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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系统论和早期中美洲
2019年11月20日 09:22 来源:《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作者:肯特·弗兰纳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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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弗兰纳利[著] 郝雪琳 奚洋[译] 陈淳[校]

  前言

  随着中美洲史前史早期阶段研究工作的进展, 我们对该地区采食者和早期食物生产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对这些古代先民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不再认为这些前陶器期的植物采集者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游群。相反, 他们看似像一支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业余植物学家, 知道如何从荒凉的地表环境中汲取更多养分。我们也无法再将形成期的人群描绘成一群被太阳晒得黝黑, 围着玉米地和茅屋跳舞的快乐农民, 相反, 我们认为他们是一批复杂的竞争性族群, 内部存在社会等级, 并对地位、肖像、水的控制和奢侈品积累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但愿, 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使这些人群得到更深入的关注, 凭借与现在民族志中残存的印第安群体进行比较, 我们对他们会有更好的了解。

  在其他方面, 中美洲的新材料与我们过去用来观察文化和文化变迁的理论模型有不合之处。其中之一是文化适应于某特定环境区的模型:“橡树林区”、“豆树—草地区”、“亚热带荆棘林区”、“热带森林区”等等。新的材料表明, 首先原始人群极少适应于整个“环境区”。其次如本文所说, 看来某群体有时的基本“适应”可能甚至不是某区域内的“微环境”, 而是横跨几种环境范围的一批小型系列的动植物种。

  受到我们新材料严重冲击的另一个模型, 是食物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变迁模型。以往的研究人员常把此转变归因于“发现”了播下的种子会发芽, 或归因于植物栽培的一系列长期“实验”的结果。这两种解释都不尽人意。我们知道, 地球上没有人群会如此原始, 竟然会不知道植物与它们种子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那些主要利用季节性植物资源的人群 (如中美洲高地的食物采集者) 。而且, 很难相信只有那些通过“栽培实验”的植物才能最后成为农作物, 因为在食物采集时代, 这些植物看来甚至不是主要利用的食物, 实际上, 它们与从未被驯化的许多野生植物相比并不那么重要。显然, 在“发现”和“试验”以外, 还涉及到其他因素。

  我认为, 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从食物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的这段时间, 最好被看作是一系列采办系统的缓慢转变, 并由两种所谓“季节性”和“时间安排”的两种机制进行调节。我要强调, 这段时间内的发生的变化都不是新出现的, 而是先前存在的系统扩张或收缩的结果。我还要强调, 采用一种生态系统的模型能使我们观察那些表面并不明显的史前文化变迁的诸多方面。

  我将在本文里尝试采用韦达和拉文波特最近提倡的那种生态系统分析来研究史前时期, 并用考古材料的性质加以修改。人类和墨西哥南部高地将被视为单一的复杂系统, 由若干子系统组成, 它们在公元前8000年到前200年之间, 即超过7000年的时间内相互影响。这种系统论方法将包括采用“第一”和“第二”控制论作为解释史前文化变迁的一种模型。

  第一控制论包括研究调节机制和促进平衡、缩小长时段稳定状态产生偏差的“负反馈”过程。第二控制论包括研究“正反馈”过程, 该过程会放大偏差, 造成系统扩张并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平衡状态。为避免大家为系统论的深奥术语所困, 我尽可能使用普通的英语词汇。

  前陶期 (狩猎采集) 的采办系统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公元前8000年到前2000年居住在墨西哥南部高地的食物采集者和“早期栽培者”的生计形态。

  我们的材料源自瓦哈卡河谷的干燥洞穴和特化坎河谷的动植物遗存。相关的遗址有圭拉那魁兹洞穴, 布兰卡洞穴和马蒂內茲岩棚 (瓦卡哈河谷的米特拉附近) , 以及现已闻名遐迩的麦克尼什的科斯卡特兰、普隆、阿贝荷斯、埃尔列戈和圣马科斯洞穴, 它们的食物遗存已经部分发表。这些洞穴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植物遗存, 其海拔在900到1900米之间, 分布在寒温带橡树林, 仙人掌沙漠和亚热带荆棘林等多种环境中。由于大部分详细资料尚未发表, 我的结论也应该看作是尝试性的。

  对这些洞穴出土食物遗存的初步研究表明, 无论局部环境如何, 某些动植物总会比其他一些更重要。这些动植物是一系列采办系统的焦点,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可以被看作食物采集时期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被强化利用———往往用“开拓”这个词———但是这种利用并非一种单向系统。人类不只是从其环境中提取能量, 而是参与其中;他们对于每个物种的利用都是系统的组成部分, 即使是大量利用, 也能使系统延续, 甚至繁荣。这些形态有不少延续至今, 如在派特和肖肖尼或者墨西哥北部的塔拉-胡马拉的印第安部落中所见, 于是这就能令我们假设构建那些允许野生物种延续下来的系统论机制。

