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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探析
2020年04月20日 11:08 来源:《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作者:邵会秋 吴雅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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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整个欧亚草原为视角,对比资料相对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内蒙古东南部、萨彦-阿尔泰地区和黑海北岸三个地区畜牧向游牧转变期的材料,对早期游牧起源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研究表明,公元前8世纪以前这三个地区都存在自身特色明显、畜牧业发达的遗存,但其中只有萨彦-阿尔泰地区可能已经转变成游牧经济,而内蒙古东南部和黑海地区在同时期可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欧亚草原地区各地早期游牧的起源不是同步的,也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最早的游牧很有可能出现在远离发达农业文明且畜牧业发达的草原地带,而与发达农业文明毗邻且与之关系密切的地区游牧则产生的晚一些。

  关键词;游牧;萨彦-阿尔泰地区;起源;夏家店文化;斯基泰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8BKG038)的资助

 

  游牧是采用游动放牧的一种经济方式,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细的经济社会体系。最早的专业化游牧可能出现在公元前1千纪初,随即就在草原地区迅速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已经被游牧人群所占据。这些人群包括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里海北岸的萨夫罗马泰人、哈萨克和天山地区的塞人以及萨彦-阿尔泰和蒙古等地的早期游牧人。虽然各种游牧文化都有自身的特色,但是在广袤的草原中早期游牧文化有很强的一致性,即拥有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等斯基泰三要素,墓葬中随葬大量殉牲、少见或不见定居遗址等。那么欧亚草原地区这些游牧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最早的游牧人群出现在哪里呢?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游牧文明的起源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早期游牧起源的记载。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来自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早期游牧经济是从草原青铜时代的畜牧经济发展而来的,然而欧亚草原地区已发现的明确属于公元前9—前7世纪转变期的相关遗存数量较少,近百年的考古发现都没有改变这个现状,因此相关的研究也比较薄弱,而且多数研究都局限于某一地区。本文将以整个欧亚草原为视角,对比资料相对丰富且具有代表性的内蒙古东南部、萨彦-阿尔泰地区和黑海北岸三个地区畜牧向游牧转变期的材料(图一),尝试对早期游牧起源问题进行讨论。

  一、黑海北岸:前斯基泰和早期斯基泰文化

  黑海北岸地区是早期著名游牧人群斯基泰人(Scythians)的主要活动区域,“斯基泰”这个名字是因为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而闻名于世,在其所著《历史》一书中对斯基泰人的地理分布、民族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基泰人作为游牧民族最早来自里海东部的草原,后来作为雇佣军加入到了西亚地区农业国家的争斗中,斯基泰人在黑海北岸地区延续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7—前4世纪。在斯基泰人之前,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也被称为金麦里人,是黑海北部草原地区的主人,在《荷马史诗》的《奥德赛》篇和《历史》中都提到辛梅里安这个民族,虽然在希罗多德时代辛梅里安人已经消亡了,但希罗多德曾到过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者的居留地,在那里他了解并记述了许多关于辛梅里安人的情况,包括他们遗留下来的堡垒、渡口和王陵等遗迹。考古学上对于斯基泰文化遗存的认识则开始于维塞罗斯基(Veselovsky)对库班地区的考古发掘,他首先将发掘的克列尔梅斯(Kelermes)等墓地归入斯基泰文化,而黑海北岸公元前9—前8世纪的遗存一般被称为前斯基泰文化。

  关于前斯基泰和斯基泰文化遗存研究的成果很多,其中乔治·科萨克(GeorgKossack)和卡尔·杰特迈尔(KarlJettmar)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前斯基泰遗存资料,笔者将前斯基泰遗存和最早的斯基泰遗存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8世纪以前,以新切尔卡斯克遗存(Novocherkassk)为代表,这个阶段的资料主要以武器和马具为主,还包括少量的装饰品。

