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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生业经济研究 ——以动物考古学为视角
2019年12月30日 10:30 来源:《东南文化》2019年第5期 作者:宋艳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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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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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与马家浜文化早期相比,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的脊椎动物构成无明显变化,说明在千年的时间内遗址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变化不大。软体动物的数量和种类相比早期大大增加,显示出先民对软体动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程度的逐步增强。家畜饲养方面,先民仍然饲养狗和家猪,并未驯化其他动物,不同遗址之间的家猪饲养水平存在差异。先民主要的肉食资源,来自于狩猎野生哺乳动物(鹿类动物)和捕捞鱼类(乌鳢和鲤鱼),不同遗址之间动物种属和数量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遗址中可能存在定期性规模较大的鱼类捕捞现象。

  关键词:西溪遗址; 圩墩遗址; 马家浜遗址; 马家浜文化中晚期; 动物考古; 生业经济

  基金: 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建设计划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宋艳波(1981—),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动物考古。

 

  一、研究背景

  根据古地貌状况分析,马家浜文化分布区域应为古长江以南,公元前4000年前的沿今江苏常熟、太仓,上海马桥一线的古海岸线以西,古钱塘江以北,茅山和天目山以东的地区[1]。

  截至目前,发表动物遗存鉴定报告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包括上海青浦崧泽[2],浙江桐乡罗家角[3],江苏常州圩墩[4]、昆山绰墩[5]、溧阳神墩[6]和宜兴西溪[7]等,其中罗家角、西溪、神墩和圩墩遗址包含有马家浜文化中晚期[8]的遗存。

  罗家角遗址在动物考古鉴定报告中写明“第一、二文化层中的遗骨都普遍保存很差,有的根本无法采集”,报告中发表的材料基本没有涉及到马家浜文化晚期的资料,因此在下文的讨论中将不会涉及该遗址。西溪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材料丰富,且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延续到晚期,是本文将要重点分析的遗址之一。神墩遗址动物遗存保存状况非常差,所发现的遗存全部属于马家浜文化早期,因此在下文的讨论中也没有涉及。圩墩遗址出土动物遗存非常丰富,目前已发表数篇鉴定和研究报告。近年来笔者与常州博物馆合作,将圩墩遗址历年发掘出土的全部动物遗存(包括已发表资料中没有提到的一些遗存)进行了全面的鉴定和分析,研究结果将会作为下文重点分析的内容。

  此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嘉兴市博物馆于2009年对嘉兴马家浜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动物遗存。这批动物遗存笔者已进行了鉴定和分析,其研究结果也是下文分析的重点。

  笔者认为,基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的累积情况,可以通过对西溪、圩墩和马家浜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比较研究,结合马家浜文化早期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对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生业经济情况做出一定的推断。

  二、各遗址动物遗存概况

  1. 西溪遗址

  该遗址位于太湖西部的江苏省宜兴市芳庄镇,2003年5—7月和2003年9月—2004年1月,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1068.6平方米[9]。遗址可分两个大的时期:马家浜文化早期和晚期。遗址动物均出自地层或灰坑、灰沟等遗迹中,属于生活区遗留的垃圾。

  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软体动物,其鉴定报告已发表[10]。可鉴定种属包括丽蚌、楔蚌、曲蚌、帆蚌、珠蚌、河蚬和环棱螺等。据发掘纪要介绍,这些软体动物多数出自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堆积中,早期很少发现[11]。遗憾的是,有关这些软体动物的具体数量和测量数据并未发表,因此本文只能引用其种属的鉴定结果。

  出土的脊椎动物遗存共2963件,属于晚期的有753件。可鉴定动物包括:鲤鱼、青鱼、乌鳢、龟、鳖、鸟[12]、兔、狗、猪、牛、麋鹿、梅花鹿和獐等。

  相比早期阶段,遗址的晚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种属繁杂的软体动物遗存;从脊椎动物的情况来看,变化不大。从野生动物群复原的生态环境来看,该遗址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到晚期并无明显变化。从家畜饲养的角度来看,先民对家猪的饲养水平在千年的时间里是在慢慢提高的。

