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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2020年01月16日 10:20 来源:《考古》2018年第7期 作者:路国权 等 字号
2020年01月16日 10:20
来源:《考古》2018年第7期 作者:路国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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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作者简介:

路国权 王芬 唐仲明 宋艳波 田继宝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摘 要:焦家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 包括夯土墙、壕沟、墓葬、房址和陶窑等遗迹, 大量陶器、玉器、龟甲器等遗物。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和一大批高等级墓葬以及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 表明该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很可能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

  关键词:济南市章丘区; 焦家遗址; 城址; 墓葬; 大汶口文化

 

  焦家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 主要分布于焦家、苏官、董家和河阳店等村庄之间的农田区域, 南距著名的龙山和岳石文化遗址——城子崖仅约5公里 (图一) 。从地貌情况来看, 它地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 遗址中部略隆起, 以西400~500米处有巨野河自东南向西北流过 (图二) 。通过对遗址周边进行考古调查, 并结合自然断面的堆积情况, 判断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焦家遗址延续时间较长, 主要遗存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 下限为汉代。

  该遗址在198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 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试掘工作[1]。2016年至2017年春、夏, 为了解该聚落的布局、结构和内涵等问题,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结合学生考古实习, 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以贯穿遗址东西的道路为界, 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区, 两区间隔65米。南区发掘面积1177平方米, 北区发掘面积940平方米, 合计发掘2117平方米 (图三) 。发现了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 包括1周夯土墙和壕沟、215座墓葬 (图四;图五;图六) 、116座房址和1座陶窑等。另外, 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 大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 有少量属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

  图一焦家遗址位置图

  图二焦家遗址地貌及发掘区 (东南→西北)

  图三遗址分布范围及发掘区位置图

  一、地层堆积

    发掘区南区和北区的地层堆积情况基本一致, 共分8层, 除了第4层的分布范围较小外, 其他地层都布满整个发掘区, 且大都呈水平状分布。下面以C3T1907西壁剖面为例, 介绍发掘区的地层堆积情况 (图七) 。

  第1层:现代耕土层。灰黑色土, 土质疏松, 厚0.08~0.13米。包含少量陶片、植物根茎和现代生活垃圾等。

  第2层:近现代层。黄褐色土, 土质较疏松, 厚0.37~0.44米。包含陶片、石块、蚌壳、红烧土、炭屑、料礓石、植物根茎和瓷片等。

  第3层:可分为两个亚层。第3A层为深黄褐色土, 土质较疏松, 厚0.2~0.3米。第3 B层除了土质稍硬、结构相对致密外, 土色及包含物与第3A层基本一致, 厚0.1~0.23米;包含的汉代、大汶口文化陶片及兽骨、红烧土等较3A层要多。第3A和3B层均为汉代文化层。

  第4层:褐色偏黄土, 结构较疏松, 厚0.05~0.1米。包含陶片、石块、兽骨、红烧土和炭屑等。此层为龙山文化层。

  第5层:深黄褐色土, 土色偏黑, 结构相对疏松, 厚0.25~0.35米。包含大量陶片、蚌壳、兽骨和红烧土等。此层为大汶口文化层, 叠压于该层下的遗迹有M19、M23等较多墓葬和少量灰坑。

  图四北区墓葬分布总平面图

  图五南区探方及夯土墙、壕沟平面图

  第6层:偏黑色土, 土质较致密, 厚0.4~0.55米。包含较多陶片、兽骨、蚌壳等, 并出土少量玉器和大块陶片。此层为大汶口文化层, 叠压于该层下的遗迹有少量房址、柱坑和灰坑等。

  图六南区探方及墓葬分布总平面图

  1.北部平面图2.南部平面图

  图七C3T1907西壁地层剖面图

  1.灰黑色土2.黄褐色土3A、3B.深黄褐色土4.褐色偏黄土5.深黄褐色土6.偏黑色土7.黄褐色土8.浅黄褐色土

  图八北区早期居住址 (局部, 上为西)

  第7层:黄褐色土, 土质致密, 厚0.3~0.38米。包含陶片、红烧土和炭屑等。为大汶口文化层, 该层下发现遗迹极少, 仅见少量坑状堆积等。

  第8层:浅黄褐色土, 土质致密而纯净, 厚0.15~0.2米。包含料礓石等, 未见陶片、兽骨等文化遗物。关于该层的时代和成因, 还需要今后进一步工作加以确认。

  第8层以下为浅黄色生土。

  二、聚落演变与典型遗迹

    从聚落演变的角度考察南、北两个发掘区, 可以看出大汶口文化遗存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 从早到晚都经历了早期居住址、墓地、晚期居住址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下面按照时代早晚分阶段介绍发掘情况。