  武器主要由剑、矛和镞构成,剑既有青铜,也有铁质的,通常较长,柄首流行蘑菇(菌)形(图二,2),有的格部两端下垂(图二,1)。镞的形制较为统一,主要是有銎双翼(图二,5、6),另外在这一时期遗存中还发现铁矛(图二,3)和镂空的青铜剑鞘(图二,4)。

  马具主要有马镳和马衔两种,往往成套出土,其中外环为双环的马衔(图二,7~11)和三孔勺形镳(图二,12~17)最具有特色。

  动物纹装饰风格在这个阶段并不发达,在一些金质和骨质的装饰品中(图二,18~25),螺旋纹、同心圆、蘑菇形和四方形等几何纹占有主导的地位,花形饰是这个阶段最具特色的装饰品之一(图二,26、27)。

  第二阶段: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7世纪初,这一组遗存的典型单位有第聂伯河西部的雷赞诺夫卡(Ryzanovka)2号古冢和扎博京(Zhabotin)2号古冢等。

  这个时期武器基本和上一阶段相似,流行长剑(图二,28),镞也主要是有銎双翼(图二,29~33),部分镞尾部有额外的突出(图二,31、33)。

  马具非常发达,虽然主要仍然是马镳和马衔,但是形制多样,马衔既有延续上一阶段的外环为双环的(图二,34、35),也有外环为大圆环(图二,38)和马镫形(图二,36、37、39)等形制的。马镳既有青铜也有骨质的,均为三孔,多数马镳的两端有蘑菇形的“帽”(图二,40~44),也有一些马镳头部有骨雕的动物形(图二,45、46)。

  这个阶段的动物纹虽然仍不发达,但已经出现了比较写实的动物纹,这些动物雕刻在骨器上,主要是野生动物,尤其是麋鹿和食肉鸟类,它们往往是身体某部分互相折叠(图二,47~49)。另外这种头部雕刻有动物形的骨马镳也是黑海北岸同类器中最早的。

  第三阶段:公元前7世纪中叶到公元前7世纪末,这个阶段已经是典型的斯基泰文化时期,代表遗存是克列尔梅斯(Kelermes)墓地1号古冢和2号古冢。这一时期除了延续之前阶段的器物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物。

  武器主要有短剑、矛、铜盔和镞等,其中剑格为心形的短剑(图二,50)、前脸顶部有弧尖的头盔(图二,56)以及三翼有銎铜镞(图二,54、55)都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器物。

  马具已经基本不见青铜制造的,马衔和马镳均为铁制,马衔外环呈马镫形(图二,58~60)和钩形(图二,57),马镳则主要是内侧为三环,两端有突出的圆帽形(图二,61~64),在这个时期发现有大量的雕刻成动物形的骨节约(图二,65~72)。

  这个时期装饰风格比较杂乱,除了之前就已经非常流行的螺旋纹和十字形几何纹装饰(图二,73、74、77、78)外,动物纹风格也开始广泛流行,涉及的动物种类增多,包括猫科动物、大角山羊、鸟和马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卷曲动物纹(图二,75、81、82)、动物形骨节约以及长耳圆雕的马头形器(图二,76),这里的卷曲动物纹整体略呈三角形,动物四肢与身体衔接不够流畅,且所描述的动物种类尚不明确。动物形骨节约是这个时期黑海北岸等地非常流行的器物,发现的数量很多,往往雕刻成羊头和鸟头等形状(图二,65~72、79、80)。

  综合来看,前斯基泰和早期斯基泰文化的发展过程,有以下特点:

  第一,三个阶段的武器、马具和装饰风格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在第一阶段的前斯基泰阶段的武器中还保留有与卡拉苏克风格相似的菌首的剑柄,马具造型非常具有特色,但较为复杂,流行双外环马衔和勺形三孔马镳,装饰风格中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动物纹艺术,而是以几何纹和花形装饰为主。第二阶段武器中流行长剑,马具中虽然还存在少量的前一阶段流行的双外环马衔,但新出现了大量简约形制的马具,最流行的是外环为马镫形和大圆环形马衔以及三孔菌首马镳,这一阶段虽然出现了动物纹,主要是雕刻在骨器上互相折叠的麋鹿和鸟以及头部雕刻成鸟形的骨马镳等,但没有形成自身的特色装饰。第三阶段,武器中出现了新的种类(如铜盔),马具的形制趋于统一(马镫形外环马衔和内侧为三环马镳)。除了继续流行几何纹装饰外,动物纹装饰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大大增加了,典型的斯基泰三要素已经完全形成。