  2. 圩墩遗址

  该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是太湖流域西北部地区发现年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文化特点最鲜明的马家浜文化史前遗址之一[13],系1960年,南京博物院在苏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1972—1992年,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先后五次对遗址进行发掘[14],遗址以马家浜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体。

  历年发掘出土动物遗存共8123件,全部出自遗址地层中,为生活区遗留的垃圾。可鉴定动物包括:无齿蚌、环棱螺、河蚬、扭蚌、丽蚌、珠蚌、楔蚌、圆田螺、裂嵴蚌、矛蚌、乌鳢、鲤鱼、鲫鱼、鲢鱼、青鱼、草鱼、黄颡鱼、鳡鱼、鲻鱼、龟、鳖、鼋、雉科、鸭科、鹭科、鹤科、鹬科、麋鹿、水鹿、梅花鹿、牛、獐、猪、狗、貉、猪獾、猫科、食虫动物和啮齿动物等。此外,黄文几和黄象洪先生还曾经鉴定出食蟹獴、小灵猫和海豹(疑似)的存在。

  研究结果表明:遗址周围河湖水网密集,分布有大面积的沼泽湿地、芒丛和灌木丛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野生动物资源是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家养动物则为肉食的补充资源;先民能够饲养狗和家猪;主要利用鹿角和鹿类掌/跖骨为代表的哺乳动物肢骨来制作骨角用具,制作过程中存在专门的“开料”工艺。

  3. 马家浜遗址

  该遗址位于浙江省嘉兴县南偏西7.5公里的地方,北及东北临九里港,西有坟屋滨,南为马家浜,是一处三河交叉的平原[15]。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嘉兴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区域位于遗址西北部的旱地,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16]。

  发掘出土动物遗存60110件,大部分出自不同探方或探沟的地层中,少量出自草木灰层、T5018H1和部分墓葬(包括填土)中,均属马家浜文化晚期。其中180件遗存出自墓葬或墓葬填土中,其余均为生活区遗留的垃圾。下文的分析将不涉及墓葬出土遗存。

  生活区可鉴定动物包括:蟹、蚌科、乌鳢、黄颡鱼、鲫鱼、鲤鱼、鲢鱼、鲈鱼、鲶鱼、青鱼、龟、鳖、鳄、河鸭、雁、鹤科、牛、麋鹿、梅花鹿、獐、麂、猪、狗、獾、貉、兔和啮齿动物等。

  研究结果表明:先民居住在距水较近的区域,且周围有较大面积的森林(树林)存在;与沿海聚落先民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联系;已经饲养狗,有可能开始饲养家猪;主要肉食来源是以鹿类动物、牛和野猪为代表的野生哺乳动物;会进一步利用大中型哺乳动物的肢骨(尤其是鹿类动物的掌/跖骨)和鹿角来制作各种工具和生活用具。

  三、分析与讨论

  下文将从动物群构成、家畜饲养和生业经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1. 动物群构成

  从动物鉴定结果来看(表一;图一—图三),三个遗址动物群构成都比较复杂,同时包含软体动物、鱼、爬行动物、鸟和哺乳动物等。

  就软体动物而言,马家浜遗址仅出土一件遗存,圩墩遗址则出土三千余件,西溪遗址出土的软体动物种类也比较丰富(数量不清楚)。可见,三个遗址先民对软体动物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差异比较明显。

  不同遗址各类脊椎动物(鱼、爬行动物、鸟及哺乳动物)的内部组成基本相似,都包含大量的淡水鱼、淡水的龟鳖、淡水的水禽(鸭科)及各种鹿类、牛和猪等动物。不同遗址脊椎动物群数量组合方面存在的差异(图一—图三),应该与先民对不同种类肉食资源的喜好与选择有关。

