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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地区元代藏传佛教寺庙建造风格探析 ——以喀喇沁龙泉寺为例
2018年02月08日 16:27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 作者:周迪 字号
关键词:藏传佛教;龙泉寺;蒙古地区;传播;文化;风格;配殿;赤峰;萨满教;信仰

内容摘要:一、元时期赤峰地区藏传佛教寺庙遗存目前赤峰境内可以确定始建于元时期的藏传佛教寺庙共有3座,分别是崇福寺、龙泉寺以及查干布热苏莫。到了元代,蒙古帝国自元世宗忽必烈开始,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有所改变,与之前的统治者不同,忽必烈开始大力倡导藏传佛教在帝国内传播,放弃了成吉思汗“同等对待各类宗教”[5]的遗嘱,蒙古民族自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改萨满教信仰为藏传佛教信仰。再加上从萨满教的信仰逐渐过渡到藏传佛教需要时间形成稳定的态势,所以这时期的藏传佛教只有极为有限的部分佛教造像、装饰风格以及极为有限的经典教义传播到了蒙古地区且十分不完善,并不能在根本上实现对藏地佛教文化以及寺庙建筑风格的完全学习。

关键词:藏传佛教;龙泉寺;蒙古地区;传播;文化;风格;配殿;赤峰;萨满教;信仰

作者简介: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赤峰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极具本土特色,在建筑风格上多承袭汉地寺庙建筑特点,且包含了许多藏传佛教与本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印记。它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并与当地萨满教不断碰撞交融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同时也见证着这一地区曾经的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此消彼长,在不断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来自我强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一地区所特有的诸多特点,它既是宗教文化的见证与体现,也是历史文化的遗留与佐证。

  关键词:游牧文化;赤峰地区;藏传佛教;龙泉寺;建筑风格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1-0029-04

 

  13世纪,蒙古民族开始了统一中原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对待卫藏(旧时西藏阿里﹑后藏﹑前藏﹑和康4部的别称。卫藏指前后藏,元明译为乌斯藏,清译为卫藏。)地区的做法是放弃武力征服,转而使用笼络劝降的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卫藏地区四分五裂,没有统一政权,不必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同具游牧民族传统的卫藏地区,其战斗力不容小觑,而蒙古人的征服计划中,主要目标是南宋以及西南大理,因此和平收服藏区是首选。而在这一过程中,寻求宗教认同,利用对藏传佛教的认可来达到与藏区政权和平对话的目的就显得十分有效。故,元太宗窝阔台时,其次子阔端“于1244年派遣以道尔达?达尔罕为首的使臣携带诏书,前往西藏邀请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弟达?萨斯迦娃(萨班?贡嘎坚赞)到凉州来和他会面”[1]。而实际上,这一诏书,就是最后通牒,这一会面也决定了卫藏地区将会归顺蒙古,而蒙古人也开始承认并支持藏传佛教。后,自元世宗忽必烈开始,藏传佛教的发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建立了许多寺庙。

  一、元时期赤峰地区藏传佛教寺庙遗存

  目前赤峰境内可以确定始建于元时期的藏传佛教寺庙共有3座,分别是崇福寺、龙泉寺以及查干布热苏莫。

  崇福寺“始建于元代,又名崇发寺。位于敖汉旗四家子镇小古力吐村,建有马殿、老爷殿、娘娘殿计30余间,钟鼓楼各1座。耕地6公顷。先后有本亮、徐禅、陈彦等和尚住庙”[2]。由于1947年崇福寺曾被拆毁,目前寺庙为原有基础上重建,所以最基础的原始建筑风格已经无从考证。

  现存的查干布热苏莫又名梵宗寺,其前身始建于元延佑六年(公元1318年),位于今翁牛特旗乌丹镇西北4公里,时称鲁王城,是由元帝国国师八思巴的大弟子丹巴选址,帝师必兰纳识里采样精心修建而成的萨迦派寺庙。元末明初毁于战火,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曾仿照护国寺模式重建寺院,此后又数次被毁数次重建,如今重建的寺庙已难见最初的原有模样。

  龙泉寺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西北3公里,海拔1200米的狮子崖下,高于锡伯河面300米左右,始建于元代延佑四年(公元1317年),后虽经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数次维修,但仍在原有基础上大体保持了本来面貌,是目前赤峰市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元代佛教寺庙,也是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龙泉寺的建筑风格与历史背景

