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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几何纹锦保护研究
2019年11月21日 09:38 来源:《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作者:石钊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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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汉晋时期盛产经锦,但纬锦却特别稀少。本文通过对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采集几何纹锦与新疆扎滚鲁克墓群、民丰尼雅遗址出土几何纹纬锦的对比研究,探讨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织锦的年代,并以此为契机探讨本时期丝路上出土早期几何纹纬锦的共性。

  关键词:纬锦; 扎滚鲁克墓群; 尼雅遗址; 故如甲木墓地

 

  汉晋时期,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古代纺织业也在经历着一场技术革命。中国纺织考古大量出土了汉晋时期经锦的实物,但是早期受西域影响的纬锦实物却特别少见。现今发现的早期纬锦主要集中于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群与民丰尼雅遗址,2012年-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部从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采集丝织品中成功提取多件较为完整的几何纹纬锦样本,这也为研究早期几何纹纬锦的织造工艺提供了宝贵材料。

  阿里故如甲木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寺,2005年因路面塌陷,墓室被发现,故如甲木寺众对坍塌暴露的文物进行了简单的收集与清理。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正式成立联合考古队进行科学考古发掘(1)。2013年故如甲木一号墓部分纺织品文物采集样本被送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部进行纺织品文物实验室修复与保护。经过第1批次修复整理,共得到汉晋时期4类织物残片共7件(套)。第2批次采集纺织品文物于2015年第二次送交进行实验室揭取保护,此次共取得6类织物残片共41件(套)。

  历经两次实验室修复保护,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纺织品文物的种类有王侯文鸟兽纹锦、三色几何纹纬锦、柞蚕丝方目纱、方孔纱、绢、麻布共6类48件(套)。

  一、文物修复与整理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纺织品文物因其特殊的埋葬条件与保存情况,且采集初期并未进行科学的保护与处置,使这批文物有进一步劣化的趋势。在对文物进行初步检视时,几何纹锦可判断为三种颜色织造的纬线起花的多色织锦,但大量织物颜色已经褪色,且织物纹织层残损特别严重。因织锦织物组织特别紧密、质地厚重,采集的织锦样本多以褶皱处的纤维组织酥脆断裂为常见病害,并伴有多道经向十字形撕裂伤。织物污染病害多为表层织物组织霉变、穿透性白色结晶盐类沉积物污染,部分外力造成的纬向贯穿性撕裂与油脂状污染物侵染复合作用,使原本酥脆的织物相互板结粘连。

  图一S36织物原状

  部分采集的几何纹锦残片与其他织物品种残片相互絞打成团(图一),这些织物团皆伴有严重的织物纤维酥粉化病害,肉眼可见织物边缘部分组织散乱松脱,绝大多数幅边与连缀针迹碎裂严重。多数纺织品文物互相纠绞,原始叠压层位关系不清,为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纺织品文物由于埋藏时间久远,长期受地下埋葬环境中的水、泥土,腐败生物体、酸碱盐类化学物质、霉菌等的侵蚀作用,纺织品文物本身的物理强度已经非常脆弱,因初期未经科学考古发掘,织物采集后也从未进行系统的实验室清理保护,同时在文物保存中没有条件控制温湿度,保存环境不理想,导致这批出土纺织品文物出现劣化现象。

  多数文物质地酥脆,边缘及褶皱薄弱部分碎裂,织锦地组织严重脱失,部分纺织品表面沉积坚硬的白色结晶物。因未及时杀菌消毒,致霉菌蔓延发展,部分文物上已出现陈旧的霉斑与霉烂病害。

  目前的病害主要有六种:组织断裂、纤维酥粉化;多种织物纠绞;污物造成的粘连与板结;褶皱、边缘断裂;霉斑,霉烂;白色结晶、灰尘、污物等。

  针对这些文物的保存现状,首先应进行消毒工作,杀死霉菌孢子及有害微生物,再去除残留的有害污染物,并进行适当的实验室揭展、修复与加固,使其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以便后续进行陈列展示和研究应用。

  二、几何纹锦样本的分析

    西藏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纺织品,因墓内纺织品文物采集时并未生成出土器物编号,故在文物整理与交接时皆采用采集顺序号编辑整理,第一批以“M1采”序号编辑,第二批则根据采集编号以“S”开头进行编号整理。

