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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关键阶段述论 ——以二里头文化为视角
2020年05月12日 15:55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作者:于孟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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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二里头文化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进程的起始与初步发展阶段,其早期国家进程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此时聚落和人口体现出明显的向都城区域集中的现象,考古学文化及势力的大范围向外扩张又巩固了其作为东亚地区中心性文化的历史地位,内部礼制建设不断完善、礼制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特点愈加明显。二里头文化宫城修建、宫殿建筑风格变换、墓葬随葬制度等多方面特点证明,当时在礼制建设上已经逐渐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趋势演进。青铜兵器也体现出不断发展的迹象。二里头文化在宫殿建筑、墓葬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礼仪制度等方面对其后的商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早期国家;礼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四川盆地商周时期墓葬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3CKG017)。

  作者简介:于孟洲(1977- ),男,黑龙江绥化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时期考古与历史。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图分类号:K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3-0120-07

 

  中国历史进入龙山时代,考古发现的城址大量出现,多个区域的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种类和数量都呈现出明显的阶等分化,凡此均显示出社会复杂化进程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称其为“酋邦”社会[1]或邦国时期[2],也有学者称其为“万邦”时期[3](P73-77),或许后一称呼可以更为形象地表述这一时期“万邦”林立的社会历史格局。随着龙山末期嵩山南北地区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由对峙走向整合,二里头文化得以产生[4](P412-423)。现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5](P75),或其第四期(至迟四期晚段)已经进入商代早期,属于商代初年夏遗民的遗存[6]。

  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即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历经60余次的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7](P38)。许宏先生用十个“最”来形容此“华夏第一王都”的盛况,如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7](P16)。但细心的研究者不难发现,这些特点基本都是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三期,而非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形态,这是目前学界的共识。但是二里头文化可以划分为四期,前后延续大约二百余年,仅从横向角度列举二里头文化各项特征还不足以考察各项重要特征不断累积、早期国家形态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容易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故下文分四个方面动态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国家进程,以期更为清晰地呈现中国早期国家进程中这一关键阶段的特点。

  一、聚落与人口的区域性集中现象

  进入龙山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8],而嵩山南北的郑洛地区则持续发展,并诞生了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据董琦先生分析,龙山时期的中原文化区分布着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三里桥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等6支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诸文化与诸地理单元的分布基本相符,无中心性文化聚落的存在。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文化区则分布着相对独立的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安邱类型,3支文化的分布冲破了诸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导的中心文化[9](P194-195)。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业已形成一种内部凝聚的、金字塔式的聚落分布格局。龙山时代晚期那种众多聚落群分庭抗礼的局面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聚落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心,它所在的洛阳盆地也成为整个文化区之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越靠近中心区,越多规模大、级别高的聚落[4](P419-420)。据王建华先生统计,整个河南省二里头时代(距今4000-3600年)的聚落数量与龙山时代晚期相比明显减少,但偃师市境内的聚落数量却有所增加,显示出人口不断集中的趋势。这与该阶段国家的产生以及都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10](P329)。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11]。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二里头遗址范围内分布着若干小型聚落。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分布范围逾100万平方米。因遗迹遭严重破坏,故聚落发现数量较少、分布稀疏。此期遗存究竟属于一个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数个聚落组成的一个遗址群尚不得而知。无论前述哪种情况,其已显现出不同于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此期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已成为中心聚落,它的出现奠定了二里头遗址日后全面兴盛的基础[12]。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重要信息,就是在二里头遗址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废弃几百年后,再次有人占据此处且居住于此,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王都,因此选址问题极为关键,这应与当时权力阶层的政治决策密切相关。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遗址进入全面兴盛阶段,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布局上显示出较为明确的规划性,宫殿区、铸铜作坊等均已出现,并首次在宫殿建筑内发现了贵族墓葬。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二里头遗址持续繁荣,在宫殿建筑、宫城城墙、手工业作坊等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13]。

