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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邑不城”并非通则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2016年11月25日 09: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张春海 字号

内容摘要:追问城墙之源《中国社会科学报》:谈论城墙,无法绕开其历史起源。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两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陶寺遗址有规模巨大的城墙,而二里头遗址没有。至于南方的良渚遗址等长江中下游的遗址,城墙的功能与中原遗址的城墙功能并不是一回事,何驽就提出其主要功能是防水。此外,与城墙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从筑城技术上看,南方筑水城、中原及周围地区筑土城、内蒙古中南部依山而建石城这样的传统本来应当一直延续下来,但是由于中原王朝文明非常强势,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夯土版筑技术逐渐扩张到其他地区,替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筑城技术。这种现象几乎是个隐喻,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中原王朝出现后,文明潮向外扩散,而版筑技术随之向各地扩散,取代了当地堆筑和石头砌成的城墙。

关键词:城墙;遗址;起源;都城;聚落;许宏;城垣;中国;城址;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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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无邑不城”基本已是常识:中国古代的城市,无城不建城墙,越是重要都邑,越要以城墙高筑、壁垒森严的面目出现。

  然而,并非没有例外。2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撰写博士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时萌生了一个概念:“大都无城”。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明晰。2013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东亚都城的比较探索国际公开研究会上,许宏的《从城址林立到大都无城——中国初期城市发展阶段论》发言稿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同年,他发表了文章《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挑战了近乎成为常识的认识。2016年,他出版了《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一书。在许宏看来,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的两千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而这里的“城”,指的是圈围起来的聚落外围的城垣,即后来所说的“外郭城”。

  单从城墙而论,从“有城”到“无城”,再从“无城”到“有城”,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都城,经历了怎样的起伏历程,其背后有哪些原因,本报记者采访了许宏。

  追问城墙之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论城墙,无法绕开其历史起源。追溯中国城市古城墙的起源,必然会提到先秦时期。您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曾对各城的情况进行了梳理。现在,您有哪些新的看法?

  许宏:目前,我正对2000年出版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进行修改和扩充,现在已经是一本新书了,定名为《先秦城邑考古》。

  城市与城邑是有差异的。城邑是圈围聚落,即被圈起来的聚落,也就是“围子”。而城墙就是从这类聚落的“围子”推衍、发展而来。我先前的研究是从围垣聚落开始,即从仰韶后期的澧县城头山遗址和郑州西山遗址这类开始,观察的是社会复杂化的进程。现在将视野放大到圈围聚落,这是聚落形态层面的考察。城市与城邑一字之差,视野有了较大扩展。

  讨论城墙,必然涉及城墙的起源问题。城墙是从地面往上堆土或堆石。在此之前,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最初是以环壕聚落为主,即先挖土形成围沟。有的环壕不一定具有防御功能,可能就是起到区隔作用。刚开始往下挖,然后将挖出的土就近放到沟所分隔区域的内侧,土积起来就形成了城壕,城垣基本与壕是共存的。据我的梳理,很少有仅仅是有城而无壕的,因为可以利用城和壕的高差,共同起到防御作用。

  博士论文中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先秦城市或都邑都有城墙,三代都邑的城墙是或有或无的。当然,那时我的认识比较朦胧。而在《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一书中,我将视野放宽到秦汉乃至更后期,就看得更清楚了。城市是从社会复杂化角度进行的一种文明形态的归纳。而有无城垣,完全是从聚落形态角度的观察。最早的所谓城邑,与阶层分化并无关联。但是随着社会复杂化,从中心聚落到都邑出现的过程中,先是壕沟后是城墙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时,城市被看作重要的标志之一。城邑的认识,可以说是将城墙的萌芽、起源向更早追索了。

  许宏:在先秦文字中,“城”意指在地面上积土形成的城垣,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文字的出现比较晚,因此,对“城”的定义,更多地可能是文字诞生后的认识。而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对“城”的定义已不限于城墙。城可以是人们构筑的区隔或防御性设施,以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