  虽然遗址所处的自然地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三个遗址动物群的主要种属却相差不大(表一),都以陆生的鹿类动物和多种水生动物(鱼类、爬行动物和水禽类)为主,说明其周围的野生动物资源比较相似;圩墩和马家浜遗址中都鉴定出典型海洋(如鲻鱼[18]和疑似海豹)或近海动物(如鲈鱼[19])的存在,这两个遗址相比西溪遗址靠海更近一些,这些近海或海洋种属的存在表明当时这两个聚落与沿海聚落之间存在着交流与联系。

表一//马家浜文化时期不同遗址出土动物群构成情况一览表

图一//西溪遗址马家浜文化晚期出土动物遗存数量分布示意图[17]

图二//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出土动物遗存数量分布示意图

图三//马家浜遗址生活区出土动物遗存数量分布示意图

图四//西溪遗址马家浜文化晚期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分布示意图

图五//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分布示意图

  与马家浜文化早期相比(表一)[20],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脊椎动物遗存的种属构成变化不大,仍然是陆地、淡水和天空中的多种动物都有发现。表明各遗址所处的环太湖地区,其自然环境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到晚期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仍然是河网密布、林木繁盛,各种陆地和淡水的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是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从发表的资料来看,早期多数遗址中少见或基本不见软体动物(目前仅骆驼墩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软体动物[21]),而晚期多数遗址软体动物出土数量都比较多,种属构成也比较复杂(除西溪和圩墩外,同属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江苏溧阳秦堂山遗址,也出土数量非常多的软体动物遗存[22])。笔者认为,对软体动物这种资源利用程度的增强,是马家浜文化早期到晚期先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最大变化。

  2. 家畜饲养

  马家浜文化早期,先民已经驯化并饲养狗和猪,尚未驯化水牛,遗址猪群中同时存在家猪和野猪[23]。

  马家浜文化晚期,仍然延续了早期的家畜饲养特征。三个遗址都发现狗的存在,但出土数量都不多。其中西溪遗址出土4件、圩墩遗址出土26件、马家浜遗址出土3件。因出土数量太少,很难探讨其饲养相关问题。因此下文将主要讨论猪和牛的饲养问题。

  (1)猪

  形态学特征方面,西溪遗址两件猪下颌M3长度分别为37.99和38.06毫米,平均值为38.03毫米;圩墩遗址11件猪下颌M3长度区间为36.5~47.5毫米,平均值为40.7毫米;马家浜遗址16件猪下颌M3长度区间为33.96~45.77毫米,平均值为41.6毫米。龙虬庄遗址家猪下颌M3长度平均值为38.72毫米[24],现代野猪下颌M3长度平均值为41毫米左右[25],依据这两个标准可推断三个遗址中都存在家猪,圩墩和马家浜遗址同时存在一定数量的野猪。

  在哺乳动物群中,三个遗址猪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都仅次于鹿类动物。西溪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猪/鹿比为39/50,最小个体数猪/鹿比为39/39;圩墩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猪/鹿比为25/68,最小个体数猪/鹿比为30/55;马家浜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猪/鹿比为15/55,最小个体数猪/鹿比为17/68。数量比例显示三个遗址先民对猪的利用程度仅次于鹿类动物;西溪和圩墩遗址先民对猪的利用程度要比马家浜遗址更高。

  死亡年龄分布方面(图四—图六),三个遗址都呈现出死亡年龄相对集中的特征。西溪和圩墩遗址猪群中未成年个体比例较高,一岁以下个体占总个体数的50%和59%;而马家浜遗址则是成年个体比例较高,两岁以上个体占总个体数的70%,存在明显的差异。相比之下,西溪和圩墩遗址的死亡年龄结构更符合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家猪饲养模式。

图六//马家浜遗址出土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分布示意图

  综合各遗址出土猪的测量和统计分析结果,结合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在当时各遗址猪群中确实存在驯化饲养的家猪,同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野猪。各遗址猪群形态特征及死亡年龄结构的差异可能与家猪野猪数量比例及家猪饲养水平不同有关。