  遗址规模的扩大必定伴随着人群的大量涌入。以二里头遗址面积为300万平方米计算,宋镇豪先生推测其总人口当有31000人以上[14](P112-113);王妙发先生以遗址面积为375万平方米计,推测当时居民可有22500-28000人左右[15](P207);王建华先生估算二里头时代人均占地面积为148平方米,则二里头遗址当时人口约20270人(以300万平方米计算)[10](P166)。另据王建华先生计算,偃师境内二里头时期人口密度最高,为145.40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同期的翼城县(51.52人/平方公里)、垣曲县(4.98人/平方公里)、侯马市(18.75人/平方公里)等地[10](P166-173)。如此大量人口从不同区域涌入,墓葬习俗上也会有所体现。如二里头遗址罕见长期大规模使用的公共墓地。单独的墓葬或者若干成排分布的小型墓葬遍布于遗址各处,墓葬和房址往往相互叠压。这反映出二里头遗址早期居民来自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因人口移动频繁导致缺乏稳定的墓地空间[13]。频繁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背后,一定存在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支撑,其中部分人群也可能属于非自愿迁徙。特别是大型宫殿和宫城建设,都是“名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的政治行为,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有学者推测,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夯筑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如果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分析,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7](P93)。当然,每人每天实际夯筑土方量应该远超过0.1立方米,但整个宫城建设以及为统治阶层生产奢侈品等所需工作量仍会大得惊人。这标志着当时的资源集中和行政组织能力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人力资源的高度控制是达到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行使劳动力剥削以维持其统治稳定的关键。所以,人口的急剧集中既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早期国家得以维系的必要支撑。

  二、二里头文化的对外扩张趋势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主要分布在伊洛河流域和豫西地区,经由二、三期的大规模对外扩张,分布范围西北至垣曲盆地[16](P89-155),与东下冯文化接壤;三期时,北隔沁水与辉卫型文化相接;豫东杞县和以杞县为中心的惠济河与涡河之间为夏代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的交汇地域[17]。现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杞县的段岗[18](P191-237)、朱岗[19]、牛角岗[20]等;杞县以南,依据考古调查资料,太康—淮阳—周口—项城以西地区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21](P77);豫南地区的驻马店杨庄遗址是经过大面积发掘的较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22](P92-204),以南的信阳地区也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21](P77);西南方向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23](P285-306);同处于西南方向的丹江上游地区,也在商洛东龙山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24](P135-186)。从扩张强度看,一期时力度较小,二期扩张明显,三期在扩张范围和分布点数量上呈持续增大增多趋势,四期遗存点在分布面上呈现出急剧萎缩的态势[25](P57-69)。

  随着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的急剧扩展,夏王朝统治疆域也在不断扩大。而对更外围区域,夏王朝则施加了强弱不等的文化与政治影响。依据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多寡,可以明显将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及其影响区域划分为四个圈层:第一圈层,即二里头文化核心分布区,也即二里头类型所在的伊洛郑州地区,西部可到三门峡地区;第二圈层,即二里头文化的边缘分布区,包括豫东地区的牛角岗类型、豫南地区的杨庄类型、豫西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丹江上游地区的商洛类型[24](P279-280),垣曲盆地可能也属于一单独的地方类型[16](P89-155);第三圈层,即二里头文化因素强烈影响区域,包括晋西南地区[26](P18-147)、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地区、安徽江淮地区、关中东部地区等;第四圈层,即二里头文化因素辐射区,包括晋中地区、豫北沁水以东地区、太行山东麓地区、燕山以北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海岱地区、峡江地区和成都平原、东南沿海地区的上海、浙江一带,西北到达甘青地区等。

  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二里头文化对外扩张范围之广、文化影响范围之大、文化交流涉及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东亚地区中心性文化的历史地位,明显扩大了夏王朝的政治版图,增加了统治人口的数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夏王朝的居民也可能包括主动投附或自愿联合组成者,并不一定都是通过征服或殖民导致的人口集聚。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输出,主要是向对方传播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礼制及其载体(礼器),如陶质酒礼器(如爵、鬶、盉、觚等)和玉质礼器(如圭、璋等),少见普通的日用器具。在输出文化影响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在不断吸收周边地区的地方文化因素[27](P138)。这不仅扩大了夏王朝的政治影响,也加强了夏文化与周边众多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客观上加剧了周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还需要指出,二里头文化对外影响最明显的两个区域分别是晋西南和长江以北的江汉地区。至今,仍有较多学者将晋西南地区的二里头时期遗存称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也有学者认为晋西南东下冯文化包含有大量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显示了该区域人群与二里头文化人群有着异常亲密的关系。加之文献记载中不乏夏人在晋南地区活动的记载,将这一地区看作是夏王朝的实际控制区或殖民区是完全可以的[4](P420)。而江汉地区也已发现多处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其中襄阳县法龙乡王树岗遗址[28]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诸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因素较典型的一处,钟祥乱葬岗[29]、枣阳墓子坪[30](P131-132)等遗址均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遗存,但器物特征均与二里头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31]。荆南寺遗址H23出土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花边口罐和侧装三角形足鼎,报道者推断其年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二期[32](P145)。盘龙城南城垣东段9层出土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33](P22-23),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或四期偏早[34]。虽然发现的资料太少,但其中包含的盆形鼎、花边罐、大口尊和圆肩瓮等陶器明显蕴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还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应是二里头文化直接传播的结果,是其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地方类型[31]。上面提到的遗址波及范围已达湖北境内襄樊至荆州一线以东长江北岸地区,尽管其间还存在大范围的空白点,但在该时期湖北境内可确认遗址数量原本就少的背景下,更凸显出二里头文化因素集中出现的重要性。张昌平先生认为当时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已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内[31]。据刘莉、陈星灿两位先生分析,这是夏王朝对晋南和长江中游地区重要资源(包括铜、铅、盐等)追逐和控制的体现[35],这无疑为探索二里头文化对这两个区域体现出明显扩张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兵器的进步与军队的发展