  《先秦城邑考古》一书,如果用一个通俗的名字诠释,就是“上古城邑六千年”。在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考古工作者在东亚大陆基本没有发现圈围聚落。此后,先是有了环壕聚落,逐渐有了壕与城垣相配合的聚落,后来才经过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发展出用城垣将整个大都邑都圈起来的形态。

  而作为圈围聚落,城邑中是有人居住的,这样就排除了用围沟圈起来的墓地等非居住性的区域。这样,从公元前6000多年到公元前221年,即从前仰韶时代到战国时期结束、秦统一,城邑演变的过程波澜壮阔。我们可以看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亚大陆城邑的起源及早期发展,与定居、农耕和后来的社会复杂化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动态解读“大都无城”之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陶寺工作队何驽的“最中国”对谈活动颇受人们关注。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两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陶寺遗址有规模巨大的城墙,而二里头遗址没有。这种差别折射出什么问题?

  许宏:无论是陶寺、石峁,还是良渚遗址,都有大型的围墙,都属于邦国。像陶寺那样的遗址有大城墙,反映的是全民防卫,把所有人都圈起来,反而具有原始性。石峁城址有400多万平方米,里面的一些区域究竟是圈养畜牧还是有其他功能,目前还不知道;至于南方的良渚遗址等长江中下游的遗址,城墙的功能与中原遗址的城墙功能并不是一回事,何驽就提出其主要功能是防水。在我看来,良渚遗址的城圈,功能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区隔性的围堤,拱卫莫角山大型礼仪中心;其二是防洪居所,城墙顶部有60—100多米宽,分布着大量住人的房子,而围墙两侧都是水,城内也有很多水面;其三是可能有朝拜作用的观礼台,从上面能看到其中的莫角山大型礼仪中心。

  因此,它们是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进程中因地制宜的土城、石城和水城,呈现出无中心、多元的态势。

  而二里头是“大都无城”时代的肇始,中原王朝从此兴起,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大型都邑没有围墙,反而是其社会进步性的表现。没有“围子”,淡化对外防御,同时内部功能分区强化,这是广域王权国家或者王朝的标志,表现了强大的自信。“大都无城”时代的每一个大都里面,都有个圈围起来的小聚落,就是宫城,其保卫的是统治者。在那时,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复杂化和进步的标志。“大都无城”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并且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

  在中国都城史上,秦汉时代是“大都无城”的新阶段,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草创阶段。秦都咸阳城,不见城垣。而目前学术界对两汉都城特别是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存在争议。汉承秦制,圈围起秦旧宫的城圈并非汉长安城的全部已属共识,庞大的首都圈彰显了帝国的霸气。东汉洛阳城也是以“宫城+郭区”这种形态出现。

  此后的中国都城营建,更注重礼制规划。由曹魏邺北城开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专制皇权越是加强,都城就越中规中矩、方方正正。后“大都无城”时代都城具有三大特征:城郭兼备、出现纵贯全城大中轴线和旨在强化对都市居民统一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

  此外,与城墙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从筑城技术上看,南方筑水城、中原及周围地区筑土城、内蒙古中南部依山而建石城这样的传统本来应当一直延续下来,但是由于中原王朝文明非常强势,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夯土版筑技术逐渐扩张到其他地区,替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筑城技术。

  用方块版筑法修建城墙,最早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晚期的西山城址。这种技术起源后,在稍晚的龙山时期就扩散到了山东的西部,如景阳岗等城址就采用了版筑技术。在二里头、二里岗时期向外渗透的力度加大。在殷墟时期、西周时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用版筑法修筑的城墙在各地大量涌现。

  这种现象几乎是个隐喻,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中原王朝出现后,文明潮向外扩散,而版筑技术随之向各地扩散,取代了当地堆筑和石头砌成的城墙。这可以看作是大国工匠的最初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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