地“四神”等道教因素浓郁的随葬品开始成为腰坑的主宰,而自元至明晚期腰坑的演化也是道教因素在土司墓中逐渐增加的反映。

  (二)墓志

  自南宋晚期以降至明代晚期土司墓均随葬墓志,有较强的延续性。

  南宋晚期杨氏土司墓葬有墓志或圹志,置于墓室内,由砂石雕成,志石边缘饰以卷草纹,如杨粲墓志等。该类墓志在元代播州得以延续使用,遵义三岔镇元大德十年(1306年)罗友忠墓志亦在墓室封门后,志文周围线刻卷草纹,未发现盖石。或可推测宋元之际,播州境内墓志多为砂石质地,不见墓志盖,多置于墓室内,与两宋时期盛行的墓志特征相符。《宋史》卷一二四《礼志·凶礼》“诸臣丧葬等仪”载:“又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鞋袜加石人二人。入坟有当圹、当野……十二时神、志石、券石、铁券各一。”“志石”应即墓志,其应与当圹、当野等盟器神煞共同入坟,盟器神煞类物在宋墓中多有发现,均置于墓室棺床左右,故墓志或亦应置于墓室内。

  朱熹《家礼》所载“用石二片,其一为盖……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铁束束之,埋之圹前,近地面三四尺间……”,用铁条箍扎葬于墓前之墓志,至迟出现在元明之际的播州土司墓中。年代最早者为遵义新蒲的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杨铿墓志,墓志为青石质,有志石及志盖,略呈长方形,二者相向扣合,并以铁条箍紧,置于石函内。石函由6块石条及石板扣合成,被置于墓志圹中。墓志圹挖置于杨铿墓室正前3.08米处的生土中。随后,这类墓志一直成为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主流,并为后期墓葬所继承。

  明代中期墓志延续前期墓志的特征,但略有不同,即明代中期墓志形制由长方形逐渐转变为方形,墓志放置的位置也从墓志圹中转移至墓外填土内。如杨炯夫人墓、杨辉及其淑人田氏墓的墓志均在墓主入葬后填土高约1米时方安置,且墓志均紧靠封门石。

  明代晚期的土司墓暂未发现归属较为明确的墓志,遵义皇坟嘴墓地曾发现一方墓志盖,形制与明中期墓志盖相似。综合分析该墓地内各处墓葬信息,推测该墓志盖属杨斌夫人田氏之物,田氏夫人墓室或已被毁,具体情况不详。自南宋晚期至明末,杨氏土司墓均随葬墓志,而墓志也自墓室内逐渐转移到墓室外,成为墓主和墓室位置的标识。《家礼》在明代被奉为礼仪圭臬,杨氏为一方之长,镇守播州,又与夷人杂处,但至迟从南宋中期开始,杨氏土司墓似乎有意恪守朱子《家礼》中的墓志规定,对儒家礼仪的追求,亦是杨氏自身对“中原”身份的认同和与播州苗夷区别的表达。另外,在杨氏土司墓中墓志更集中出现于杨氏土司、田姓夫人或田氏妾室墓室中,而其余诸姓夫人墓室则未见墓志,亦是土司夫人身份地位的标志。

  (三)墓前建筑

  播州杨氏土司墓往往修建有体量较大的墓前建筑,包括神道、享堂或拜台等,这类建筑是杨氏后人祭奠先祖的重要场所,是杨氏睦族和亲、与先祖沟通的桥梁。但遗憾的是杨氏土司墓墓前建筑损毁均较为严重。

  曾于南宋晚期杨粲墓前发现有圆雕石人像腰部及肩部残件各1件,圆雕马尾残像1件,以及陶质的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另发现有石质地漏2件。2件石人残像,残存腰部者着袍服、革带;残存肩部者仅存右半身,手臂弯于胸前,袍服为圆领窄袖。从比例来看应均为站像,从装束看,应是文官像。石马残高16厘米、宽38厘米。《宋史》卷一百二十四载“又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宋时勋戚大臣墓前石像生以石羊、石虎为主,三品以上官员墓前有石人,但均未提及石马,但南宋人臣墓葬所配石像生数量及类别均可能与《宋史》有所不同,如浙江地区南宋墓前神道两侧为“文臣、武将、立马、蹲虎、卧羊”等石像生。浙江地区南宋墓神道之后多修筑享堂,或称墓祠,享堂之后为拜坛。这些建筑皆属墓前祭祀体系,清晰且完备,类似祭祀建筑在四川华蓥安丙墓等南宋墓前也有发现。据此推测杨粲墓前应有神道及享堂,至少有石人1对、石马1对。

  杨价墓墓前部分被严重损毁,情况不详。据发掘情况看,该墓墓道前两侧有排水沟延伸至墓园外,墓园前端的园门位于墓前轴线上,相对垣墙略靠内,园门右侧有垣墙向前延伸。从整体看,杨价墓格局与浙江宋墓格局有相似之处,其“园门”略靠后,或许兼顾享堂的功能。而园门外平面呈“7”字形的垣墙之内,或为杨氏族人到享堂对杨价进行瞻仰、祭拜的道路,亦即神道。