  私有制的发展导致史前部落间战争不断,中国的古史传说对此多有记载,如炎黄之战,黄帝、炎帝与蚩尤间的战争,颛顼与共工之战,尧、舜、禹与共工、三苗等部落的战争等。夏王朝的诞生和稳固也是经由内、外战争奠定的。《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金景芳先生认为益是经过禹的推荐取得王位的,事实上是启干益位。启用暴力夺权,变选举为世袭[36](P20-25)。夏王朝建立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37](P84)。至于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历史事件,均与战争密不可分。

  按照金景芳先生的意见,整个夏王朝四百多年,都有其过渡性,一方面存在着代表奴隶制的夏王朝,另一方面在夏王朝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还存在着正向国家转化的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部落[36](P35)。谢维扬先生也指出,夏朝国家是我们了解初始期早期国家特征的绝好例子,许多原始的特征在夏朝国家形态中保存得更多[38](P364)。与此相应,夏王朝的军队设置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军队和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并存[39](P17-20)。有两个事件的记载值得关注。其一,太康失国后,少康辗转逃亡,后为有虞之庖正,“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左传·哀公元年》《史记·吴太伯世家》),可见此“一旅”之“众”当耕种“一成”之“田”,其中的“众”是居民团体的概念,且为地域团体,此时的“众”既是村社成员、生产者,又是军旅成员、战士[39](P17-18)。其二,《尚书·甘誓》载:“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墨子·明鬼下》引《夏书》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据陈恩林先生分析,此处的“六卿”“左右六人”就是夏代民事和军事不分的官员[39](P19)。此时依旧存在较多的氏族组织,如取代夏政的有穷氏(后羿)、伯明氏(寒浞),“后羿代夏”后,仲康之子“相”避居的斟灌氏、斟寻氏,助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的有仍氏、有虞氏、有鬲氏等(《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它们拥有的氏族或部落军队也是当时战争的重要力量。金景芳先生指出,它们不称方、国而称为氏,表明它们是部落而非国家[36](P41)。晁福林先生也承认夏代社会结构中氏族占有主导地位,并认为夏代是氏族封建制社会[40](P229-244)。随着夏王朝的不断发展,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也在不断向国家军队转化。其标志就是一氏族或部落开始接纳其他氏族或部落的成员来担任公职,如夏少康做有虞氏庖正,夏后氏的臣靡先事有穷氏后羿,后又投奔有鬲氏等。一氏族吸收另一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成员担任公职,既会破坏氏族的血缘纽带,也必然会导致按地区关系编制的国家军队的产生[39](P20)。

  二里头文化出土兵器上也同样体现出不断进步的态势:一期遗存出土的兵器有石、玉和骨质的镞和石矛;二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蚌镞、石钺和玉钺,出现个别铜镞;三、四期的骨镞有了大幅增加,蚌镞也明显增加,但本质性的改变则是戈、钺、斧的出现,铜镞数量增多,尤其是镞这类消耗性武器的出现标志着铜器铸造技术的明显提升。有学者称二里头三期是兵器发展的骤变阶段[41](P234),这一点都不过分。但仔细审察此时的青铜兵器,不难发现以下特点:其一,兵器种类和数量仍较少,除铜镞外,其他各类兵器目前都只发现一、二件,体现了青铜时代初期铜器铸造的水平,此时兵器更多的还应是石、骨质地。其二,铜兵器的地域分布体现出明显集中于王都的现象,二里头遗址所见兵器种类和数量最多,另在垣曲商城、荥阳西史村和郑州地区仅有零星铜镞发现。虽然未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逐渐填补一些地区空白,但兵器使用上表现出集中于都城的大趋势当不会改变。我们以为此时的铜兵器更多用来装备国家军队,在文化面貌上可归入二里头文化,但离王都较远的周边地区还主要使用石、骨、蚌等质地的武器。至于出土多件铜镞的夏县东下冯遗址虽不能被归入二里头文化[42],但也再次印证了这一时期铜兵器多见于大型遗址的事实。其三,铜镞绝大多数都出土于地层和灰坑内,仅有个别铜镞可能由于战争等原因残留于人体进而出现于墓葬内,说明其为实用武器。而铜钺、斧的刃部较钝,应该是仪仗用器,具有礼器的功能[43](P145)。