  从西溪遗址的情况看(表二),从早期到晚期阶段,1岁以下的猪幼年个体所占比例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早期一段的17%到早期二段的40%再到晚期一段的66%;而相对应的大于1.5岁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从早期一段的50%到早期二段的40%再到晚期一段的17%。从早期到晚期猪死亡年龄方面的变化可看出越来越明显的家猪屠宰的模式,显示出先民饲养家猪的水平在千年的时间内是在不断提高的。

  (2)水牛

  西溪和圩墩遗址出土牛的数量都非常少,分别为1件和20件,很难分析其是否为家养动物。单从出土数量来看,笔者认为在这两个遗址中还未出现驯化水牛的证据。

  马家浜遗址出土牛的数量相对较多,有755件,占全部动物数量的2.09%。其可鉴定标本数占哺乳动物总可鉴定标本数量的8.7%,比例较低。

表二//西溪遗址不同阶段猪的死亡年龄百分比分布表

  从骨骼保存部位来看,该遗址的牛保存数量最多的部位为四肢的长骨,占总数的42%,这一特征与鹿类动物更为接近(鹿类动物也是以四肢长骨数量最多,占38%),而与猪的差异则比较大(猪的四肢长骨仅占总数的18%,保存数量最多的部位为上下颌骨及牙齿,占53%)。

  基于最小个体数计算出的不同骨骼部位发现率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牛发现率较高(大于50%)的部位为桡骨、肱骨和胫骨等,鹿发现率较高(大于50%)的部位为掌/跖骨、股骨、胫骨、桡骨及部分关节短骨(腕骨、跟骨等),猪则没有发现率高于50%的骨骼部位。牛的骨骼发现率明显与鹿类动物更为接近。

  遗址中牛的最小个体数为41,占总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量的9.9%。其中6个为未成年个体,其余均为成年个体,呈现出以成年个体为主的特征。这一特征似乎比较符合先民对牛类动物的特殊利用方式(不以获取肉食而以获取劳役为主要目的),但该遗址出土量较多的其他哺乳动物(如鹿和猪)也同样显示出类似的特征,都是以成年个体为主,尤其是明确以获取肉食为主要利用方式的猪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因此,单从死亡年龄结构的角度还不能说明遗址中的牛为家养动物。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马家浜遗址中的牛与其他两个遗址一样,并没有被驯化,仍属野生。

  3. 生业经济

  (1)全部动物构成

  从全部动物的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图一—图三),各遗址的哺乳动物数量都非常多。圩墩遗址中,哺乳动物的数量要略少于软体动物,但比其他动物都要多;西溪和马家浜遗址中哺乳动物的数量都是最多的。

  从脊椎动物各纲所占的百分比情况来看(表三),三个遗址中哺乳动物都是最高的,居于第二位的都是鱼类,说明狩猎和渔猎经济在先民生活中占的比重极大。

  不同遗址间,其他动物的比重各不相同,西溪遗址爬行动物占比23%,在三个遗址中比例最高,说明该遗址先民较多地利用了爬行动物资源;圩墩遗址中鸟占15%,也是三个遗址中比例最高,说明该遗址先民较多地利用了鸟类资源;马家浜遗址爬行动物和鸟的比例都比较低,说明该遗址先民对这两类资源利用都比较少。

表三//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不同纲的脊椎动物数量百分比分布表

  (2)哺乳动物构成

  从可鉴定标本数量和最小个体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图七—图九),三个遗址中鹿类动物都是最多的,其次是猪,小型哺乳动物数量非常少。说明大中型哺乳动物是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

图七//西溪遗址马家浜文化晚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布示意图

图八//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布示意图

图九//马家浜遗址出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布示意图

  从可鉴定标本数量分布百分比来看(表四),即使将猪全部视为家养动物,西溪遗址中家养动物(猪和狗)比例也只有42%,野生的鹿类动物为50%;圩墩遗址家养动物(猪和狗)也仅占27%,野生的鹿类动物为68%;马家浜遗址家养动物(猪和狗)比例不超过16%,野生的鹿类动物则为74%。明显都以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类动物)为主。