  杨文墓原有“杨文神道碑”一通,表明该墓应有神道,但其具体形制不详。在杨文墓前,有一用于封堵早葬墓室即杨文墓室的石墙,平面亦呈“7”字形,石墙与对面的原生土间构成了一条至墓门的通道,其是否兼具神道功能,有待于深入探讨。杨文神道碑所述尽为杨文抗元事迹,入元,该碑或已不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杨文妻田清慧入葬时便将杨文神道碑打断用作封门石。元代早中期的遵桃M3或为杨汉英墓,元人袁桷撰有《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亦是墓前神道的力证。其余元代至明初土司墓是否有神道,已不详。

  杨嘉贞墓前残存有拜台,用石板竖砌和平铺而成。杨忠彦、杨元鼎墓前设置相似,均设多级平台,各级平台逐级抬升直至墓前封土,杨元鼎夫人墓门前第一级平台置墓志,其前端设置墓葬封土挡墙,第二级平台进深短,树立墓碑,第三级平台面积最大,应为拜台,轴线位置竖立一尊圆雕石刻人像,各级平台前端均有条石垒砌成的包边。明代中期杨升墓保存情况较好,墓前结构尚存,与杨忠彦、杨元鼎墓前建筑相似。可见该时期墓葬神道已向拜台形式转换。

  略晚的杨辉墓是目前所知墓前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杨氏土司墓。若自M10前计算,自北而南亦有四级平台,各级平台前端均以青石包边,以青石板作陡板,陡板之间立砌条石作榫槽加以固定,第一级平台宽大,北端为墓葬封土包边,树立有三通石碑;第二级平台残存建筑基础,或为一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的享堂;第三级平台残存少量石质包边及土衬石;第四级平台为墓园园门。杨爱墓墓前至少有两级平台,第一级平台树碑,其下第二级平台不见遗迹,该平台或亦为拜台。另外该墓前方还发现方形石柱、石梁和祥云飞鹤纹圆形石柱等建筑构件,并发现墓垣,在垣门位置分别发现圆形和方形柱础,推测在杨爱墓前或有与杨辉墓相似的垣门。

  明代晚期仅杨烈墓残存体系较为完备的墓前建筑。墓前为一平台,平台处立有两通石碑,二碑之间横置条石作拜台,碑前左右两侧分立两尊文官像,两尊像之间或为杨烈墓之神道,神道宽约11米,路面已毁,具体情况不详。《明会典》“职官坟茔”条载明石象生之制,公侯和一品、二品官是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三品减去石人一对;四品是石望柱、石马、石虎各一对;五品官是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一对;六品以下不准置石刻。杨烈墓残碑文曰“明故诰封镇国将军□斋杨公墓”,明时“镇国将军”为从二品初授之阶,故其墓前可用“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但目前仅存石人一对,其余诸像生不存,较官方史籍所载更为简略。

  综上,杨氏土司墓墓前建筑按平面布局可分为两类:一为长条形,即含有神道石刻、享堂或拜台、墓碑等的长条形通道;二为方形,即只有拜台,均有墓碑,杨忠彦、杨元鼎墓还竖立有1尊圆雕石刻人像。自南宋中期开始,杨氏土司墓至少存在神道、享堂。宋元之际杨氏土司墓或仅存神道,不见享堂,此俗延续至元代早期,至迟在元代中期时杨氏土司墓前祭祀建筑转变为方形拜台。至明中期,随着明廷对享堂修筑管理的放松,享堂、神道重新出现于杨氏土司墓前,并加入了牌坊等因素,丰富了神道的内容。明晚期,神道、拜台似乎以组合形式出现于土司墓前,神道两侧存石人一对。

  三、结语

  目前共发现的15座墓主明确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以及3座疑是土司墓和1座疑是土司夫人墓,清晰地反映了自宋至明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的演变和发展。

  自南宋早期至明晚期,墓葬形制及雕刻呈简单、繁复再到简单的发展趋势,石材亦有由砂石向青石的转变,这一变化轨迹,与杨氏在播州的发展、壮大到衰退相一致。墓葬腰坑亦由土坑转变为石坑,腰坑形状及随葬器物均由简单趋于复杂,表明堪舆风水及道教思想在播州杨氏丧葬观念中的强化。墓志是播州杨氏土司遵循礼制和身份等级的体现,亦是杨氏治播持家观念和制度的体现。墓前建筑作为墓外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并未与墓葬形制的演变完全同步,而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除了处于“播州盛世”时期的杨粲墓、杨价墓有其特殊性外,其余土司墓一般较同职级品官墓更为简略,说明杨氏丧葬制度是在土司制度权限范围内运行,这亦是羁縻土司制度特征的体现。

 

  (作者:周必素 韦松恒 彭万 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图表,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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