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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2020年01月15日 16:36 来源:《考古》2019年第7期 作者:郑禄红 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郑禄红 陈卫东 周科华 赵宠亮 胡良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渠县历史博物馆 

  摘 要:2014~2018年,对城坝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444处,出土文化遗物1000余件。其中郭家台城址、“津关”遗迹和大量竹木简牍的发现,为探讨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方式及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四川渠县; 城坝遗址; 城址; 竹木简牍; 秦汉至魏晋时期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渠县土溪镇渠江的东岸,与土溪镇和达成铁路隔渠江相望,西南距县城约26公里,现隶属于土溪镇的城坝村、天府村和洪溪乡的新华村(图一)。遗址区海拔330米,属浅丘平坝区,其北、西、南三面环水,东靠佛尔岩,呈依山傍水之势(图二),面积567万平方米。

  1970年以来,文物部门在遗址范围内陆续征集到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遗物,包括虎钮錞于、钲、罍、缶、编钟、剑、戈、钺等具有典型巴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1]。其后,为配合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又抢救性清理了多座汉代砖室墓、西汉木椁墓和巴蜀文化土坑墓。1992年,重庆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过小规模发掘。200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现大量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遗存,同时对郭家台城址进行了初步调查[2]。2013年,对郭家台城址东城墙进行解剖,发现东城墙经过两次夯筑的迹象[3]。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2014~2018年,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管理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清理出各类遗迹445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口、灰坑336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址8座、沟37条、窑址6座等,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遗物。现将本阶段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图二 城坝遗址全景(西北→东南) 

  一、重要遗迹

    经过五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区域的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窑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等部分组成(图三)。

  (一)郭家台城址

    位于遗址东北部的三级阶地上,平面略呈方形,其东北部因地势向内曲折。南北长约260、东西最宽处约240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图四)。2017~2018年,通过对城址西南部的发掘,发现并清理出城壕、城墙、城门、门房、街道、建筑基址、窖穴等遗迹,各类遗迹互相关联并组成有机的整体,全面立体地展示出城址的结构布局情况(图五)。

  1. 城壕 

    位于城墙外侧,通过对西城墙外壕沟的发掘,发现其横截面呈倒梯形,最宽约10、深约3米。城壕内的填土可分两层,上层为灰黑色土,土质疏松,含大量瓦片和少量瓦当、陶片等,厚约0.2米;下层为灰黑色淤土,厚约2.8米(见图五)。

  2. 城墙 

    城墙完整闭合,周长约725米,墙体残宽4~18米,部分城墙(东城墙)暴露于地表,残高约1米。通过对南城墙、西城墙及东城墙的解剖,城墙两次夯筑迹象明显。早期城墙采用版筑技术,夯层厚0.1~0.2米,局部夯窝明显(图六)。晚期城墙是在早期城墙内侧或外侧堆筑包含大量瓦片的灰黑土(图七),上部再用黄褐色土夯打。以南城墙为例,西汉时期在生土台上挖槽稍作整理后层层夯土,东汉时期则在西汉夯土外部堆筑包含大量瓦片、红烧土块、炭屑的灰黑色土,其上部再用黄土层层夯打。据夯土内出土的陶片判断,城墙的始筑年代应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

  3. 城门 

    目前仅发现西城门,位于城址的西南部。整体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垂直开在城墙上(图八)。城门经过三次修筑,遗迹现象明显(图九)。早期城门与早期城墙的修筑年代一致,但仅存门槛石。中期城门长约17、宽约4米,系用两排条石作为石地栿,其上为木地栿,木地栿上留有排叉柱的孔,其结构应为木构排叉柱。门内北侧埋有一条用砖砌筑的暗渠,暗渠直通西部的城壕,暗渠上部使用高质量的夯土,夯土上部以厚约0.03米的烧结面作为中期道路。入口处还残存有门槛石和石门砧(图一○)。晚期城门叠压于中期城门之上,发掘时两侧墙砖倒塌堆积在城门上部(图一一),城门东西长13.5、南北宽4、残高1.6米。门墙使用不同纹样的花纹砖砌筑而成,其构筑方式应为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的形制,晚期城门内的中部同样有一条左、右侧壁用石条包边、上部以砖为盖的暗渠,直通西部的城壕,暗渠上部垫有厚约0.35米的红烧土路面。

  图三 城坝遗址地形及功能分区图  

  图四 郭家台城址保存现状(上为北) 