  通过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的纺织品文物实验室保护整理,共得到几何纹纬锦残片11件。除2013年第一次纺织品文物保护中的样本M1采:25号几何纹锦残片外,2015年第二次纺织品文物实验室修复与保护再次取得几何纹织锦10件,这其中共得到了两种带有完整幅边,幅宽不同的几何纹锦。以编号S32-1,S41,S43,S50-1,S54-1为代表的几何纹锦残片属窄幅织锦(图二),其织锦幅宽为28厘米。编号S33几何纹锦残片为宽幅织锦(图三),织锦幅宽达48厘米。

  图二S54-1窄幅几何纹锦残片

  图三S33宽幅几何纹锦残片

  图四几何纹锦纹饰

  两种幅宽的几何纹锦,材质皆为桑蚕丝。这两种三色几何纹锦皆采用相同的单位纹饰进行织造,其花纹以经向做二方延续排列,纬向纹饰则采用相互不关联的循环方式织造(图四)。这两种不同幅宽的三色几何纹锦均采用红、黄两色的反向强捻纬线分别在素色平纹地组织中穿插构二重彩纬成单位纹样,共三种花色,其织物背部组织可见横贯两端幅边的红、黄两色隐纬色带,经线强捻,其中菱形曲尺纹饰带经向高6.2厘米,散点纹饰带经向高3.4厘米,两侧散点纹饰带有双方格花纹为分割线。窄幅三色几何纹锦织物单位花纹经向循环达26次,宽幅织锦的纹样循环单位更多,因幅宽较大,单位纹饰循环达到34次。两种三色几何纹织锦的织物密度皆为80X 66根/平方厘米(图五)。经线z捻投影宽:0.15-0.25毫米,强捻;纬线z捻投影宽:0.25毫米,强捻。

  图五S33几何纹锦纹饰局部

  图六S36-1残片

  在编号S36、S50、S54三个采集纺织品文物样本中都发现了有叠压关系的三色几何纹锦残片。其中S36的三色几何纹锦残片与两件平纹麻布共出,其麻布本身残存缝线痕迹,S36-1麻布残片缝合处距右侧边缘11厘米,缝边宽0.25厘米,针脚距幅边0.2厘米,纵向缝线针脚长0.6厘米,针距0.5厘米(图六)。而另外两件三色几何纹锦样本均残留两侧幅边,且在纺织品采样中都与绢共出,故如甲木墓地中共采集到两种密度不同的平纹绢织物样本,S22,S22-2,S22-3,S37-2,S37-3,S37-4,S40-1与S54-1为织物密度较高,经纬线投影宽较细的细密绢残片(图七),而S40-2,S50-2与S53残片为织物投影宽较粗的粗绢残片(图八)。

  图七S22-3细绢残片

  图八S40-2粗绢残片

  图九S50-2赭色绢残片

  图一〇S54-1细绢残片

  与S50-1窄幅三色几何纹锦残片叠压的S50-2赭色绢残片(图九),近长方形,修复后尺寸长36厘米,宽20厘米,下侧残存部分幅边,幅边宽0.3厘米,属于故如甲木一号墓出土的粗绢,其织物密度为54X 38根/平方厘米,经线投影宽0.1-0.15毫米,无捻;纬线投影宽0.15-0.2毫米,无捻。S54样本中与窄幅三色几何纹锦叠压的S54-1为细密绢残片(图一〇),其织物密度为62X52根/平方厘米,经线投影宽0.1毫米,无捻;纬线投影宽0.15-0.2毫米,无捻。这都说明三色几何纹锦与平纹织物的叠压关系中,几何纹锦很可能作为一种外层织物进行使用。