  从最小个体数量分布百分比来看(表五),即使将猪全部视为家养动物,西溪遗址中家养动物(猪和狗)比例为49%,低于野生动物;圩墩遗址家养动物(猪和狗)比例为33%,低于鹿类动物(55%);马家浜遗址家养动物(猪和狗)比例不超过18%,远低于鹿类动物(66%)。同样呈现出明显以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类动物)为主的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马家浜文化中晚期遗址中的哺乳动物构成情况基本相似,都包含数量较多的野生动物和一定数量的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主要是鹿类动物)在先民肉食资源中的地位要远高于家养动物。不同遗址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显示出先民对周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有所不同。

  (3)鱼类构成

  各遗址脊椎动物群中占第二位的均为鱼类遗存,西溪遗址的鱼由于当时鉴定条件有限,只进行了种属和骨骼部位的鉴定;而圩墩和马家浜遗址的鱼,除鉴定种属和骨骼部位外,我们还对其进行了尺寸的测量和体长的复原,并结合出土遗物探讨了当时先民的捕鱼方式。

  圩墩遗址鉴定出乌鳢、鲫鱼、鲤鱼、草鱼、鲢鱼、青鱼、黄颡鱼、鳡鱼和鲻鱼[26]等九种鱼类。从可鉴定标本数量和最小个体数量来看(图一〇),乌鳢、鲫鱼和鲤鱼数量最多,说明这几种适应沼泽环境的鱼类是先民主要的渔猎对象。

  历次发掘所获的文化遗物中包含有多种形制的骨鱼镖和网坠,说明当时至少存在利用骨鱼镖和拉网两种捕鱼方式,其中骨鱼镖捕鱼适用于浅水沼泽的环境,而拉网捕鱼则适用于河流湖泊等深水水域。

  由于保存部位所限,无法通过脊椎来复原乌鳢的具体体长,只能根据乌鳢躯椎和主鳃盖骨的尺寸对其体长分布情况进行一定的分析。从图一一、图一二可以看出,二者尺寸数据值较为分散。这可视为遗址中乌鳢体长数据值较为分散的一种表现,说明当时先民对乌鳢的捕捞可能是一种常年随机的行为。

  马家浜遗址鉴定出乌鳢、鲤鱼、鲫鱼、鲢鱼、黄颡鱼、青鱼、鲶鱼和鲈鱼等8种鱼类。从可鉴定标本数量和最小个体数量来看(图一三),乌鳢和鲤鱼最多,与圩墩遗址的情况比较相似,先民也是以这两种适应沼泽环境的鱼类作为主要的渔猎对象。

  该遗址的田野发掘报告尚未发表,因此并不清楚所发现的与渔猎活动相关的文化遗物情况,推测应该也与圩墩遗址比较相近,存在骨鱼镖和拉网两种捕鱼方式。

  笔者对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鲤鱼和乌鳢进行了体长的复原,鲤鱼以咽齿中的A2齿的尺寸来复原体长[27],乌鳢以基枕骨的宽度来复原体长[28]。复原结果显示,鲤鱼体长数据多集中于450~600毫米的范围内,乌鳢的体长数据则多集中于300~500毫米的范围内,说明遗址中有大量体长相近的鲤鱼和乌鳢存在。遗址中同时也存在一定数量在上述区间之外的鲤鱼和乌鳢,小到200毫米,大到1000毫米的个体都有发现。同种鱼类(鲤鱼或乌鳢)不同体长个体的存在,说明捕鱼是先民日常获取食物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常年进行的活动;而数量众多的体长相近个体的存在,则说明先民可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季节)集中捕捞该种鱼类(鲤鱼或乌鳢)。

表四//马家浜文化中晚期不同遗址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百分比分布表

表五//马家浜文化中晚期不同遗址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百分比分布表

图一〇//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中晚期鱼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布示意图