  每种采办系统都需要一种技术, 包括工具 (如矛头、纤维切割器、采摘钳) 和设施 (篮子、网袋、贮藏坑、烘烤坑等) 。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工具与设施, 与当今北美西部讲犹他阿兹特克语人群使用的工具和设施十分相似, 因此相对减少了我们在重建古代采办系统时的困难。

  1.植物事实上, 墨西哥南部高地的食物采集者利用数百种植物。包括一年生草本植物如玉米和狗尾草;水果如鳄梨、野生黑柿, 野洋葱、橡子、矮松果、好几种藜草;以及其他一些植物。由于降水和海拔高度不同, 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是, 我们的材料中有三种植物看来特别重要, 无论海拔如何, 它们是:

  (1) 龙舌兰, 石蒜科, 全年可获; (2) 一系列肉质仙人掌, 包括群戟柱和仙人掌果, 这些果实是季节性的, 但是其嫩叶全年可获; (3) 许多树豆科植物, 如当地有名的牧豆和银合欢, 它们只在雨季才会结出可食的豆荚。

  系统一:龙舌兰采办。龙舌兰又名“世纪植物”。今天, 这种植物作为酿造和蒸馏龙舌兰酒、特基拉酒和梅斯卡尔酒的原料而著名。但是在史前时期, 当蒸馏技术不为人知的时候, 龙舌兰似乎更多被做为一种食物来源。在墨西哥南部的干燥洞穴中, 可能没有那种植物残骸能比龙舌的咀嚼渣更多了。但是, 我们并不总能意识到, 这种咀嚼渣暗示着一种技术突破:上溯到前陶期的某一点, 印第安人学会了如何食用龙舌兰。

  龙舌兰是系统发育上很原始的一种坚韧单子叶植物, 可以在边缘土地甚至高寒荒芜的山谷坡地上生长。生吃时味道极苦。烘烤24到72小时后方可食用, 烘烤时间取决于其鲜嫩程度。

  彭宁顿介绍的龙舌兰烘烤方法与现今瓦哈卡河谷萨波特克人采用的方法相似。挖一个直径和深度均为3到4英尺的圆形坑, 里面围上石头, 然后放入耐燃木头如橡木作为燃料。当石头红热时, 在坑内排好修去龙舌兰“芯”的叶子。然后放入龙舌兰芯, 盖上草和龙舌兰叶子。最后覆上一层土, 把烘烤坑封起来, 并保温。根据龙舌兰的年龄和数量, 在烘1至5天后, 龙舌兰芯就可以吃了:除了无法消化的纤维以“渣”的形式排出之外, 其他营养都被吸收。在科斯卡特兰洞穴的干燥人类粪便中, 存留的龙舌兰残渣可以帮助我们探知龙舌兰烘烤过程的证据。

  像墨西哥南部大部分印第安人一样, 瓦哈卡河谷的萨波特克人认为收割和烘烤龙舌兰的最好时间是在长出花序之后。通常龙舌兰生长6或8年后才开花, 开花后母株开始枯死, 其内部自然发酵, 植物变软, 含糖量增加。长出花序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 它会在一年的某个时间达到顶峰。瓦哈卡洞穴中大量花序遗存表明, 前陶期食物采集时期的印第安人已经知道龙舌兰生命周期中最适合烘烤的时间。

  发现龙舌兰 (如果予以适当加工) 变得可以食用, 这个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在旱季最干燥的时候, 许多地区几乎没有其他可食的植物。另外, 发现龙舌兰最适合烘烤的时间是其长出花序并开始自然发酵之时, 意味着古人收获的大多是早已授粉和濒死的龙舌兰。因此, 尽管前陶期的食物采集者大量的采摘, 南部高地的山坡上依旧生长着茂盛的龙舌兰:人们只是挖出了濒死的植物。

  系统二:仙人掌果采办。在旱季之末, 特化坎和瓦哈卡至少有四种仙人掌及其果实可食, 它们在墨西哥市场中仍然常见。卖出最多的是火龙果和仙人掌果, 但是最有名的“仙人掌果”实际上是遍布墨西哥平原和岩质山坡的梨形仙人掌果。根据不同的海拔, 虽然大部分仙人掌果出现在旱季快要结束之时。但是柔软的嫩叶全年任何时候都可以剥取和烹饪。

  仙人掌果的采集必须在夏季降雨令果实腐烂之前进行;而且也必须与以这些果实为食的蝙蝠、鸟类和小型啮齿类竞争。仙人掌果表皮多刺, 特化坎一些洞穴出土木棍很可能就是将果实从茎干上摘下来的“钳子”。刺可以烧掉, 并用网袋或篮子搬运果实, 但是它们不能保存太久。晒干之后, 果实可以保存几周, 但最终仍会烂掉。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大部分这些野果的采集必须集中且迅速, 主要是与野生动物竞争, 倒不是担心其腐烂。