  仅以少量的铜兵器来推断是否会提高当时军队的战斗力,在证据上明显单薄,但可以推测此时是否具有铜兵器对敌方当具有较大的威慑力。另一方面,考古所见铜兵器应该仅是当时实际使用兵器数量的一部分,对于其在当时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评估还需谨慎。能够明显感受到,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发现的武器数量相较于一、二期有了大幅增加,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战争有加剧的趋势。

  四、礼制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强化

  有学者依据陶寺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出现的高等级物品及其使用情况,论证当时存在等级制度,提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的认识[44](P235-243)。但这与二里头文化不断形成和完善的礼制存在较大差别。我们拟从二里头遗址体现出的五个特点加以说明。

  1.按照人群等级与遗迹使用功能规划遗址布局。这从二期开始体现得愈益明显。遗址中部至东南部地势最高,宫殿区处于这一区域的中心位置,贵族聚居区位于宫殿区周围,铸铜作坊区位于宫殿区以南200余米处,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北部和西北部一带。与此相对应的是,一般居住活动区则位于地势偏低的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域[12]。

  2.宫城的修建及其使用上的排他性。二里头文化二期,已在宫殿区修建起多座大型夯土基址,基址群外有规划整齐的大路。进入二里头文化三期,宫殿区周围增筑城墙,且新建了一批夯土基址。与此同时,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如水井、窖穴等骤然减少。这与宫殿区周围和其他区域存在丰富的三期遗存形成鲜明对比[12],说明此时宫城在功能上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其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范围可能进一步缩小。宫城城墙不仅是作为防御设施,还是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这至少说明二里头聚落内部政治等级在三期时更加明确,并可能建立了一套制度来保证权力的集中与施行[45](P192-193)。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宫城城墙修建后体现出明显的使用排他性和阶层独立性,与整个遗址未见城墙以及一般贵族生活区亦没有任何围垣设施形成鲜明对照,都一致体现出最高统治者的威权。高江涛先生也认为这一时期宫殿区非一般居民甚或贵族所能涉足,已具后世宫城为最高统治者活动专有场所的特征[46](P264)。

  3.宫殿建筑风格变换与其功能分化。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始建的3号基址废弃基础上,于三期兴建了2号和4号基址,与四期建起的6号基址,共同构成宫城东部建筑基址群,与以1号基址为中心,包括7、8、9号等基址构成的西南部另一建筑基址群东西对应。二、三期的建筑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但这两个时期的建筑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47]。有学者认为2号基址群的变动现象和1号基址群的稳定和开放性特征有力证明了1号和2号基址群在功能上存在着显著差异,1号基址群的开放性表明其确有可能是外朝,为统治者居住和办公的场所,2号基址群目前基本认定为宗庙建筑还是比较可行的[45](P192-195)。若这一推断属实,则早商时期可能已经形成定制的宗庙性质的建筑在宫殿区中居于东侧的特点[48](P190-193),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即已出现了。

  4.官营手工业作坊与奢侈品使用的专属性。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可能为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7](P72-73)。目前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圆形器以及铜容器、兵器戈、钺等都仅随葬于贵族墓葬,这是表明其特殊身份或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用品。用围墙对官营作坊区加以围护,同样体现出统治阶层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