图一一//圩墩遗址出土11件完整乌鳢躯椎宽度和高度测量示意图

图一二//圩墩遗址出土9件完整乌鳢主鳃盖骨长度和高度测量示意图

图一三//马家浜遗址鱼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布示意图

  四、结论

  笔者在《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生业经济研究——以动物考古学为视角》一文中对先民利用动物资源的其他方式做了总结,认为除了获取所需的肉食外,先民还会利用动物的皮毛资源取暖;利用动物的骨骼和角来制作工具;利用食剩的动物油脂来作燃料。这些特征在中晚期遗址中仍然存在,但先民对动物主要的利用方式还是获取所需的肉食资源。

  总的来说,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先民均饲养狗和家猪,但主要的肉食来源还是野生动物;陆生的鹿类动物、水生的乌鳢和鲤鱼等是先民主要的狩猎和渔猎对象;水生软体动物成为先民重点开发和利用的肉食资源。家畜饲养方面,除狗和家猪外,并未出现新的驯化种属,不同遗址间可能存在猪群组成及家猪饲养水平的差异。野生动物群数量构成方面,不同遗址间存在明显差异,表明遗址先民对不同种类动物利用程度有所不同。鱼类捕捞方面,浅水沼泽种属成为先民主要的渔猎对象,捕捞行为多是全年性的,但有的聚落中可能存在特定时间段集中捕捞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62页。

  [2]黄象洪、黄克清:《崧泽遗址中的人类和动物遗骸》,《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11-114页。

  [3] 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3-51页。

  [4] a.黄象洪、曹克清:《常州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狗的头颅骨标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b.黄文几:《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遗骨的鉴定》,《考古》1978年第4期;c.黄象洪:《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次(1985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上海市自然博物馆编《考察与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0-27页;d.黄象洪:《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动物遗骸与古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8-152页;e.黄象洪:《圩墩遗址出土动物遗骸鉴定》,《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5]刘羽阳、袁靖:《绰墩遗址动物遗存研究报告》,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编《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72-380页。

  [6]宋艳波、田名利:《动物遗存分析》,南京博物院等编《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87-491页。

  [7] 宋艳波、田名利:《江苏宜兴西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脊椎动物研究报告》,《海岱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35-357页。

  [8] 本文中关于各遗址所属时代均参照文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溧阳神墩》报告第548-549页。

  [9] 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10]黄宝玉、朱祥根、蔡华伟、林留根、田名利:《江苏宜兴骆驼墩、西溪遗址全新世软体动物》,《海洋科学》2005年第8期。

  [11]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12] 这批材料为笔者2007年鉴定,因缺少对比标本,对鸟类遗存的鉴定并未进一步细化。

  [13]陈丽华、彭辉:《圩墩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的回顾与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

  [14]a.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b.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c.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d.江苏省圩墩遗址考古发掘队:《常州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e.常州市博物馆:《1985年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1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16]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

  [17] 因发表文章中并未涉及到软体动物的具体数量,而且笔者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批软体动物材料,因此图一中并未包含软体动物。

  [18]李明德编著:《鱼类分类学》,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鲻鱼为浅海中、下层鱼类。

  [19] 同[18],第172页,鲈鱼为近岸浅海暖温性中上层鱼类。

  [20]宋艳波:《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生业经济研究--以动物考古学为视角》,《东南文化》2017第5期。

  [21]a.同[10];b.周润垦、胡颖芳、朱晓汀、黄建秋:《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22] 田野考古发掘的探沟T1出现大量的软体动物堆积,针对该情况,笔者采取柱状取样的方法,获得两万余件淡水软体动物遗存,目前该遗址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23] 同[20]。

  [24]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25] 罗运兵:《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化、饲养和礼仪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26] 同[4]d,第148页。黄先生鉴定出有鲻鱼存在,由于缺乏对比标本,笔者并未辨识出属于鲻鱼的遗存,因此在下面的数量统计中将不涉及该种动物。

  [27][日]中岛经夫等:《田螺山遗址K3鱼骨坑内的鲤科鱼类咽齿》,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

  [28]Zhang Y,D.Animal procurement in the Late Neolithic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Integrating the fish remains into a case-study from Tianluosha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4.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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