  无论人们如何大量采摘和食用仙人掌果, 看来都不会减少可用的仙人掌植株, 也不会减少仙人掌果和火龙果以后的繁殖———因为这种植物繁殖的种子几乎都会在人类的消化道中存活, 并以粪便的形式排出, 当年就发芽。甚至有可能这种收获对于仙人掌果和群戟柱仙人掌大有裨益, 因为这能使其种子得以最大范围的传播。这只是前陶期墨西哥某些采办系统自我维持性质的例子之一。

  系统三:树豆采办。牧豆是一种木本豆科植物, 偏好河谷底部很厚的冲积土壤和高地的河流冲积平原。在六到八月的雨季, 它会结出成千的豆荚。在嫩绿的时候可以咀嚼, 或者熬制成一种糖浆 (瓦哈卡和特化坎河谷地区的人称之为“蜜”) 。

  这种利用牧豆的方式从墨西哥南部高地 (我们曾在米特拉附近的洞穴中发现过它) 向北一直延续到美国西南部, 在吉普瑟姆洞穴及其相关遗址中找到了证据。银合欢生长在山坡和峡谷, 其豆荚大致也在相同季节成熟, 在米特拉和特化坎的洞穴中有大量发现。

  当牧豆树和银合欢达到结荚的顶峰时, 可获的食物数量不可胜数。1966年, 在牧豆树和银合欢的高峰季节, 植物学家詹姆斯·舍恩韦特站在米特拉一处洞穴外告诉我们, 他估计一个四口印第安人之家可以“不需走动”就采集到一周的豆荚需求。

  牧豆和银合欢结豆荚的方式需要一种季节性的、局部的和比较集中的采集时段。豆荚可能用手采摘, 很可能用不同种类的篮子和网袋搬运。瓦哈卡和特化坎的洞穴都有发现。豆荚和豆籽都能晒干并储藏很长的时间, 但是它们必须在适当时间收集, 否则会被鹿、兔子和环尾猫等动物吃掉。

  2.动物在古代的中美洲, 哺乳动物是一种全年可获的重要资源。这里冬季是如此温暖, 以至于在较北的地区动物也不冬眠。在史前的垃圾堆中, 常见的动物有鹿、野猪、兔子、浣熊、负鼠、臭鼬、地松鼠、大囊鼠等。但是, 不管哪里我们从墨西哥南部高地得到足够的动物遗骸, 看来都能得出以下可靠的结论:在所有时期, 白尾鹿和棉尾兔无疑是最重要的猎物。前陶期和形成时期, 大部分狩猎技术都是被设计来捕获这两种动物的。因此, 我们对野生动物资源开拓的研究将集中在这些动物身上。

  系统四:白尾鹿采办。在古代, 白尾鹿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它一直是中美洲最重要的一种有蹄类物种。这部分要归功于它广泛的食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甚至在靠近人类聚落和极度的狩猎压力下, 它们仍能生生不息。虽然白尾鹿分布在中美洲各种栖息地里, 但是以马德雷山脉的松树--橡树林数量最多。这种鹿最不适应热带雨林地区如玛雅低地。就中美洲本地而言, 墨西哥河谷、普埃布拉、托卢卡、瓦哈卡和格雷罗地区的林地是史前期白尾鹿数量最多的区域。

  这种鹿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虽然白天部分时间它们会躲在灌木丛中, 但是它们可以在早晨和傍晚出来觅食时捕猎。鹿会沿着它们活动范围内的熟悉小道出行, 猎人就可等候伏击它们。换言之, 鹿能在白天步行狩猎, 或者用简单的标枪, 甚至只用尖部烧硬的木矛作为武器, 就如格里哈尔瓦盆地的恰帕耐克人使用的工具一样。在此之上, 他们每年可以猎获鹿群总数的30-40%, 但是其数量不会减少。考古材料表明, 特化坎和瓦哈卡河谷的狩猎者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他们猎杀公鹿、母鹿、小鹿, 甚至是怀孕的母鹿 (如晚期胎儿的骨骸所示) 。但这似乎并没有减少当地鹿群的数量。实际上, 在水草丰盈期减少鹿群的数量, 很可能防止鹿群在干旱季节不至于发生饥荒。