  第二,从装饰风格看,希腊和近东地区等地农业文明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贯穿于前斯基泰和早期斯基泰文化发展过程中,希腊特色的几何图案装饰和近东地区的人物和花卉装饰在这些文化的装饰风格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第一阶段的装饰风格几乎全部来自上述两个地区的影响,而后来斯基泰文化发达阶段大量流行的狮子和公牛形象装饰也都是古代近东地区亚述和巴比伦的风格。另外,铁器在这些文化中出现的时间非常早,这也可以看做是近东地区早期冶铁术影响所致。

  第三,从第二阶段开始,出现了一些与近东地区和希腊因素不同的文化特征的器物,如铜盔、外环为大圆环的马衔和两头为菌首的三孔马镳等,这表明在这一地区的人群引进了其他新的文化因素而且相对于前一阶段的马具有简约化的趋势,骑马术普及程度可能更高。

  二、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区最为发达的晚期青铜文化之一,该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遗址发掘后命名的。很多学者对该文化的基本内涵、分期、年代和族属等多方面内容进行过专门的论述。虽然目前学者对该文化年代下限存在不同意见,但可以明确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最为繁荣的阶段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公元前9—前8世纪)。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车马器发现的数量较多,出土相对比较集中,除了征集的器物外,大都出自规模较大的石椁墓中,而明确出在石棺墓和土坑墓的车马器目前仅有小黑石沟92NDXAⅡM11和85NDXAⅠM2两座墓葬。

  这些车马器中以马衔和马镳数量最多,依据连接方式可以分为衔镳一体和衔镳分离两大类。衔镳一体的造型数量最多,多为双节马衔,也有一定数量的直棍式单节马衔(图三,11~13)。这些器物具体形制差异很大,可以以镳上是否存在向内的钉齿突起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镳上没有钉齿状的突起,有的镳上有虎纹装饰,有的镳呈管状或短柄三圆环(图三,4~8、14),这些器物都属于普通的御马器;而另一类则是镳上有向内钉齿状的突起(图三,9~12),这种器物使用起来对马的控制力更强,甚至有时可能伤害到马,应该不是平时驾驭马所用之器,而是一种专门用来驯服烈马的器具。一般马衔内环有水滴形和圆环形两种形制,除了衔镳一体的外,马衔外环多为马镫形(图三,15~17),在小黑石沟曾发现一件形制较为特殊的马衔,两节马衔间以额外的圆环连接(图三,18)。单独的青铜镳数量很少,仅在小黑石沟M8061出土2件鹿头弧形镳,侧面有4个环纽,内套镂空联珠铃形饰(图三,1、2),类似的器物在山西吉县上东村和鄂尔多斯等地也都有发现,而且年代可以早到西周中期。

  铜节约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马具,既有长方形和十字形的四通式节约(图三,23、25、26),也有鸟形节约(图三,24),在四通式节约上往往装饰有兽面或其他纹饰,类似形制的器物在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车马坑中也非常常见,琉璃河和张家坡等西周墓地都有发现。