  (一) 早期居住址

    共发现房址47座, 多为半地穴式, 也有少量的单间基槽式房屋。面积5~15平方米, 门道方向不固定, 房屋在空间上有分群分组的现象。根据遗物以及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等判断, 早期居住址的房屋可以分为早晚两段 (图八) 。

  F94位于C3T1707的西北部。叠压于第6层下, 被M172打破。半地穴式房屋, 圆角方形, 边长2.9米, 面积约为8.4平方米。门道向北, 发现保存较好的活动面, 其上有灶, 地面上发现骨笄、骨镞、骨匕等遗物 (图九) 。

  图九F94 (南→北)

  (二) 墓地

    共发现墓葬215座。墓葬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较为明显。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墓, 综合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划分为大、中、小型墓葬, 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2]。根据随葬品形制推断, 大部分墓葬的时代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到晚期早段, 只有少数墓葬可能延续到晚期晚段。

  1.大型墓葬共发现20多座, 其中有5座存在“毁墓”现象, 它们均位于北区, 其余大墓集中分布于南区 (图一○) 。大型墓葬多有重椁一棺或一椁一棺, 依据面积与深度可分为两类。A类大墓的墓圹面积大;B类大墓虽然墓圹面积相对较小, 但深度较深, 在3米左右。大墓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可达70件, 常见玉钺、玉镯、骨雕筒、陶高柄杯、白陶鬶、白陶背壶、白陶杯和彩陶等。

  M152位于B3T1668东部, 延伸至B3T1768内。叠压于第5层下。方向为98度。土坑竖穴墓, 墓口长4.4、宽2.7~2.9米, 面积约12平方米 (图一一;图一二) 。葬具为两椁一棺, 填土有夯打迹象。墓主为老年男性, 仰身直肢。出土39件随葬品, 其中棺内墓主身边器物多为玉器, 包括耳饰、指环、臂钏、钺和刀 (图一三;图一四) , 另有龟甲器、蚌片、骨梳、骨雕筒等随葬品。陶器27件, 多位于棺椁之间或内外椁之间, 有陶鼎、背壶、豆、高足杯等, 其中有少量彩绘陶器 (图一五) 。

  图一一M152平面、剖视图

  1.骨梳2.绿松石耳饰3、7.蚌片4.玉臂钏5.玉指环6、11.龟甲器8.玉刀9.玉钺10.骨雕筒12、21、26、29、32、33.陶背壶13、27.彩绘陶背壶14~19、36~38.陶高足杯20、34.陶豆22、23、25、30.陶罐24、31、35.陶鼎28.陶器盖

  图一○南区大型墓葬 (局部, 上为西)

  图一四玉钺 (M152︰9)

  图一三玉臂钏 (M152︰4)

  图一五M152出土陶器

  图一二M152 (上为东)

  M184位于B3T1671东南部, 延伸至B3T1670和B3T1771内。叠压于第5层下。方向102度。土坑竖穴墓, 墓口长3.8、宽2.1米, 面积约7.98平方米。葬具为一椁一棺 (图一六) 。出土18件随葬品, 其中陶器10件, 多位于棺椁之间, 器形有壶、背壶和罐等。玉器共发现4件, 皆位于棺内, 包括2件钺, 其中1件长18厘米, 是该遗址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 钺柄痕可见 (图一七) ;还有玉镯和指环各1件。此外, 还出土龟甲器等。

  图一六M184 (上为北)

  图一七M184玉钺及柄痕

  图一八M57 (上为东)

  M57位于B3T1969西部。叠压于第5层下。方向108度。土坑竖穴墓, 墓口长2.5、宽0.9、现存深度2.85米, 面积2.25平方米, 葬具为一椁一棺 (图一八;图一九) 。出土49件随葬品, 其中27件陶器堆放于棺椁之间和二层台位置, 有鼎、背壶、豆、杯、鬶等, 彩绘陶器最具特色 (图二○;图二一;图二二) 。其他随葬品如钺、臂钏、指环等玉器多随身佩戴 (图二三至图二七) 。

  图一九M57平面、剖视图

  1、47.玉管饰2.玉臂钏4、5.玉钺3、6.玉指环7.骨指环8、25、50.陶壶9.蚌器10.陶单耳罐11、12、17、19、36、38、51.陶背壶13、15、26、27、33、35、41、43.陶罐14、20、24、28、29、40、42.陶鼎16、18、37.陶单耳杯21、22.陶鬶23、31、32、34、39.陶豆30、45.石锛44.猪骨46.半月形石器48.玉坠49.绿松石坠