  系统五:棉尾兔采办。我曾在以前一篇文章里介绍过墨西哥棉尾兔的生态环境, 在此简要概括一下:棉尾兔全年可获 (虽然雨季数量最多) , 最好用各种陷阱和圈套诱捕, 标枪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用“4字形石头陷阱” (figure-four rock trap) 捕捉法。在特化坎洞穴中发现过可能是铺设陷阱的削尖木棍、纤维类绳套和绳结等残段;1966年在我们瓦哈卡洞穴中也发现过类似的残留物。诱捕棉尾兔最显著的特点是仅需制作和设置陷阱的劳力投入。在“守株待兔”的同时, 你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棉尾兔繁殖力极强, 以至于再多的陷阱也不会使它们灭绝。

  调节机制

  墨西哥古代狩猎采集者所参与的生态系统包括许多调节机制, 它们保证系统成功运转, 然而减少了既有形态发生的偏差。我将只讨论两项机制:“季节性”和“时间安排”。“季节性”是有野生资源本身的性质施加于人类的。而“时间安排”是解决诸多采办系统之间存在冲突的一种文化活动。

  一.季节性。中美洲一年可以分为两个季节:干燥的冬季 (10到5月) , 持续多雨的夏季 (6到9月) 。该地区许多可食用的动植物资源只在某个季节或某个季节的某段时间可获。例如, 在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地, 某些植物如木棉树以及许多柱状仙人掌, 正好在冬季末的雨季开始之前结果, 所以它们的种子能在当年发芽。其他的树, 如橡树和斜枣在夏季末结果, 种子冬季休眠, 次年春天发芽。这种差异, 即植物的适应值 (让物种在一年之中最有利的时候开花结果) ,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美洲前农业时期游群的采集时间安排:通常这些印第安人必须能在一到两周内预测植物成熟的时间, 然后他们必须在植物被鸟、啮齿类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吃掉之前疯狂采收。

  麦克尼什显示了人群对季节性的某些反应方式。在雨季, 当某地许多野生资源可以采获, 人们往往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群体, 麦可尼什称之为“大游群”, 很可能有一些彼此相关的家庭组成。在旱季高峰, 仅能获得少量的食用植物, 人群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成“小游群”。这些小单位到处分散在广阔的景观中, 因为资源还少不足以支撑一个大游群。

  资源受制于季节性的情况, 使得这些群体无法在全年都保持大的规模, 并有效抑制了雨季“大游群”因集中采集所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因此, 人口永远不会增长到超过他们可有效利用野生资源的限度。麦克尼什设想, 晚至到公元前3000年, 特化坎河谷的1400平方英里内不会超过120-140人。

  二.时间安排。对古代的中美洲人来说, 开拓活动的可能性如此之多, 以至于即便从季节性而言也不可能全部加以采纳。当一年中某些时间大量资源可以同时采获, 群体在时间和劳力上会产生一些冲突。根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 男性狩猎, 女性采集, 是解决矛盾的方案之一。但并非所有冲突都可以如此轻易地解决。

  较为复杂情况的解决办法叫做“时间安排”, 它包括对两个或两个以上行动方案的相对优势做出决策。复杂程度不同的所有人群都会经常做出“安排的决定”, 但他们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进行决策。

  并不是社会复杂化程度越低, 处理冲突的决策就越少。对于美洲干旱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来说, 他们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时间安排。例如, 大盆地的采集群通常依靠几周前去过某些地区亲属的“侦察报告”。如果他们在某个山谷看到羚羊和兔子明显较多, 或他们发现某种野生植物会在两周内成熟, 他们就会建议其他分散的觅食者来采集这种资源。通常, 当他们到达该区域采集某特定资源的时候, 其他地区会传来还有其他资源的新报告。

  这并非我们想象的“碰运气”开拓方式, 大盆地印第安人大概知道秋天有橡子和矮松果可获, 雨季有野豆和草类植物可获, 等等。尽管会有冲突, 但也有一种时间安排的框架;“侦察报告”有助于解决冲突, 并为开拓某种资源提供时间的预判, 这有赖于每年生长季节的个别差异。这种个别差异是干旱环境的普遍特点, 使得不可能对某种资源制定专门的时间安排。这防止了对某些关键动植物的过度利用, 维持各种资源平衡。因为时间安排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机制, 虽然它有助于在年度变化中生存, 但它同时维持现状:对于所有可获动植物非专门化的利用从长期来说并无规则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 时间安排可用来消除可能会导致要么饿死要么更适应环境的偏差。

  采食和“早期农业”时代 (前8000-2000年) 时间安排的证据

  由于保存在瓦哈卡和特化坎干燥洞穴中的动植物遗存, 我们往往可以分辨某特定居住面形成的季节。由于厄尔·史密斯、劳伦斯·卡普兰和詹姆斯·舍恩韦特等植物学家的工作, 我们可以得知各种可获植物的季节, 因而也就知道了其收获的时间。甚至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往往也是有季节性的。例如, 在特化坎河谷, 我们根据鹿角的情况研究猎鹿的季节, 因为鹿角能够指示其一年里被猎杀的时间。