  三、几何纹锦的发展与演进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一号墓采集的两种三色几何纹锦是中国纺织考古所得中难得的早期纬锦实物。其样本在国内出土纺织品文物中并不常见,只有新疆地区部分出土纺织品与之相似。1998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与巴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曾在扎滚鲁克进行发掘,在一五六号墓中出土了部分白地几何纹锦实物。其中以编号为98QZIM156:5的白地几何纹锦枕(2)、编号98QZIM156:5-1的白地几何纹锦扎头带与阿里故如甲木一号墓采集几何纹锦实物最为相近。98QZIM156:5的白地几何纹锦枕(图一一)(3)底边长43.5厘米,高19.7厘米,边长28.5厘米,为纬线加捻显花织锦,出土时自身状况较差,纹织层所保留的纹饰已涣漫不识,仅从纹饰外圈可得到菱形曲尺纹与点状花纹,其纹饰部分的条带分割线为短线纹。编号为98QZIM156:5-1的白地几何纹锦扎头带(图一二)长52厘米,宽7厘米,较前述98QZIM156:5的白地几何纹锦枕保存状况更差且上层纹饰识别更加困难,但因为98QZIM156:5-1的白地几何纹锦扎头带暴露织锦反面织物组织保存较为完好,故可从织锦背部彩纬织造变化来研究通幅织造结构。对照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的三色几何纹锦纹饰来看,出自扎滚鲁克一五六号墓中的白地几何纹锦在纹饰上较故如甲木三色几何纹锦简单,菱形曲尺纹的排布与纹样彩色显花虽都经过纹纬完成,但纹饰变化上缺少了故如甲木墓地三色几何纹锦的双方格花纹分割线,转而以曲尺纹作为纹饰骨架。

  图一一扎滚鲁克9 8 QZIM156:5白地几何纹锦枕

  图一二扎滚鲁克9 8 QZIM156:5-1白地几何纹锦扎头带

  图一三扎滚鲁克9 6 QZIM73:1-4黄棕地曲折几何纹锦残片

  同样类型的织锦也出现在且末扎滚鲁克的七十三号墓中,编号96QZIM73:1-4的黄棕地曲折几何纹锦残片(图一三)(4)长3.5厘米,宽7.8厘米,是这个墓中织物纹饰保存较清晰的三色几何纹锦,这块织物与阿里故如甲木一号墓出土几何纹锦在纹饰组合上都采用了不闭合形式纵向延展的曲尺纹与双方格花纹饰,但双方格花在扎滚鲁克黄棕地曲折几何纹锦中已经不再承担纹饰分割线的功能,转而成为曲尺纹的主花。且故如甲木三色几何纹锦是平纹纬锦,在横贯彩纬的运用上未检测到白色反捻纬线的使用,而96QZ-IM73:1-4黄棕地曲折几何纹锦残片则在纹饰运用上更为丰富,织造结构也更为复杂。

  图一四民丰尼雅9 4 MNN21几何纹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不闭合的曲尺纹织造纹饰结构的纺织品不仅仅使用在织锦上,这种以不闭合曲尺纹为装饰的风格亦见于毛织物罽上。1994年发掘的新疆民丰尼雅94MNN2:1几何纹罽(图一四)(5)长53厘米,宽48厘米,是一块重纬彩色毛织物,其深蓝、红、黄等色的纬线织成花纹与故如甲木一号墓三色几何纹锦有一定相似性,主体采用不闭合曲尺纹与点状花纹组合形成纹样,但两种织物在纹饰排列上有一定差距,可以看出民丰尼雅出土的几何纹罽显然较为原始,且花纹变化较少。

  图一五扎滚鲁克9 8 QZIM115:4—3白地红花草纹锦衣饰

  图一六菱形四瓣花罽1 9 5 9 年尼雅采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种曲尺形纹饰与散点花纹的装饰手法在向故如甲木几何纹锦与扎滚鲁克几何纹锦的风格演变过程中,也逐渐演变出更多的独立纹饰带与纹饰组合形式。扎滚鲁克曾出土过一件编号98QZIM115:4-3的白地红花草纹锦衣饰(图一五)(6),长30厘米,宽8厘米,是一件有胭脂红、黄棕、果绿与原白四种颜色彩纬显花的平纹纬锦。这块纬锦在纹饰上不仅保留了故如甲木一号墓几何纹锦的不闭合曲尺纹与散点花纹,还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非常抽象化的几何三瓣花草纹,但这些纹样中并不见故如甲木一号墓几何纹锦上常见的双方格花纹,转而以单向燕尾纹作为纹饰间的界行。

  散点花纹与曲尺纹的特殊组合关系在此时也产生了更为规律的闭合菱形纹样,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菱格四瓣花罽(图一六)(7)是1959年配合民丰尼雅考古调查而得到的汉晋毛织物采集品。这件没有明确出土的织物残片以蓝色地上织造闭合的菱形纹样,其中织红色四瓣散点花,在织造方式上与前述94MNN2:1几何纹罽相似,证实了菱形花纹与散点花纹的组合形式在新疆地区也颇为流行。