  图二○陶鼎 (M57︰40)

  在南区大型墓葬附近还集中分布有20多座祭祀坑。坑内或是堆满打碎的陶器, 器形多见鼎、罐、壶等;或是坑内埋葬整只狗、鹰等动物。

  H826位于B3T1769西南部, 部分延伸至B3T1669。平面为椭圆形, 斜直壁, 长径1.7、短径1.2、深约0.6米。坑内的三层堆积主要由有意打碎的陶片组成。第1层均匀分布着较完整器物如白陶杯、白陶背壶、大口尊、罐等, 另见少量兽骨和红烧土块 (图二八) 。第2层陶片虽不完整但仍能大致分辨出基本器形, 有大口尊、罐、杯、鼎等 (图二九) 。第3层为均匀铺垫的一层碎陶片, 基本无法辨别器形。此类灰坑内应不是日常生活的废弃堆积, 因其紧邻大型墓葬, 可能是针对大型墓葬的祭祀坑。

  图二一陶鬶 (M57︰22)

  图二二陶豆 (M57︰23)

  图二六玉管饰 (M57︰1)

  图二五玉指环 (M57︰6)

  2.中型墓葬数量较多, 如果以一棺作为该类墓葬的标志特征, 共发现113座。在墓主头端和脚端放置陶鼎、罐、杯等, 随身佩戴小件的玉石和蚌类装饰品。

  图二三玉臂钏 (M57︰2)

  图二四玉指环 (M57︰3)

  图二七绿松石坠 (M57︰49)

  图二八H826第1层陶片堆积 (北→南)

  图二九H826第2层陶片堆积 (南→北)

  M127位于C3T1809和C3T1909中部。叠压于第6层下。方向95度。土坑竖穴墓, 墓口长约2.85、宽0.7~0.75米, 面积约2.1平方米。葬具为一棺, 单人仰身直肢葬 (图三○;图三一) 。出土28件随葬品, 其中陶器23件, 主要为罐和鼎, 也见有豆和壶;玉器4件, 都是管、坠等小件装饰品;另有1件石锛。

  M186位于C3T1708和C3T1808中北部。叠压于第6层下。方向93度。土坑竖穴墓, 墓口长约2.6、宽0.65~0.75米, 面积约1.82平方米。葬具为一棺, 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分为装饰品、陶器两大类。装饰品有贝耳饰、玉颈饰和腕饰等。蚌器放置在下腹部正中位置, 陶器如鼎和罐等放置在脚端 (图三二) 。

  3.小型墓葬规模较小, 多无葬具, 无随葬品或仅见少量陶器、骨器和蚌器等。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到晚期, 墓葬分化表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M5位于C3T1912西北部。叠压于第5层下。土坑竖穴墓, 墓口长1.35、宽0.68米, 面积约0.9平方米。无葬具, 为侧卧屈肢葬, 墓主双手掩面, 葬式较为特殊。随葬品数量很少, 只在墓主右侧盆骨上发现半块猪下颌骨, 脚端发现一块猪牙 (图三三) 。

  图三○M127平面、剖视图

  1、2.玉管饰3.玉坠4.玉珠饰5.石锛6、20、28.陶壶7、11、15、16、21、22、24、25、27.陶鼎8~10、12~14、17~19、23.陶罐26.陶豆

  图三一M127 (上为北)

  图三二M186 (上为南)

  图三三M5 (上为东)

  (三) 晚期居住址

    共发现房址69座。这一期房屋具有较为清楚的阶段性特征, 可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的房屋都为单间, 结构为基槽式的地面建筑, 门向略偏西北;中段为基槽式的东西向两间或三间的地面式排房;晚段为柱坑套柱洞式的地面建筑, 多是东西向两间或三间的排房 (图三四) 。

  F67位于C3T1706。叠压于第3B层下。为基槽式地面建筑, 东西向三连间排房, 门道向南, 东西总长约7.8、南北总宽约3.4米;东间的使用面积约4.68平方米, 中间的使用面积约6.16平方米, 西间的使用面积约5.88平方米 (图三五) 。