  假定某洞穴中的每个居住面代表了一次扎营留下的垃圾, 并且通常可以对应某个季节 (这个假设似乎可以被垃圾的数量和性质所证实) , 结合某层面上的动植物遗存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史前期时间安排决策的信息。根据大致同一批专家对我们瓦哈卡洞穴和麦克尼什的特化坎洞穴的分析, 可以提出以下尝试性的总结:

  一.旱季营地 (10月至次年3月) 依据其海拔高度, 很可能贮藏了大量的秋冬植物———例如米特拉地区的橡子或科斯卡特兰的木棉树豆荚。但总的来说, 它们不如雨季所见的植物种类那么多。也许最重要的是, 它们含有比例很高味道不怎么好、但全年可获的植物, 如龙舌兰、仙人掌果叶、木棉树根等。这些所谓的“饥荒”植物, 可以在旱季高峰没有其他植物可食时利用。这些相同的居住面一般也有比例较高的鹿骨。事实上, 有些居住面除了龙舌兰咀嚼渣和白尾鹿外, 基本没有什么废弃物。

  二.雨季营地 (5月至9月) , 正如所料, 发现了大量当季可获的植物, 如牧豆、银合欢、苋菜、野鳄梨、黑柿子等。一般小型动物很多, 如棉尾兔、臭鼬、负鼠、浣熊、地囊鼠和黑鬣蜥。虽然鹿在这些营地中存在, 但是在废弃物中的最小个体数很小。在这些雨季居住面上, “饥荒”植物也不多。

  三.这些总结说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 时间安排会优先考虑采集植物的季节性;当出现冲突时, 动物采办往往会受到抑制。下面我将重建这些方式:

  (1) 旱季末和雨季初, 这是野生植食最丰富的时段。这些局地分布的资源在成熟时会被集中采获、食用或贮藏, 这看似是一种“大游群”活动。因为“所有游群”都参与到这些采获之中, 所以不会猎鹿。印第安人倒是会在植物采集营地附近设置陷阱, 这种活动与植物的集中采获不会发生冲突, 但会与大游群的猎鹿活动发生冲突。

  (2) 在秋末和冬季, 大多数植物已不再结果, 但猎鹿恰逢其时。由于此时是交配季节, 公鹿 (通常是自己觅食) 热衷于交配和繁殖, 使得平均数量增加。因为这也是高地落叶林的落叶季节, 因此鹿也更容易被猎人追踪。但是, 随着旱季慢慢过去, 鹿变得更加谨慎, 并遁入深山。这是一年中植物资源最匮乏的时候。明显的是, 在这个季节, 人们主要集中在那些常年可获的植物上, 如木棉树根 (可以像树薯一样烘烤) , 龙舌兰芯 (可以烘烤) 。这些似乎是“小游群”的活动。

  (3) 采取咀嚼块根和龙舌兰芯, 这些前陶期觅食者设法坚持到了春末生长期的来临。届时, 他们又有大量的仙人掌果了。基本上说, 他们的“时间安排”对于某些野生植物的季节可获性十分关键, 这些植物在一年中最适合诱捕小动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他们将集中的猎鹿活动安排在与植物大量采获并不发生冲突的季节。

  (4) 气候波动, 雨季的延迟, 或者特定地区鹿群的阶段性增加, 都有可能使得该图像比我们描绘的更为复杂, 但这些波动在考古记录中看不出来。新的袋子、网、篮子、矛头、刮削器、提兜以及南部高地其他洞穴出土人工制品的不断演变表明了缓慢而持续的创新。这些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系统的产能尚不清楚。

  由于主要的适应是跨越多个环境边界的一系列野生物种, 因此上述生态系统的地理范围非常大。这种适应可以清楚反映在技术领域。在海拔和降雨量有显著差异的地区, 只要存在这五种基本的动植物, 就可以发现非常相似的工具和设施。这可以对科斯卡特兰时期 (前5000-3000年) 的观察来来加以说明, 因为它以普埃布拉的科克卡特兰洞穴和瓦哈卡的布兰卡洞穴为代表。科斯卡特兰洞穴是该时段的典型遗址, 位于海拔975米的干旱热带森林中, 以茂密的柱状仙人掌、木棉树、chupandilla (Cyrtocarpa sp.) 、cozahuico (铁榄属) , 以及丰富的豆树、橄榄科和漆树科植物为特点。布兰卡洞穴位于1900米处的温带林地, 零星分布着橡树、车桑子、墨西哥刺木、野柿, 以及其他 (根据考古遗存判断) 很可能原来有朴树和矮松等树木。