  龙泉寺的布局模式为三进三阶式,主体面积可达1900平方米,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山门仅有正中“空门”而无东西两道“无相门”与“无作门”。门高约3米,门殿为单檐歇山顶,五脊四坡,屋脊瑞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檐下柱头绘制佛家“卐”字纹饰。出山门便是一进院落,面积很小,呈“凹”字形。前殿即天王殿与山门正对,屋顶五脊两坡,山墙略内凹于屋檐,是为悬山顶。前殿整体略高于山门,殿内供奉弥勒菩萨像及四大天王像,后门通往寺庙二进院落,院落为寺院中心,略呈长方形。寺院“东西两侧设有配殿,院中央俯卧一只就地利用自然裸露之岩石雕刻而成的大石狮子”[3]。东西两侧配殿建筑风格完全一致,砖石山墙,屋顶均为五脊两坡,山墙略凹于屋脊,为悬山顶。东配殿即伽蓝殿,面阔3间,内俸佛像3尊,为汉藏两地佛教均供菩萨像。西配殿亦面阔3间,为祖师殿,殿内有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祖师萨班?贡嘎坚赞以及帝师八思巴像。东西两侧配殿瓦当均绘制佛教圣物莲花纹饰,柱梁是已经斑驳的描金六字梵语真言以及双龙戏珠纹饰。院落北侧修筑石台阶,台阶上是一石筑屏风,屏风后为草克沁图刚即大殿——大雄宝殿。大殿面阔3大间,四周有回廊,共立18根直径约半米的廊柱支撑殿顶,为单檐歇山九脊顶,主脊雕饰龙纹,顶有宝珠,5条垂脊分别有瑞兽7只,下悬一风铃。若不见柱梁上的真言,其建筑风格与汉地建筑几乎毫无差别。大殿作为驻寺僧侣参禅礼佛的主要场所是整个寺庙的主体,也是最大的一座建筑,内奉观世音、普贤、文殊以及地藏王4尊金身菩萨像,像高均与成人相当。殿内东西两壁遍挂唐卡,殿内可同时容纳30名左右僧侣进行法事活动。出殿北门是第三进院落,该寺因而得名之“龙泉”古井便坐落于此。由于年代久远,龙泉已被建立房屋保护,古井处于常年封闭状态,井北是占地10平米左右的龙王庙,庙东侧院落北墙下匍匐3只铁龟,大小与海碗相当,作信徒游客供奉之用。龙泉寺其主体建筑包括了山门、天王殿、东西配殿以及大殿,平面布局有中轴,左右主体严格对称修建,这种布局分布很明显采用了汉地佛教“伽蓝七堂制”的建筑模式。“‘伽蓝七堂制’包括山门、天王殿、钟楼、鼓楼、东配殿、西配殿和大殿。其特点是严格按轴线布置建筑,保持了传统的宫廷、邸宅形式”[4]。从整体上看,龙泉寺没有钟楼与鼓楼,这与其占地面积偏小有关,除此之外的建筑配置是符合“伽蓝七堂制”风格的。

  时至清代,寺庙的建造风格已经十分成熟,技术也完备更多。对比同在喀喇沁旗,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灵悦寺,其相距龙泉寺仅十几分钟车程,但同属藏传佛教之寺庙,两者却存在差异。由于年代相差较远,龙泉寺建造时的技术水平相较灵悦寺还处在藏传佛教建筑起步发展阶段,在建筑群的配置上,灵悦寺比龙泉寺更为复杂,钟鼓楼齐备,且拥有一个单独的玛尼亭和巨大的转经筒。转经筒是藏传佛教诵经祈祷的标志性物品,灵悦寺建造高达7尺的巨大转经筒并单独为其修建亭子足以说明其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性,然而龙泉寺作为赤峰地区极早出现的藏传寺庙却没有这类设施,这说明在元早期,赤峰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还不成熟,许多法器的传播还要到更晚时期。其次,从灵悦寺的建筑群组成来看,其同样采用了“伽蓝七堂制”,但较龙泉寺更为完备地建造了钟鼓二楼,这一方面是由于灵悦寺的占地面积比较充裕,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历了元、明、清三代之后,赤峰地区的佛教建筑模式已经成熟定型,更为严格地沿用“伽蓝七堂制”。此外,灵悦寺的建筑布局与龙泉寺虽大体相当,但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灵悦寺在细节方面已经比龙泉寺时期更为先进并细腻,建筑手法也更加丰富多样。无论是从屋脊小兽的铸造还是从各殿细节装饰来看,都能够反映出赤峰地区佛教寺庙修建手法的不断完善和提高。