  此外,还有当卢(图三,19、20)、车轭(图三,27)、车軎、弓形器(图三,3)和铜铃饰(图三,28~30)等其他一些车马饰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种车马器,小黑石沟M8501出土2件,圆柱状体,圆雕兽头向下弯曲(图三,21、22),报告中称之为竿头饰,而这种形制的器物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也有出土,应该是一种车衡末饰件。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车马器有两个特征:一、墓葬中除了马衔和马镳等御马器外也随葬车轭、车軎和衡末饰等一些车器,而且在宁城南山根出土的刻纹骨板上描述的狩猎场景中也突出了马和车(图四,1),从这一点上说明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二、夏家店上层文化车马器与中原的车马器关系密切,首先刻纹骨板上描述的马车与商周时期中原的马车形制是一样的,而且这里出土的四通式节约和衡末饰等器物与中原车马坑中出土的车马器形制非常接近;水滴形内环的马衔,在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也非常流行,另外还有之前提到的钉齿状驯马器。根据井中伟的研究,这种钉齿马具在中原地区演变轨迹是比较清晰的,带钉齿的马衔均出现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晚商时期,钉齿镳自晚商开始出现,主要流行于商末周初,沿用到春秋早期。而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找不到更早的制作传统,这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应源自中原地区。

  除了车马器外,在功能性武器和一些装饰风格上也存在中原文化因素。另外在一些大型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中原青铜礼器,虽然有人认为这些礼器是当时“病燕”或“伐燕”的战利品,但无论是战争还是融合,无疑都显示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而且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不仅有直接来自中原的器物,还存在着本地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器物(如銎纳戈和管銎戈等),这也说明了两者的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繁荣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骑马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除了大量的马具证据外,在宁城南山根M3出土的“双人骑马追兔”铜器(图四,2)也表明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已经掌握了骑射技术,但是这里车器占有一定的比例,部分马衔和马镳等马具形制较为繁杂,而且在小型墓葬中随葬马具的比例非常低,这说明这时期骑兵并未普及,而同时期马车狩猎场景的出现或许说明当时正处于车战向骑射的转变期,并未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骑射阶段。也就是说公元前8世纪以前,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大量定居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萨彦-阿尔泰地区:以阿尔然一号王冢为代表的早期游牧人

  萨彦-阿尔泰地区是指俄罗斯萨彦-阿尔泰的山区,既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同名山系,也包括中国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和蒙古国的中北部。

  这一地区早期游牧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也是俄罗斯考古研究工作开展最早的区域之一。很多国外学者都对这里的早期游牧文化进行过分期断代研究,近年国内也有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进行过总结,我们这里关注的仅是以图瓦阿尔然一号王冢为代表的早期遗存。

  阿尔然一号王冢的规模巨大,整个土丘为圆顶形石箱结构,土丘周围有石头围成的圆形围栏,不见深的墓坑,墓室直接建在原始的地表上。阿尔然一号王冢整体呈圆柱形,直径120米、高4米,有石基加固,每块石块重达20~50公斤。用圆木建构的部分也呈圆形,直径达80米。这个复杂的木结构是由70个呈放射状排列的小墓室构成。每个墓室都用圆木隔开,墓室的尺寸从15到150平方米不等,高2.5~3米。中央为8×8平方米的中心墓室,其中有9具小型单人棺椁和中央的1具4.4×3.7平方米的大型木椁。在大型木椁中并列有2具东西向独木棺,葬有老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各一人,头向西北、均侧身屈肢。2个墓主人身穿皮制的衣服,上面有华丽的装饰。根据墓葬的规模,可以看出所葬者当为国王和王后或者相当于这一级别的贵族。9具小型棺椁位于大型木椁的北、西、南面,其内埋葬者皆为老年男性。大型木椁外东侧还殉葬有6匹配备马具的马。在木构架周边的1间小室里,发现多具独木棺,葬有15名男子;还有9个小型墓室专门用于殉葬马匹。据统计,阿尔然一号王冢中共计殉葬马匹160具,另有大量不完整的马骨,属于300匹马的个体。目前对阿尔然一号王冢的年代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根据碳十四数据(BC800±50,BC850±50,BC820±50)显示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8世纪,也有学者认为阿尔然一号王冢的出土物与黑海北岸的前斯基泰文化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其年代在公元前9—前8世纪。通过与中国北方有纪年的遗存比较,断为公元前9—前8世纪是有根据的。