  尽管环境不同, 但这两个遗址的工具几乎是一样的;即使是季节性的猎鹿方式和扎营群体的规模也是一样的。在过去, 这样的判断可能会启发一种传统的解释:“对相似干旱环境的相似适应。”但正如上文所示, 这两种环境并不相同。重要的一点在于, 这种基本适应不是对一个区域或甚至对一个区域内生物群落的适应, 而是对五个关键物种———白尾鹿、棉尾兔、龙舌兰、树豆、仙人掌果和仙人掌的适应。这些物种分布在许多地区, 就像那些捕猎、食用、并且繁育它们的种子以及清除枯死植株的印第安人一样分布在许多地区。这并不是说生物群落不重要, 它们发挥着作用, 但是它们被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所跨越。

  这里所观察的季节性和时间安排是“偏差抵消”反馈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防止任何一种会威胁到野生物种采办系统的强化利用;与此同时, 它们维持了层次足够高的采办效率, 因此没有改变的压力。在墨西哥南部高地食物采集时代后期运转的生态系统下, 人们几乎不可能耗竭自己的食物资源, 而其人口也不会超过野生植被和动物群所能维持的数量。维持这种近乎平衡的条件正是抵消偏差过程的目的所在。

  正反馈与文化变迁

  在完全取得并永久维持平衡的条件下, 史前文化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改变。但它们确实发生了变化是因为至少部分存在正反馈或“偏差放大”的过程。丸山将其称为“放大一个无关紧要或偶然初始触发的所有互为因果关系的过程, 都会产生偏差并偏离初始条件。”

  这种“无关紧要的或偶然初始触发”是指发生在一两种美洲人类利用植物中的一系列遗传变化。与龙舌兰、仙人掌、鹿或豆树植物相比, 开拓这些植物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采办系统。但是随着这些最初遗传变化出现的正反馈, 却导致一个小系统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与其他系统的比例, 并最终改变了墨西哥南部高地的整个生态系统。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系统。

  系统六:野草采办。在南部高地集食时代的一项普通活动, 是收获一年生的草类。在前农业时期, 或许最有用的是狗尾草, 其次可能是适应了干旱高地区内潮湿深谷的野生玉米。

  尽管我们对早期作物栽培“试验”的性质知之甚少, 但它们起初很可能只是作为扩大有用植物生长范围的一种努力。例如史密斯认为, 前陶期的集食者很可能尝试通过扦插来增加仙人掌果和仙人掌的密度。从考古记录来看, 对于这些大部分努力既没有增加食物供应, 也没有改变对一些物种的重视程度。直到公元前5000至前2000年间的某一时段, 在几个关键物种里发生了一系列的遗传变化。作为一种“触发”, 它使得一种偏差放大系统得以启动。

  正如丸山所示, 许多这些初始偏差很可能是偶然的并相对较小。例如, 豆子 (1) 使其融水性更强, 从而使它们易被食用; (2) 发育出收割时不会破裂的软豆荚, 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可以较成功地收获它们。同样有用的是玉米的变化, 其遗传的可塑性多年来一直使植物学家感到着迷。当狗尾草和其他草类保持不变时, 玉米却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并使它的收获 (以及大范围种植) 要比其他任何植物都更显优势。玉米棒子越来越大, 并且被试图扩大其种植范围的印第安人带到高地各处, 它遇到了它的近亲类蜀黍并发生杂交, 产生了一种名叫玉米穗神的杂交种。从此, 在反交和随后的进化中, 颖苞消失, 玉米棒结出的玉米粒和行数增加, 这都得到了麦克尼什、曼格尔斯多夫和加利纳特的证实。

  另一重要过程尽管鲜被提及, 则是最近卡普兰强调的玉米和豆类之间的相互作用。玉米虽然是一种相当好的淀粉来源, 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主要的蛋白质, 因为它缺乏一种重要且需要从其他来源合成的氨基酸赖氨酸。而豆类恰巧富含赖氨酸。因此, 在南部高地的食谱中, 除了两种植物都有利的遗传变化外, 单是玉米和豆类的结合就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营养突破。

  从该系统很可能是偶然 (初始) 发生偏差的开始, 就确立了一个正反馈的网络, 它最终使得玉米种植成为中美洲最有利的单一生计活动。玉米种植越广泛, 就越有机会获得有利的杂交和反交;遗传变化越有利, 产量就越高;产量越高、人口越多, 种植也就越密集。毫无疑问, 较为精耕细作的压力有助于完善早期的水控系统, 如井灌和渠灌。因此, 在西班牙征服时期, 这种正反馈系统仍在增强。

