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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目录的编纂与简帛学史研究
2019年12月23日 09:10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马智全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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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城市学院简牍研究所

  摘 要:简帛学的形成发展已逾百年, 但当前作为简帛学学科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简帛学史研究, 既往虽做过一定工作, 却还很不够, 存在诸如概念体系和内容研究各异、分期歧义、重具体研究而轻理论提升等问题, 需要重新站在新时期认识和理论的高度去总结、梳理简帛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以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的构建。鉴于此, 我刊特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合作, 组织“简帛学史的理论总结与研究”主题笔谈, 约请国内知名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己见, 以期推动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简帛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简帛; 简帛学史; 分期标准; 简牍学大辞典; 简帛目录

  作者简介: 马智全 (1974-) , 男, 甘肃武威人, 历史学博士, 兰州城市学院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简牍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简帛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简帛目录编纂的兴盛。回顾简帛目录编纂的历史,总结简帛目录编纂的方式方法,探索新编简帛目录的框架体系,对于推动中国简帛学史的理论总结与研究、简帛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简帛目录编纂的历史概况

    简帛目录的编纂基于简帛研究的开展,而简帛研究的深入又需要借鉴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因此简帛目录的编纂是简帛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现代简帛目录的编纂始于上世纪中叶居延汉简的研究。居延汉简发现于1930年,1943年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发表以后,国内外学者迅即展开了相关研究。日本的居延汉简研究时代早,成果丰富,简牍目录也随之编纂。1953年森鹿三《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收录目录45条 (1953年《东洋史研究》12卷3号) ,1954年森鹿三《简牍研究文献目录补遗》又收补了31条 (1955年《东洋史研究》14卷1、2号合刊) ,是早期简帛目录编纂的代表。国内简帛目录的编纂,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所附《有关简牍参考书目》共57条,分为“简牍原始资料”“简牍考释”“简牍制度”“有关简牍的研究论文”等类别。从早期简帛目录编纂状况看,简帛研究者重视目录编纂,著录内容一般包括著者、文献名称、发表期刊、发表时间等信息,这为后期简帛目录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是简帛材料发现的一个高峰时期,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新简、睡虎地秦简等重要材料相继发现,简帛学研究蓬勃发展,简帛目录的编纂也得以丰富发展。1982年,曹延尊、徐元邦编著的《简牍资料论著目录》 (《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是一部综合性目录,分为“简牍发现资料”“图录”“论著”“简牍文献目录”“简牍发现研究史”“简册制度”等内容,共收集目录715条,成就突出。此时单批简帛材料的研究也多有目录编纂,如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底出土,1976年开始陆续刊布,1981年中华书局所编《云梦秦简资料论著目录》收录目录73条 (《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88年堀毅《有关云梦秦简的资料和著述目录》收录1976-1986年目录382条 (《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可见云梦秦简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这一时期的简帛目录编纂有两个亮点:一是简帛研究专著收录了论著目录,如林剑鸣《简牍概述》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附有《基本资料目录》,收录了战国、秦、汉、魏晋各类简牍目录291条;高敏《简牍研究入门》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附有《简牍研究文献目录》795条;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附有《中国出土简牍论著目录》643条。这类目录,既反映了前人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著者成果的学术支撑。二是从秦汉史、考古学等角度整理的目录,对简帛论著也有收录,如张传玺等编著《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系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992、2002年版) 、楼宇栋等编《西北五省 (区) 考古学文献目录》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都将简帛论著目录予以收入。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简帛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有关。

  上世纪末,简帛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总结简帛学百年学术的发展史,是学界共同的认知。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 (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就是世纪简帛研究的集成之作,该书“论著目录篇”以时间为序,对1903-2002年简帛论著目录作了详细收录,清晰地反映了简帛学发展壮大的历程。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同样总结了简帛学百年发展历史,书后所附《简帛学论著目录》收录了1998-2003年的简帛目录,成果显著。此外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 (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对甘肃简牍百年研究著述作了全面收录。由于甘肃简牍出土数量多、影响大,其性质也是对简帛百年研究史的总结。