  从整体特征上看,阿尔然一号王冢时期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都非常发达,尤其是马具,在出土器物中特别引人注意,种类丰富,数量巨大,其中一个墓室就出土12件马衔。这说明马在阿尔然一号王冢时期地位非常重要,墓葬中在不随葬车器的情况下,出土了大量马衔和马镳等马具。出土的马衔均为青铜,形制多样,主要区别表现在外环上,其中以马镫形(图五,3、4)、圆形和椭圆形(图五,5、6)数量最多,还有少量的双孔外环(图五,1)和特殊形制的外环(图五,2);马镳均为骨或角制成的,仅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三孔马镳(图五,8),类似的马镳还见于阿尔泰地区(图五,11);另一种是用角磨制的穿孔马镳(图五,7)。从墓葬保存下来的遗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马衔和马镳的连接方式,即马镳的孔中穿入皮带,通过皮带与马衔的外环相连,而马镳本身不穿入马衔的外环中(图五,9、10)。阿尔然一号王冢时期大部分马具形制非常简约,这也为骑射的普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由于在萨彦-阿尔泰及其周围地区青铜时代没有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因此在阿尔然王冢时期的文化中也基本不见来自农业文明的影响。文化因素并不复杂,除了部分可能自身起源的器物外(如雪豹形象卷曲动物纹),在早期也继承了之前卡拉苏克青铜文化的特征,而卡拉苏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畜牧业经济相当发达的文化,这也为萨彦-阿尔泰地区游牧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另外,萨彦-阿尔泰地区主要是由高山草场、山地草原、山地森林和山地森林草原组成。土壤带质量不佳,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但这一地区水资源、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都非常丰富,草场面积也很大,可收割大量饲料用草,更适合发展放牧业。在整个青铜时代农业虽一直存在但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而渔猎和畜牧经济是该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方式。此外,从埋葬习俗上看,不见或少见陶器,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定居相关的迹象,所以笔者认为从阿尔然一号王冢时期(公元前8世纪以前)开始,这一地区就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时代。

  四、讨论

  本文所论及畜牧向游牧经济转变时期的三个地区的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真正意义上发达的早期游牧文化仅有以阿尔然一号王冢为代表的萨彦-阿尔泰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具备了游牧经济的技术条件,但始终未能进入游牧。黑海北岸在前斯基泰时期可能也未进入游牧。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作出初步的推测,萨彦-阿尔泰及其周邻没有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因此文化中也基本不见来自农业文明的影响,自然也无法从农业文明中获得资源,因此当危机来临时,当地人群必须产生内部的变革来继续发展,这或许是这个地区早期游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与之不同的是黑海北岸的前斯基泰文化和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都与发达的农业文明相邻且联系密切,在环境资源和社会危机影响下可以从相邻的农业文明获取补充资源,而不会发生更大的经济变革,或许文献中记载的山戎“病燕”或“伐燕”是其自救的一种方式。从这一方面看,最早的游牧起源应该是远离农业文明中心的,而且在总结了三个地区的情况后,我们发现畜牧经济中的马具较为繁琐,而游牧经济的马具则显得简约,有利于大规模生产和使用,马具从繁杂到简约是骑射普及过程中重要的技术革新,因此,最早的游牧经济应产生于远离发达农业文明影响、且畜牧业传统发达的地区。韩国学者姜仁旭教授表达了完全相同的看法,他强调了阿尔然一号王冢的重要地位。