  这最初意味着, 系统六“野草采办”的稳步增长是以牺牲干旱高地上所有其他采集系统为代价, 并与之竞争。而且, 该系统的复杂性增长需要有一段种植期 (春季) 以及收获期 (初秋) 。因此, 它与春熟的野生植物 (仙人掌果和仙人掌) 和秋熟的作物 (橡子、水果和某些银合欢) 竞争。它还要和雨季的猎鹿和猎猪竞争。而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延续系统, 因为玉米栽培的演化表明, 无论印第安人收获多少, 他们都会为来年的种植保留最好的种子, 并在保证所有种子都能存活的条件下贮藏。而且, 印第安人还通过清除竞争植物来大幅增加玉米的种植面积。

  如前所述, (1) 木棉树和龙舌兰之类“饥荒”植物似乎是由小而分散的“小游群”采办的, (2) 而像受制于季节性、丰富但时间很短的植物如仙人掌果、牧豆和银合欢的采办, 看来是由几个相关小游群聚合而成的“大游群”采办的。由于游群大小和资源之间的这种功能关系, 人口是被早期玉米-豆类栽培的正反馈所改变:雨季种植和收获的放大, 也意味着“大游群”聚集时间的放大。麦克尼什在询问以下问题时预见了这点:

  “随着新农作物数量的增加, 小游群在某一种植区停留的时间不就增加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或几个小游群不就可能全年呆在这个地方了吗?然后, 随着农业产量的增加, 整个大群体难道不就定居下来了吗?当然, 这就变成一个村庄。”

  实际上, 要说村落定居生活是由农业生产所“允许”或“造就”, 严格来说并不准确;大游群日增的持久性很可能是放大了的种植和收获方式的需要。

  形成期早中段 (前1500~前200年) 的“时间重新安排”

  墨西哥早期村落农业在文献中往往没有提到的一个方面, 就是玉米生产日益集中使得它必须对其他采办系统进行“时间重新安排”的程度。由于本文篇幅有限, 我们无法对形成时期农业系统的所有细节进行探讨。我想提出的基本区别是:就目前我们所知的形成期初技术, 有些地区玉米只能在雨季生长, 而有些地区则可以全年生长。本文所考虑的时间安排所有差异根本上都以此为基础。

  我们设想, 农业仅在雨季进行的地区包括气候极端干旱的地区如特瓦坎河谷, 或像墨西哥河谷十月降霜并持续到四月的较高山谷的情况。我们设想, 全年从事农业的地区包括无霜冻的沿海低地潮湿区 (如南部墨西哥湾沿海或恰帕斯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海) , 还有可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的内陆无霜区: (1) 永远潮湿河床上的精耕细作, 如恰帕斯中部洼地; (2) 像“陶罐灌溉”等非常原始的水控方法, 如瓦哈卡的西部河谷。

  就“时间安排”而言, 会因地区而不同。即在全年农业区, 它意味着某些季节性活动受到压制甚至被放弃, 并把重点放到那些与农事安排没有冲突的全年资源上。在那些仅在雨季从事农耕的地区, 旱季可以随便从事强化的季节性采集活动, 甚至对永久野生资源的开发也可能推迟到一年中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猎鹿时间的再安排。形成时期的猎鹿因地区不同存在极大差别, 取决于是否全年从事农业活动, 抑或仅是季节性的。在墨西哥河谷和特瓦坎, 形成期遗址的白尾鹿遗骸很多, 但不管在哪里我们对这些碎骨进行准确统计, 就会发现最密集的猎鹿活动是在秋末和冬季进行的。这些遗址中也出土了丰富的各种类型矛头和黑曜石刮削器。在危地马拉沿海、帕努科, 或在瓦哈卡河谷西部, 鹿的遗骸很少甚至没有, 而且也不见矛头。这有时也被认为:低地区域的农业是如此强化, 以至于狩猎变得不再需要, 而高地区域则需要鹿“作为食谱的补充”。我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这更像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其原因是秋末是中美洲高地橡树林里猎鹿的最佳季节, 那时玉米已经收获, 霜降开始。这使得秋冬集中猎鹿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活动。相反, 低地人群则集中在村子周围全年可获的野生资源。开拓这些资源的时间安排可以避免占用农事活动的劳力。例如, 在危地马拉沿海, 人们依赖泻湖和河口系统里极其丰富和终年不断的鱼类资源。红树林附近的村民采集陆蟹;离红树林较远的人群则不利用它们。这些资源都和农业不发生冲突。

  在高地也出现了野生植物采办的“时间再安排”。重要性下降的植物是那些在玉米种植或收获季节成熟的植物。像龙舌兰这样可以推迟到冬天开拓的植物, 仍被集中利用, 并事实上在无法种植冬玉米的地区被广泛种植。今天在瓦哈卡河谷的米特拉干旱地区, 龙舌兰和玉米是同样重要的作物, 而在某些年份甚至是唯一不会欠收的作物。