  龙泉寺作为一座赤峰地区较早出现的藏传佛教寺庙,却采用了汉地的典型风格,而这种风格能够明显保持并一直在这一地区发展下去,这背后的历史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龙泉寺最早为汉传佛教寺庙,后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有部分资料显示龙泉寺最早出现于辽代。契丹人自唐以后开始信奉汉传佛教,一方面受到突厥与回鹘两大民族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公元902年开始,为了安置汉人俘虏,辽朝开始兴建寺庙来教化汉民隐忍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特别是自辽圣宗开始,辽朝逐渐发展到了佞佛的地步,佛教寺庙遍地林立。汉人聚集地本已有寺庙存在,加之辽朝统治者的崇信,因此在这一地区遗留下来的汉传佛教寺庙数量很多。而龙泉寺的前身,就是作为契丹人所信奉的汉传佛教寺庙而修建的。

  到了元代,蒙古帝国自元世宗忽必烈开始,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有所改变,与之前的统治者不同,忽必烈开始大力倡导藏传佛教在帝国内传播,放弃了成吉思汗“同等对待各类宗教”[5]的遗嘱,蒙古民族自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改萨满教信仰为藏传佛教信仰。

  由于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还很零星片面,虽然有元朝统治者的扶持,但其传播和发展高峰要到明清时期才正式到来。相比之下,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就缺乏了系统化的经典及教义,相应的,在修建藏式佛教寺庙方面其技术水平也要滞后一些。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忽必烈“故特命国师八思巴为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6]。当时的藏传佛教经典是在八思巴受诏创立蒙文之后再由藏文翻译成蒙文,所以文献的翻译与传播十分有限且缓慢,这势必影响到了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速度。再加上从萨满教的信仰逐渐过渡到藏传佛教需要时间形成稳定的态势,所以这时期的藏传佛教只有极为有限的部分佛教造像、装饰风格以及极为有限的经典教义传播到了蒙古地区且十分不完善,并不能在根本上实现对藏地佛教文化以及寺庙建筑风格的完全学习。

  另一方面,在蒙元帝国之前的辽金时期,尤其是在辽代,寺庙建筑与佛教文化主要依赖汉地工匠以及原本就持有汉传佛教信仰的汉族平民,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元时期,因此虽然元朝取代了辽金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拥有的支配权,但是长久以来的汉传佛教信仰基础以及这一地区过去所固有的汉传佛教建筑风格必然会承袭下来。所以在龙泉寺原有基础上的重建并没有打破其原始的布局以及模式,而是采取了较为保守的复制甚至仿制。结合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还方兴未艾,建筑风格还没有自成一体的大前提,蒙元时期的大量佛教寺庙的建造必然是倾向于学习已经成熟的汉传佛教寺庙风格的。这也是为什么不仅赤峰地区,即便整个蒙古地区,藏式风格的佛教寺庙都十分少见的重要原因。

  龙泉寺大殿位于轴线靠近末端的位置,坐落在一米多高的基座上,这种手法在内蒙古各地的藏传佛教寺庙中十分常见,是内蒙藏传佛教建筑布局中所拥有的一大特点。这种对于汉地佛教建造方式的借鉴与当时的独特文化背景有关。

  从时间上分析,蒙古人入主中原直至蒙古统治者开始推信藏传佛教的时间相距不远,而大部分能够建造寺庙的能工巧匠必然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工匠,即便自卫藏地区传播了一些技术和风格到蒙古地区,但是就磨合的程度以及建造的效率来看,是不可能实现大规模建造的。

  此外,相比蒙藏两地的地理环境,蒙古地区比青、藏两地要更平坦少高山,藏区的寺庙宫殿多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这是一种利用地理环境的结果,而蒙古地区在相比之下就并不太需要考虑这样的因素,因此更多地采用在装饰上模仿学习的模式比较实际。如廊柱柱头的描绘,以及屋顶增添法轮以及金鹿等装饰元素。且,内蒙地区的寺庙多用砖木结构,墙体是规格的青砖而不是藏式建筑的石质材料堆砌,如此一来自成一派,没有了藏地佛教寺庙那种下宽上窄的收分形制。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以汉地工匠熟悉的建造模式为主,沿袭藏地装饰风格,结合蒙古统治者的阶级意识,将三者快速融合为一体,产生最有效率的传播方式,是最具有可行性以及效率性的传播方式。赤峰地区早期的汉传佛教文化根深蒂固,建造能力还不足以完全满足新宗教文化的传播速度,且成熟的技术工匠多为掌握汉地建造技术的汉民,这就是龙泉寺拥有藏传佛教内涵和汉传佛教外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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