  新世纪以来,简帛研究更加广泛深入,简帛目录编纂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一是各类简帛材料都有目录编纂,如刘国忠《清华简研究所见论著目录》 (《走进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朱红林《有关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成果》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张国艳《居延汉简论著目录 (1930-2009年) 》 (《居延汉简虚词通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 等,都对相关研究成果作了很好的汇集。二是专题目录的出现,如张国艳《简牍日书研究论著目录》 (简帛网,2017年1月17日) 收录各类简牍日书研究目录1589条,反映出日书研究的兴盛;谢向荣《楚简〈周易〉论著目录》 (《周易研究》2008年第6期) 对各类简帛文献中的《周易》研究论作集中收录,反映出简帛《周易》研究的兴盛。这类专题目录,其实是简帛研究深入的具体体现。三是对台湾及国外简帛目录编纂的充分重视,如陈文豪《台湾简帛研究论著目录》 (《简帛研究二〇一五》) ,金庆浩、李瑾华《韩国的战国秦汉简帛研究论著目录 (1975-2010.10) 》 (《简帛研究二〇一〇》) 、杮诏阳平《日本的中国出土简帛研究论著目录 (1910-2011年) 》 (《简帛研究二〇一一》《简帛研究二〇一二》) ,以及金鹏程、徐成郴《简帛研究西文论著目录》 (《简帛研究二〇一〇》) 等目录,对于全面认识各地简帛研究状况具有积极意义。四是沈刚编著的《秦汉魏晋简帛论文目录:集刊、论文集之部 (1955-2014) 》 (中西书局2017年版) ,专门收录网络上不便检索的各类论文以便于学界使用,是这一时期简帛目录编纂的重要收获。

  二、新编简帛目录的设想

    如前所述,既往简帛论著目录编纂成果丰硕,但从简帛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简帛研究对目录编纂的需求来看,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首先,简帛目录编纂零散,呈现原生态状态。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简帛研究者须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出梳理,而简帛新材料的出现,学术界关注度高,研究成果涌现速度快,简帛目录的编纂就显得更为迫切。因此经常可以看到每有简帛新材料刊布,随之就会有简帛目录的编纂。零散的、局部的目录多见,残缺与重复并存,是简帛目录编纂原生态的体现。

  其次,简帛目录编纂方式多样,还没有形成好的体例。从简帛目录著录内容来看,详略不一,详者会对论作信息全面著录并有论作题解,而略者仅著录作者、篇名、发表期刊等信息。从目录收录范围来看,有的仅录专著,有的专著与论文均收;有的只收录正式发表的论作,有的兼收网络等非正式出版的论作。从目录著录顺序来看,有的以时间优先依次著录,有的以类别优先分类著录。此外,收录目录较多的论作,索引有无也各不相同。因此,简帛目录编纂各出心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体例。

  再次,简帛目录编纂滞后明显。简帛目录编纂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从早期简帛研究来看,尽管当时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研究者重视目录撰纂,因此起到了示范作用。而随着后来简帛新材料的不断刊布和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简帛目录的编纂却明显滞后。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简帛目录论作篇幅较长,难以发表,另一方面在于电子检索的便捷,也影响了简帛目录的编纂。而在综合目录的编纂方面,目前除了《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外,还没有一本综合全面的大型论著目录,可见简帛目录编纂的滞后状况。