  图一七鸡鸣锦枕汉晋时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一八民丰尼雅M3:51“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手套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另外,具有典型几何纹的织锦纹样多呈现纬向通幅循环、幅宽较窄的特色。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刑警大队曾向自治区博物馆移交过一件汉晋时期的鸡鸣锦枕(图一七)(8),其主体采用红地不闭合曲尺纹与散点装饰,此种纹饰与故如甲木墓地采集几何纹锦较为相似,这种经线显花的几何纹织金在织造工艺所产生的织锦纹样多呈现纬向通幅循环、幅宽较窄的特色。另外,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M3:51“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手套(图一八)(9)腕部即采用蓝地黄色几何纹经锦制成,其铭文“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以黄色彩纬做平纹经重组织显花,铭文逐字填入不闭合曲尺纹样中,形成纬向循环的纹饰单位,与前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鸡鸣锦枕纹饰相类,但与故如甲木墓地及扎滚鲁克墓所出土几何纹锦相比,即能看出这种几何纹锦在织物织造技艺上已趋日臻成熟。

  四、结语

    中国纺织考古出土几何纹纬锦实物较为稀少,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的几何纹纬锦是迄今为止西藏地区考古采集发现的最早纺织考古实物,且两种不同幅宽的三色几何纹锦皆属于丝线加捻纬线显花的纬锦。其中S33宽幅三色几何纹锦幅宽48厘米,这与新疆扎滚鲁克三期文化出土的98QZIM156:5-1的白地几何纹锦扎头47厘米的幅宽已十分接近,可见两种织锦工艺的相通性。

  通过对出土几何纹经锦与纬锦的梳理,可以发现此时的织锦工艺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多种纹饰分别变形与分解再经历重新组合被运用在几何纹锦的织造中。但这些几何纹锦的装饰风格与西域传统织锦风格迥然有别,却更近似来自中原的云气纹织锦装饰系统的一种几何化形变。

  目前对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4座墓地的碳十四测定分析将这些墓葬的年代指向了至今1715年至1855年,即2世纪至3世纪前半叶,属中原历史的东汉时期,而采集织锦风格相近的新疆扎滚鲁克M73、M115与M156三座墓都属于扎滚鲁克第三期文化,初步判定为3世纪至6世纪(10)。从扎滚鲁克三期墓葬中所出土的大量经锦文物上都能看到典型的汉晋风格,尤其96QZIM60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11)与同时期民丰尼雅遗址及罗布卓尔地区所出织锦非常类似(12)。学界普遍认为民丰尼雅出土汉晋风格纺织品的墓葬与罗布卓尔地区古墓年代应在4世纪至四世纪中叶(13),这也为研究阿里地区采集几何纹纬锦的时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条件。

  对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采集织锦的确切断代还需进一步研究,但从现有同形制织锦文物的出土看,这类几何纹纬锦的出土区域大体沿着丝绸之路的西传路线发展。此时期的中原织锦或许在西传之路上经由一系列的演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这种风格独特的几何纹锦装饰风格。可见在内地与新疆地区的文化交往之外更进一步对阿里地区产生影响,到达青藏高原西部边陲地区。对故如甲木墓地采集几何纹锦的修复与研究丰富了中国纺织考古实物数据链,也为了解西藏“前吐蕃时期”文明提供了丰富佐证。

  注释

  [1]仝涛、李林辉、黄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2]王博、王明芳、木娜瓦尔.哈帕尔:《扎滚鲁克纺织品珍宝》,文物出版社,2016年。

  [3]新疆博物馆文物队:《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

  [4]王明芳:《三至六世纪扎滚鲁克织锦和刺绣》,《西北风格汉晋织物》,香港艺纱堂,2008年。

  [5]阿合曼提.热西提:《且末扎洪鲁克墓地发掘概况》,《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6]阿丽娅.托拉哈孜:《浅析新疆古代服饰中出现的一种高档毛纺织物---罽》,《中国博物馆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服装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论文集》,2014年。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之路尼雅遗址出土文物---沙漠王子遗宝》,艺纱堂,2000年。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丝路瑰宝:新疆馆藏文物精品图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

  [9]中国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何德修:《且末扎洪鲁克墓地清理简报》,《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新疆博物馆文物队:《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

  [12]新疆考古研究所:《罗布卓尔地区东汉墓发掘与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3]孟凡人:《尼雅50MNM001号墓的时代与新疆佉卢文资料年代的上限》,《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图表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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