  5.随葬制度的规定与礼器出现。二里头文化墓葬随葬品器类丰富,有铜、玉、漆、陶、蚌、石、绿松石等质地,其中以陶器最为常见,且以陶容器数量最多。但三期以后,随着铜器和玉石器等其他质地随葬品增多,对陶器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49](P147-148)。随葬品中铜器体现的制度规定最为整齐,也最具有阶段性特点。迄今为止,二里头文化铜器墓主要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其中一期墓葬还不见铜器随葬;二期铜器墓以铃为主,有的配有铜牌饰;三期铜器墓除了延续二期以铃随葬外,出现单类爵随葬的情况,有的墓葬在爵外还配有刀,或配有戈、斧、圆形器等;四期铜器墓随葬铜容器仍以爵为主,另有爵、斝或鼎、斝、觚等容器组合,其他铜器类别还有铃、牌饰、刀、盉、镞等。可以推测随着铜器墓资料的不断增多,在二、三、四期墓葬中的铜器组合形式还会有所增加。仅就现有资料可以明显看出二、三期铜器墓间存在着本质变化。二期墓葬中随葬的铜铃和牌饰均可随身佩戴,在3号基址南院清理5座成排分布的中型墓中,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器)、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其中的02 V M3随葬品丰富,除铜铃1件外,还有1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以及其他多种质地的器物[50]。进入三期,多座随葬铜爵的墓葬出现,并在四期又增加了斝、盉、鼎、觚等器类。爵、斝、觚均属于酒器,一直沿用至西周早期,鼎、盉的沿用时间则更长。这种迹象显示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7](P117),同时也体现出二里头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终于将部分铜容器固定为礼器,并被商王朝承袭。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7](P117),这一认识有其合理性。

  从前述宫城修建、宫殿建筑风格变换、墓葬随葬制度演进等多方面特点看,当时在礼制建设上已经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不仅如此,夏王朝的官僚体制和刑法制度也当愈益完善,如《礼记·名堂位》记:“夏后氏官百。”《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单,目前又无法在考古上得以印证,此处不再讨论。

  五、余论

  综合前述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国家进程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一期。属于文化整合期与各项制度初创期,已出现大规模的中心聚落,并在对外扩张态势上小有体现。第二阶段:二里头文化二期。伴随着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二里头王都也达到了最大规模。统治阶层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的保护,宫殿区和铸铜作坊区开始兴建,体现等级分化的墓葬随葬制度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其中三期是二里头文化对外扩张最为强势的阶段,二里头王都内修建起宫城城墙,新建了一批夯土基址,宫殿建筑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以酒器爵为礼器核心的墓葬随葬制度,铜兵器开始出现;四期的二里头文化逐渐消失对外扩张势头,但宫殿区内遗存的丰富程度超过三期,并扩建起新的建筑基址;除了继续维持酒器爵在墓葬随葬品中的核心地位外,还逐渐增加了斝、鼎、盉、觚等其他铜礼器,礼制建设不断规范。随着铜器铸造技术的不断进步,铜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特点愈加明显。《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特点在青铜器上得到初步体现。这三个阶段展现了二里头文化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逐渐成熟的演变轨迹,并在宫殿建筑、墓葬制度及其体现的礼仪制度等方面对商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暂将公元前2070-前1600年作为夏代的年代范围[5](P81-82)。依这一年代结论,二里头文化除四期(晚段)遗存外,基本属于夏王朝中晚期遗存。刘绪先生认为以河南龙山文化下限年代作为夏代始年更合情理。而新砦二期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时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应接近公元前2000年[51]。1986年,李伯谦先生提出二里头类型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这一观点[52],而王立新先生近年则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启征伐敌对势力并在广大区域内推行强权之后形成的以夏人为代表的国族文化,相对时间要滞后于夏王朝的出现[4](P423)。无论依据何种意见,二里头文化都是夏王朝建立一段时间后的夏文化。依据现有考古资料可以作出如下判断:夏王朝建立之初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要远远小于二里头类型的分布范围,即使是二里头遗址一期大型聚落的出现,也与龙山时代大型聚落并无本质区别,甚至在遗址布局和出土遗存体现出的复杂程度上可能还要稍弱于陶寺中期城址和新密新砦城址。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也即夏王朝向外扩张体现出强劲势头时,夏王朝统治者开始逐步建立起各项礼仪制度,并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重又做出大幅调整并加以完善,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虽在对外拓展上实力大减,但内部制度建设一直持续发展,并因商代夏而使其包括宫殿建筑、铜器使用制度等在有所损益的情况下,被商代所继承。

  20世纪,国内学界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特别强调文明要素及其起源的追溯和各地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问题[53]。但文明毕竟是对社会发展到某种特定程度的表述[54](P3),自然有其或连续或跳跃式的积累过程,也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具有了区域性特点。本文探讨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国家进程特点对了解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夏王朝统治集团还无法对大范围的族群加以文化整合,此时的社会仍旧处于万邦林立时期,此后二里头文化核心地位逐渐确立,河南大部分地区及少部周邻地区逐渐融入二里头文化,共同开启了早期国家快速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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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于孟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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