  图五 郭家台城址发掘区全景(上为西北)  

  4. 南门房 

    位于城门与城内相连处的南部,编号为F4,平面呈长方形,长3.5、宽3米。房址内填土包含大量瓦片,门房周边分布有柱洞,柱洞底部有一层草木灰,门房下部还可见一段用完整筒瓦铺设的排水渠。从地层关系看,F4与晚期城门时代相同(见图五)。

  图六 南城墙西汉时期的夯土层(西→东) 

  图七 城墙外侧堆筑的瓦片堆积(东→西)  

  5. 街道 

    与城门相接,西部略窄,东部较宽,南北两侧均有用条石构筑的建筑基址。已揭露的街道长约37、宽9~12米。街道的中部略高,南、北两侧稍低,主要建筑靠近街道南、北两侧处设置有排水沟。街道中部发现三道车辙印,宽0.15~0.5米,车辙间的距离约1.4米,内填夹杂大量小石块、碎瓦片的黑灰土(见图五)。

  6. 建筑基址 

    目前城址内共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F 5和F 6,分别位于城址西南部街道的南、北两侧,均用条石围砌基础(见图五)。从目前的调查和勘探情况看,城坝遗址内存在大量使用类似石材作建筑材料的情况,为该地区特有的建筑方式。

  F5 位于街道南侧,东西向,平面略呈曲尺形,东部因房屋占压未全部发掘,西部向南延伸。目前暴露部分东西长30、宽约8.5米。基址是利用生土整修成的平台,东部因地势较低,用黄褐色土夯平与之相连。平台上部东西向并列分布两排等距的柱础,每排6个。建筑北侧用条石包边,南面分布有水井、窖穴等附属遗存。该建筑未见出入口等设施。

  图八 西城门平面、剖视图  

  1.黄褐色淤土 2.灰褐色淤土 3.灰褐色淤黏土

  F 6 位于街道的北部,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4、南北残宽10米。东、南两侧可见由三层条石围砌的基础(图一二),平面上有等距分布的柱础,西部还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该建筑同样未见出入口等设施。

  图九 西城门(上为西北)  

  图一○ 中期城门的石门砧(东南→西北) 

  图一一 晚期城门倒塌堆积  

  7. 窖穴 

    位于F 6南面,编号为H319,叠压于第10层下,打破生土,是城址内时代最早的遗迹。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斜壁内收,平底。其南部因被现代水泥路占压未能全部清理,坑口南北残长5.3、东西宽5.2、深1.8米(图一三)。坑内填土共分为五层。第1层为黑灰色沙土,含草木灰和炭粒,出土少量陶片、瓦片。第2层为灰褐色沙土,含大量草木灰,出土少量陶片、瓦片。第3层为黑色黏土夹杂黄褐色沙土,含大量草木灰、烧土。第4层为黄色沙土,土质较纯净,出土少量陶片。第5层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河卵石,该层共出土约80件遗物,包括瓦当、木器、木简牍等。木简牍共计22件,均出自该层中部,大多有火烧痕迹;另外还出土较多有焚烧痕迹的鹿角(图一四),部分鹿角连着鹿头骨。从坑的形制、结构及包含物推测其为窖穴,废弃后成为垃圾坑,废弃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

  (二)墓葬

    墓葬的年代包括战国晚期、两汉和魏晋时期。其中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主要分布在二级阶地后面的山坡上。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郭家台城址以东的山梁上,包括砖室墓和崖墓,这一时期墓葬的数量最多,遗址内也随处可见丢弃的东汉时期的花纹砖。

  图一二 F6外侧的石墙(西北→东南) 

  图一三 H319(东南→西北) 

  图一四 H319底部出土的鹿角(南→北) 

  已发掘44座,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分为土坑墓和木椁墓(图一五)。土坑墓数量较少,规模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3米,宽1~2米,带有壁龛和生土二层台。墓室内仅有单棺,随葬器物少且皆为陶器,均放置于头龛内。木椁墓数量较多,其规模较普通土坑墓更大,长度多在3~6米,宽2~4米,墓室内常见使用青膏泥封填的情况,有的墓室底部发现用河卵石铺成的渗井或延伸至墓室外的排水沟。墓室内木椁形制规整,以榫卯相接,椁内多分箱,放置木棺及随葬品。相较于普通土坑墓,木椁墓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也更为丰富,包括铜器、铁器、陶器、漆木器等。