  因此,面对当前我国简帛学的蓬勃发展,新编大型综合性简帛学研究论著目录工作就显得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近年曾有学者就此进行过认真思考和积极呼吁,如杨晓华《编写“简帛学百年研究论著目录”的设想》 (《光明日报》2014年4月15日16版) 、陈文豪《简帛目录学刍议———兼评〈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 (《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版) 等,对新编大型简帛学研究论著目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值得关注。结合目前简帛学研究现状和时代发展要求,新编简帛目录的编纂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注重综合性。简帛学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尽管各批简帛材料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学术研究的融会贯通都要求综合目录的编定。目前来看,简帛研究急需一部综合全面的大型简帛论著目录,时代上能囊括上世纪以来发现的所有简帛材料,内容上能包括已发表出版的各类简帛研究论作。这样既能反映出简帛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有利于研究者把握前人的研究状态,从而完善简帛理论体系,推进简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体现全面性。从以往简帛目录的编纂状况来看,由于简帛文献发表的方式多样,目录编纂中出现文献缺收是常见的现象。而在目前依赖电子检索的情况下,一些以辑刊、论文集等形式发表的论作查检不便,往往会出现缺佚漏收。而从目录使用的角度来看,篇目收录是否齐全毕竟是衡量目录编纂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重视目录编纂的全面性是其学术水准的重要体现。

  第三,贯彻科学性。简帛目录的编纂是系统性的工作,如何将各类论作科学著录,需要设计科学的体例。从目前简帛目录的编纂状况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些惯例,如专著与论文区分、总论与专论区分、专题的适当集中、时间为序的排列等。采取什么样的体例合适,还需要目录编纂者的精心设计。

  第四,使用便利性。目录是供查检的文献,使用的便利性是对简帛目录的基本要求。可是从目前简帛目录的编纂来看,大部分目录没有设计索引,部分仅有著者索引而没有篇目索引。有著者索引的目录又多用编号方式著录,有的学者成果丰硕,编号有数十个,如要查阅其某篇文献,则需逐一查看,查检不便是主要问题。因此,如何设计实现便捷的检索是新编目录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简帛目录编纂与简帛学史研究

    无论是回顾以往简帛目录编纂的历史还是展望新编简帛目录的编纂,其核心要义皆在于充分发挥简帛目录在简帛学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其中在中国简帛学史的理论总结与研究方面,简帛目录编纂尤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简帛目录编纂有助于理清简帛学的百年发展史。简帛学百年发展,新材料发现此起彼伏,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大型综合目录的编纂,正可理清简帛学发展的轨迹。考察《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百年简帛学所经历的三个高峰清晰可见。一是1949年前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的研究,奠定了简帛学的基础,揭示了西北边塞的汉代社会生活。二是20世纪70年代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新简等简帛文献的发现,丰富了简帛研究的内涵,简帛学不断发展壮大。三是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敦煌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进一步促进了简帛研究的蓬勃发展,并使简帛学科走向繁荣。而新世纪以来,简帛学又有长足发展,考察相关目录可知如下特点:一是新出简帛材料不断涌现,如清华楚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汉简、海昏侯汉简、天回山医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等简牍文献的发现刊布,推动了简帛研究的不断深入;二是新技术带来简帛整理工作的重要变化,例如排版上释文与图版相随而列、红外摄影提供的清晰图版,都为简帛研究提供了便利;三是以往发现简帛文献的重新整理,如云梦秦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等简帛文献都有重新整理,体现了简帛研究工作的推陈出新。百年简帛发展历史,在简帛目录整理中得以清晰展现。

  简帛目录编纂为中国简帛学史的编写奠定了基础。如同现今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之有“中国文献学史”“中国语言学史”,与简帛学同为近代学问之大发现的敦煌学之有“中国敦煌学史”,百余年来已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简帛学,亦应有与之地位匹配相称的“中国简帛学史”问世。然而纵观已往性质相类简帛学的相关成果,如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赵超《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及骈予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和李均明、刘国忠等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1949-2009) 》等,尽管在简帛学发展史上各有贡献,但不容否认,无论从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体例体裁,还是规模体量,都不是科学系统的中国简帛学史著作,这不仅与同为国际显学的甲骨学、敦煌学存在差距,也与简帛学的国际显学地位极不相符。究其原因,则在于迄今尚无一部能够全面反映简帛学百年学术史的论著目录编纂,更谈不上对百年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大型综合新编简帛目录的编纂,通过汇集目录、排比类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必将为百年简帛学史的编写提供前期成果,为简帛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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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智全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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