  三、夯土墙、壕沟的发掘与勘探

    2016年在发掘区南部发现了夯土墙和外侧壕沟的迹象, 但受发掘面积局限, 对其整体情况缺乏深入了解。2017年在发掘区南端布设了南北长约50米的探沟, 重点对夯土墙和壕沟进行解剖, 考察其结构和堆积过程等 (图三六;图三七) 。同时, 根据发掘区内的夯土墙和壕沟分布情况, 重点对壕沟进行追踪勘探, 目前已经基本探明壕沟的走向和分布范围 (见图三) 。夯土墙目前只对发掘区内的范围进行了解剖, 发掘区外的准确范围还有待今后勘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夯土墙和壕沟在发掘区内的分布范围参见图五。

  图三四北区晚期居住址 (局部, 上为西)

  图三五F67 (上为北)

  夯土墙叠压于第6层下。从夯层的土质、土色、结构和走向等判断, 夯土墙的建造可以分为两期。

  第一期夯土墙顶部残宽6.8、底部残宽11.6、残高0.3~0.6米。主要由黄褐色粉砂土筑成, 土质细密较硬, 包含物极少。平地起夯, 局部见明显的版筑痕迹。夯层较平, 多数夯层的厚度为0.06~0.12米, 少数夯层厚0.24~0.36米。在夯层之间发现一座墓葬M214 (图三八) , 墓葬西部被一灰坑打破, 墓圹不明显, 填土的质地与夯土墙体接近, 非常坚硬。墓主为未成年人, 头向东, 仰身直肢, 在其耳部位置发现两件玉耳饰。因位于夯层中, 推测此墓是夯土墙建造过程中奠基或祭祀行为的遗留。

  图三六夯土墙剖面图 (所在位置见图五A-A)

  1.灰黑色土3A、3B、5.深黄褐色土6.偏黑色土7.黄褐色土 (第2、4层不见于此剖面)

  第二期应属于夯土墙的增筑部分, 顶部残宽约4.4、底部残宽约6.4、残高约1.14米。土色与第一期夯土墙有较大区别, 与外侧壕沟填土的土色较为接近, 为深灰色粉砂土, 但土质坚硬致密。夯层北高南低, 夯层厚度为0.12~0.2米, 没有发现版筑现象。

  壕沟位于夯土墙外侧, 在发掘区内壕沟和夯土墙的开口高度相比基本持平或略低, 这说明夯土墙在废弃之后曾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使用时的高度已经完全不存。越向北夯土墙遭到破坏和扰动的迹象越为严重, 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

  图三八M214 (上为东)

  壕沟现存宽25~30、深1.5~2米。壕沟内的堆积可以分为五大层。第1层为深黑灰色黏土, 包含少量陶片、红烧土粒和碎骨、蚌壳等, 陶片磨圆度低。第2层为深灰褐色粉砂质黏土, 包含物较少。第3层为灰褐色粉砂土, 包含少量陶片和红烧土。第4层整体呈浅褐色, 结构稍疏松, 局部包含较多陶片和红烧土碎块;该层下叠压11个灰坑。以上四大层都由土色相近的若干小层构成, 堆积形状皆为南北两端上翘、中部平缓的近凹镜状。第5层为灰色粉砂土, 夹杂有少量灰白色土块, 土质细密稍软, 分布于沟底, 呈南高北低的坡状, 此层除发现少量完整陶器外, 其他包含物很少;该层下发现少量灰坑。

  为了探明壕沟的走向和范围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显示, 壕沟平面形状近椭圆形, 外围东西长425~435、南北宽250~360米, 总面积约12.25万平方米。壕沟的东北角有近80米宽的缺口, 在缺口以北约80米处, 还有东西向长约300米的壕沟遗留 (见图三) 。

  四、结语

    大汶口文化具有较为充分的文化谱系研究基础[3], 加上以尉迟寺、建新聚落, 以及大汶口、花厅和陵阳河等墓地为代表的考古资料极其丰富, 一直是进行聚落和社会关系分析的重要内容。它前后延续近1500年, 代表了中国东部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从相对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演进, 经历了中心聚落产生、社会分化加剧等关键时期。但近些年来, 关于大汶口文化特别是鲁北地区该时段的研究相对沉寂, 焦家遗址的考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之前工作的极大促进和补充。

  (一) 焦家遗址的性质与年代

    夯土墙、环绕夯土墙的壕沟和一大批高等级墓葬, 加之大批量的高等级器物如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 显示出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 焦家遗址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都邑性聚落。对它的系统解读, 对于完整认识大汶口文化的文化内涵、区域联系和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从墓葬随葬品组合和器物形制来看, 如折腹鼎、背壶、豆和各类杯等陶器, 都显示出其与附近的傅家遗址[4]等基本同时, 也与鲁南地区的大汶口遗址[5]等年代相当, 并有着紧密的文化共性和联系。