  1. 土坑墓 以M27为例。

    M27 墓圹平面呈长方形,斜壁内收,墓壁较光滑,平底。现存墓口东西长3.5、南北宽2.56、残深2.74米(图一六)。墓室的南、北侧有红褐色生土二层台,宽0.3、高0.52米。墓室东壁距墓底约0.45米处有一头龛,高0.66、宽0.64、进深0.25米,龛内放置陶器5件,包括罐、豆、釜、壶、盆各1件。墓内仅有一棺,保存较差,残存少量棺板,棺残长1.86、残宽0.6、残高0.38米。棺内墓主人的骨骼已不存,也未见随葬品。

  图一五 2016年发掘的墓葬区(上为北) 

  2. 木椁墓以M28、M38为例。

    M 2 8 墓圹平面近方形,直壁,底部呈台阶状,西高东低。现存墓口东西长4.28、南北宽3.6米(图一七)。墓室内有一椁两棺,虽遭盗掘,木质棺椁仍保存较完整。椁盖板由7块木板组成,南北纵向排列,木板长3、宽0.4~0.5、厚0.16~0.2米。椁侧板与挡板之间以子母口榫合。椁室大致均分为东西两箱,西高东低,底部均铺有底板,木板长约2.8~2.88、宽0.52~0.57、厚0.15米。西箱西部有三块木板,可能为墓室随葬器物分箱用,但已移位;东部南北向放置一具木棺,棺盖板已被破坏,棺内人骨不存,也未见随葬品。东箱较西箱深0.58米,因此也比西箱多一层墙板,共三块墙板;室内随葬有较多器物,包括陶器、漆木器(图一八)、铜钱等;西侧置有一具小棺,长1.18、宽0.43、高0.42米,棺内人骨不存,也未见随葬品;从木棺底部出土部分陶片看,发掘时木棺已经移位。

  图一六 M27(上为西北) 

  图一七 M28(东北→西南)  

  M38 墓圹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现存墓口南北长3.2、东西宽2.25~2.4、残深2.9米(图一九)。墓室内有一椁一棺,椁室长2.75、宽2.2、残高1.4米。椁上部、墙板外部和底板下均覆以0.1~0.2米厚的白膏泥。木椁四周各叠砌两块椁板做墙板,底部东西横向平铺五块椁板。椁室内以隔板分区,隔板均已移位。木棺保存差,靠近墓室东侧,南北向摆放,仅残存一块木棺板,长约1.6米。墓主人尸骨已腐朽不存,葬式不明。随葬品分区放置,大致分为北、中、南三个区域,各区间以隔板分隔。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共计30余件,包括仓、罐、壶、盘、灶、釜等,还随葬有铜勺、铜钱等。

  (三)水井

    城坝遗址内水井分布数量较多,目前勘探发现55座,已发掘清理11座。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即建筑附近和集中分布的水井区。前者当与居民生活用水有关,后者可能与灌溉有关。其构筑方式基本一致,系用陶井圈叠砌而成。按陶井圈形制及其建造时布置方式的不同,可将这些水井分为两类,分别以J1和J10为代表。

  J 1 平面呈圆形,现存坑口直径1.1、井圈直径0.74、深约3.7米(图二○)。其建造方式是先在平地下挖圆形坑,在坑内用井圈固定,边下挖边设井圈,在放置三层井圈后,开始向下挖掘圆形筒状井。本区域上层土质含沙量较大,设置三层井圈可预防垮塌,而下部土质为黄褐色黏土,稳定性较好。出土遗物主要有陶罐、陶纺轮、陶钵、陶釜、陶缸、石斧、铜钱等,从井内堆积和深度判断,应是未使用就废弃的井。

  J10 位于城址南部,叠压于第8层下。平面呈圆形,现存坑口直径1.1、井圈直径0.65、深17米。其建造方式是先在平地向下挖出圆形坑,用7块长0.3、宽0.2、厚0.06米的带榫卯结构的弧形砖相互扣合成井圈,从坑底开始向上逐层垒砌井圈。井内填土共分八层,其中第8层为灰黑色黏土,含较多砂石、木炭、植物种子等,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两件木简。从出土遗物的时代看,该水井的废弃年代应为东汉时期。遗址区内尚有三口这种榫卯砖结构井圈的水井至今还被当地居民沿用。

  图一八 M28出土木璧(M28︰15)  

  图一九 M38(上为东北)  

  图二○ J1(南→北)  