  在游牧文化的最初形成阶段,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游牧遗存的数量还非常少,这说明游牧可能最先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但是一旦部分地区产生了这种经济方式,就需要有足够的辅助生业来支持,很可能这时期人们选择了掠夺作为辅助,可以想象一下,一批批游牧人群骑着马不断地闯入定居或半定居草原畜牧人群的聚落中,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居住地,采取游动的经济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部落武装化、移动性都不断加强,这促进了马具和武器的发展。由于草原是不稳定的生态区,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受致命的打击,无法在草原地区继续,越来越多的草原人群加入到游牧大军中,这样游牧社会就形成了。流动的生活、频繁的冲突和掠夺,这些也促进了更加广泛的财富交换和文化交流,这也可能就是早期游牧文化相似性的形成原因,而欧亚草原人群居住环境、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程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以及人群的大范围迁徙等因素,都在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于导致畜牧向游牧转变的因素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气候干旱或寒冷导致的经济组织、环境资源以及相关冶金生产的改变。笔者认为这需要分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在游牧产生的原生地,环境危机的作用可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在早期安德罗诺沃人群几乎每20~25年就要更换草场,然后迁徙扩张。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扩张之后,到公元前12—前9世纪,人群的发展到达了一个极限,尤其是在草原地区,这使得该地区矿产和草场资源的争夺加剧。这一时期窖藏青铜器的大量发现很可能暗示了这种争夺所导致的频繁战争,而且加上气候的急剧变化,定居的聚落农业和固定草场的放牧已经无法生存,这迫使人们采取更为灵活的经济方式,就是专业化游牧,萨彦-阿尔泰等地的游牧起源就应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可能存在着发达的畜牧业和熟练的骑马术,但最终没能发展成游牧经济。该文化人群的族属为山戎,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可能与文献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齐人伐山戎”有关,这个时间也与考古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衰落时间基本同时。在山戎之后,这一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早期游牧人群———东胡的重要分布区,根据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墓地的发现,以该墓地为代表的东胡人群最晚在春秋晚期已经占据了辽西山地,所以笔者推测北部胡人南下也可能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消亡的原因之一。在南北双重打击下,占据着宜农宜牧资源丰富的辽西山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产生了分化,一些人向南发展融入中原的燕文化,另一部分人则投向了北方来的胡人,转变了经济方式,从事游牧经济。

  对于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起源,在希罗多德《历史》中曾有论及,他认为斯基泰人最早就是来自里海东部草原地区。近年来有国外考古学者也指出,公元前8—前7世纪时期,萨彦-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人群到达了黑海地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路线是穿过西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到达黑海北部,而且据报道近年来在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和外乌拉尔等地都发现了与阿尔然一号王冢时期同时期的早期游牧遗存。虽然目前无法确定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群是否是直接从亚洲草原地区迁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黑海北岸转变期文化因素复杂,希腊和近东农业文明影响较深,前斯基泰时期马具相对复杂,早期斯基泰开始突然出现了马具简约化趋势,而且形制与萨彦-阿尔泰发现的同类器一致,这或许说明了黑海北部斯基泰文化的游牧经济也是外来的。

  五、结语

  公元前8世纪以前黑海北岸、内蒙古东南部和萨彦-阿尔泰地区三个地区都存在自身特色明显、畜牧业发达的遗存,但其中只有萨彦-阿尔泰地区可能已经转变成游牧经济了,而内蒙古东南部和黑海地区在同时期可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游牧社会。

  欧亚草原地区各地早期游牧的起源不是同步的,也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最早的游牧很有可能出现在远离发达农业文明且畜牧业发达的草原地带,而与发达农业文明毗邻且关系密切的地区游牧产生的晚一些,萨彦-阿尔泰地区就属于前者,而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和黑海北岸的前斯基泰文化人群则属于后者。

  各地早期游牧起源方式也并不相同,一些地区是当地人群受到危机后,由发达的畜牧经济直接转变成游牧经济,我们称这样的地区为游牧的原生地;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是在外来游牧人的压力作用下产生分化,部分人群也开始采取了游牧的经济方式,这样的地区可以称之为游牧的次生地。其中游牧的次生地人群也应具备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和熟练的骑马术等条件。欧亚草原这种游牧次生地人群大量的存在或许是早期游牧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

  当然,虽然笔者认为欧亚草原最早的游牧可能出现于萨彦-阿尔泰地区,但这并不代表草原游牧是单一起源的,早期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是十分复杂的,而畜牧向游牧转变过程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则需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本文研究仅是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资料比对参照,有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这些问题。

 

  (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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