  从发掘的地层关系来看, 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墓葬直接打破夯土墙。一些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的大型墓葬相对年代也晚于夯土墙。因此, 夯土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中期偏晚。目前, 已经对焦家遗址出土的7具人骨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 校正后的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933~前2872年、公元前2911~前2861年和公元前2631~前2474年等。结合墓葬和夯土墙的层位关系, 推测焦家大汶口城址的始建年代应该为距今5000年左右。种种迹象表明, 焦家遗址应是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二) 焦家遗址的区域地位、聚落的布局和演变

    在焦家遗址所在的区域, 既有距今8000年前后的西河、小荆山等后李文化遗址, 也有距今7000~5500年的张官、董东等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 遗址的数量成倍增长, 遗址之间的等级分化日趋严重。焦家遗址正处于这样一个古代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核心区域。在地理位置上, 焦家遗址距离著名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城子崖遗址只有5公里。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岳石文化, 这一文化区的中心聚落如何发生了从焦家到城子崖的转移, 这为今后进一步考察区域聚落形态变迁提供了理想案例。

  从发掘区显示的聚落功能来看, 经过了比较清晰的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的聚落变迁。对聚落单元共时性在田野工作阶段的把握, 为今后在更大空间内分析聚落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目前发掘面积有限, 但是已经显现出明显的居葬分离的聚落格局, 居住区内房屋成排或成组分布, 埋葬区内墓葬成排成列分布。大型墓葬已经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内成排埋葬。整个聚落的布局显示出极强的空间规划能力。

  (三) 系统而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埋葬和祭祀资料

    所发现的215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资料内涵丰富。从社会分层来看, 大型、中型和小型墓葬俱有, 随葬品中陶器和玉器等并重。20多座棺椁俱全的大型墓葬材料为考察当时社会上层的身份象征和礼仪制度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从葬具角度来看, 焦家遗址具有高达62.8%的葬具使用率, 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墓地中是极为少见的。另外, 在南区大墓附近还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十几座祭祀坑, 应与大型墓葬有密切关系。坑内或是堆满打碎的陶器, 或是埋葬整只的狗、猪、鹰等, 这类现象在其他地区较为少见。在北区还发现少量大型墓葬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被毁坏的现象。除此之外, 成年男女合葬、同性合葬、拔牙、手握獐牙, 以及随葬大量玉器、白陶、彩陶、彩绘陶、贝类和龟甲器等诸多现象, 极大丰富了对大汶口文化葬俗的认识。

  (四) 房址、居住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研究

    两次发掘共发现116座大汶口文化房址, 从分期上看, 晚期居住址的房址多为地面式, 早期居住址的房址多为半地穴式。每期同时存在的房址在空间分布上较有规律, 成列或成群分布的特征明显。房址的分布、面积、结构、活动面, 以及提取到的多学科信息等, 是探讨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理想材料, 也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居住形态研究的诸多空白。

  (五) 获得一批系统的玉器、彩绘陶、彩陶和白陶等重要遗物

    在发现的215座墓葬中, 有104座 (占墓葬总数的48.4%) 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玉器。玉器可分为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礼器多见钺, 有极少量刀。装饰品则多见镯、指环、环、串饰和耳坠等。焦家遗址应代表了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另外, 彩绘陶和白陶也极具特色。对器物群和特殊器类的考察, 可以提供人群扩散、区域互动和文明初始时期的文化碰撞等丰富信息。

  焦家遗址的考古发掘秉承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的理念, 为更深入探讨聚落变迁和聚落功能分区等问题, 采取了开放式的发掘方法。在2000多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 获取了包括夯土墙、壕沟、房址、墓葬、祭祀坑、灰坑、窑址、玉器、陶器在内的系统材料。除此之外, 发掘过程中通过筛选和水洗浮选等方法, 收集了大量的各种自然遗物标本, 系统采集土样进行检测和分析, 开展环境、地貌、土壤、水文等专题调研, 为全面研究当时的聚落与社会、生态环境、生业结构、人地关系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期、系统地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对于探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注释:

  [1]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章丘市焦家遗址调查》, 《考古》1998年第6期。

  [2]受篇幅所限, 大、中、小三种类型的墓葬是整体性划分, 未采取分期框架下的表述。

  [3]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 见《栾丰实考古文集》 (一) ,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博物馆:《山东广饶县傅家遗址的发掘》, 《考古》2002年第9期。

  [5]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74年。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1997年。

    (图表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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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路国权 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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