  系统七:野生水禽采办。迄今为止, 我们还不曾提到中美洲丰富的水禽资源, 因为我们仍没有从采食和“初始栽培”阶段的聚集禽类的所有湖泊和沼泽区获得很好的考古学证据。但是随着形成期开始, 我们确实拥有了墨西哥高地湖泊和沿海沼泽与泻湖的野禽开拓材料。

  中美洲的水禽与上述季节性植物资源的可获性一样受到限制。在墨西哥只有四种禽类繁殖 (大概有20多种的鸭和雁) , 其他的所有禽类均在加拿大西部的草原沼泽度过夏天, 主要集中在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在十一月冬季封冻之前, 这些鸭和雁会沿四条明确的路线南迁。此处仅考虑太平洋和中部航线两条路。野鸭沿中部航线南迁, 止于墨西哥中部高原的湖泊 (特斯科科、帕茨夸罗、奎特佐、查帕拉) , 它们包括针尾鸭、琵嘴鸭和绿翅鸭。白骨顶鸭常年居住在特斯科科湖畔, 但只占水禽的3%。沿太平洋航线南下到达恰帕斯和危地马拉沿海泻湖-河口系统的鸭子中, 最常见的是针尾鸭、桂红鸭和绿眉鸭, 但也有一些如黑腹鸭的定居种, 但它们在水禽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换言之, 在中美洲, 97%至99%的鸭子只有在11月至次年3月之间可获;到3或4月, 这些物种大部分不是已经回到加拿大, 就是正在路上。这就需要一种集中的季节性开发方式, 类似很易腐烂的季节性水果。

  由于墨西哥河谷的湖水系统被西班牙人排干, 现在无法了解形成时期的情况, 所以很难比较太平洋沿海泻湖与特斯科科湖的水禽相对丰富度。1952年, 大约有33540只候鸭在特斯科科湖越冬, 而同期恰帕斯沿海侯鸭的总数则超过300000只。其中有27000只分布在普伊帕潘和危地马拉海岸之间仅100英里长的海岸线上。

  形成期初的村民对这些冬季水禽的反应差异很大。特斯科科湖地区形成期初的遗址报告中都强调垃圾中有大量的鸭骨。威兰特指出, 扎卡滕科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曾大量消费鸟类和鹿类的肉”, 他的骨器插图表明, 这些骨头大都是水禽的。埃尔阿博里洛也出土了加工过的鸟骨。皮纳昌同样也列举了特拉蒂尔科出土的“鹿和水禽的骨骼”。在蒂科曼鸟骨也很常见, 较大种类的显然是鸭子。

  最近, 我有机会观察了托尔斯泰在埃尔阿博洛、特拉蒂尔科和特拉帕科亚的新近发掘, 以及特斯科科湖附近特米斯科形成期晚段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 丰富的鸭子证实了威兰特的想法。

  正如科和弗兰纳利于1967年提出的那样, 在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 大量的鸭子实际上都被忽视了。尽管有丰富的鱼类和软体动物, 但形成时期的贝丘里没有留下一根鸭骨, 这些鸭子在我们每天向上游步行前往遗址时就从我们头上飞过。因为如褐鹈鹕之类的其他鸟类有时会被杀死和吃掉, 因此我们认为鸭子很可能也会偶尔被食用。但是其遗骸的稀少与特斯科科湖遗址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 在全年从事农业的地区, 大量开发冬季野鸭资源可能会与农耕发生冲突, 因此没有被利用。在像墨西哥河谷这样的地区, 冬季霜冻无法从事农业, 鸭子恰好在一年中农耕最闲的时候抵达, 因此它们可以被大量利用。这可能是代表形成期“时间安排”种类的又一例。

  小结

  尽管术语上有点烦人, 但是用控制论模型来解释史前文化变迁具有某种优势。首先, 它并不把文化演化归因于“发现”、“发明”、“试验”或“天才”, 而是使得我们能将史前文化视为一种系统。它刺激我们探究抵消或放大变化的机制, 从而最终告诉我们有关适应的本质。最重要的是, 它使得我们不把变迁看作是某种新出现的东西, 而是看作一个先前存在于系统中某个小部分的很小偏差, 由于正反馈, 这种偏差一旦启动就会迅速扩大。

  这种方法对对史前学家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希望发现最早驯化的玉米棒子、最早的陶器、最早的象形文字, 或是体现其他重大突破的最早遗址是徒劳的。几乎可以肯定, 这种偏离先前存在形态的现象是以一种如此小而偶然的方式发生, 以至于难以察觉其迹象。研究这些微小的偏差放大导致史前文化重大变迁的互为因果之过程, 才是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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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肯特·弗兰纳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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