  (四)窑址

    勘探发现的窑址分布较为零散,靠近城址区则相对密集。2018年,在城址外西部约50米的一处高地清理了3座窑址,并排分布,均坐西朝东(图二一)。形制为半地穴式,是先在生土中挖成土圹,然后加工构筑陶窑的相关部分。其结构分为操作间、火门、火膛、窑室和排烟设施五个部分。排烟设施均由三个烟道组成,即中间一个主烟道,两侧各有一个辅烟道,形制与汉长安城出土的诸多陶窑基本相似。这三座陶窑排列分布有序,窑内出土的大量板瓦与城内出土的板瓦形制相同,表明应是统一管理,专门为城内烧造建筑材料而建的。

  Y6 窑室平面呈长方形,两侧壁、烟道及窑床均使用花纹砖铺砌加工,操作间为缓坡道,火门呈拱形,门口留有一道用土坯平铺垒砌的隔火墙,火膛平面略呈梯形,从残留部分看截面为拱形,向窑床方向弧起(图二二)。通长7.1米,操作间长2.28、最宽1.5、最深0.46米,火门长0.36、宽0.65、残高0.17米,火膛进深1.9、宽0.7~2.35、残高0.75米,窑室进深2、宽2.5、残高0.62米。

  图二一 窑址分布区(上为西)  

  图二二 Y6(东→西)  

  (五)“津关”遗址

    位于城坝遗址靠近渠江的二级阶地上,地势平坦(图二三)。2018年,在郭家台城址西北约500米处靠近渠江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共布5米×5米的探方8个,发掘面积200平方米。从发掘情况看,该区域文化堆积较厚,年代序列清晰,从西汉延续至魏晋。两汉时期该区域设有一木构建筑,编号为F8,其东、北两侧尚未进一步揭露,已清理部分南北长9.5、东西宽4.6米。F8西侧分布有5个木桩,南侧亦有2个木桩,房内的堆积中出土大量遗物(图二四),包括板瓦、筒瓦、竹木简牍(图二五)、石研磨器(图二六)、竹编器(图二七)、木器、果核等。房外西侧分布有大量小木柱(东侧未揭露),可能为“藩篱”类设施。魏晋时期该区域设置有一道石墙,是先挖长方形坑,内侧放置长0.17~1、宽0.2、厚0.2米的石条,外侧填筑夯土构筑而成。

  图二三 “津关”遗址平面及发掘区位置图  

  因其地处渠江的回水部位,高出水面20多米,是极便于控制、瞭望的一处区域。再结合F8出土竹木简牍中包含有爰书、簿籍、木楬等,推断这里是一处重要的“津关”(即在水陆要冲地带设立的关口)遗址。

  图二四 F8遗物出土状况(南→北) 

  图二五 F8木牍出土状况  

  图二六 F8出土石研磨器  

  上.T3 (8) ∶75 下.T3 (8) ∶74

  图二七 F8竹编器及研石出土状况(西→东) 

  二、重要遗物

    城坝遗址目前已发掘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重要遗物,包括瓦当、简牍、式盘等。这批材料不仅对探讨遗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当地汉晋时期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实物资料。

  1.“宕渠”文字陶瓦当 10件。大小及形制一致,均出土于郭家台城址内。H155︰1,泥质灰陶。圆形,当面微凸。阳文隶书“宕渠”二字竖排于当面主体位置,左右各饰一乳丁,其外起一道圆形线栏,线栏外四面各饰三条短线纹,短线纹间各夹一乳丁。当面直径14、边轮宽1、厚0.8厘米(图二八)。

  2.竹木简牍 200余件。主要见于郭家台城址内的水井、窖穴和城外的“津关”区。材质分为竹、木两种。从形制上看,包括简(有单行、两行、半弧形三种)、牍、楬(签牌)等,其中两行简还可分为平面式(图二九)和两面坡屋脊式(图三○)。除此之外,还发现一种新的简牍形制,即将竹筒纵分,未对竹皮、竹节做刮削处理,有些甚至还有相当大的弧度,然后直接书于篾青、篾黄上的简牍(图三一)。这类简牍书写一般较为工整,从字体判断,似属西汉早期。从书写方式看,除了用毛笔墨书外,亦发现少量刻字后涂朱墨未做修整加工的竹片。

  图二八 “宕渠”文字陶瓦当(H155︰1)  

  图二九 平面式两行简(T6 (9) ︰70)  

  图三○ 两面坡屋脊状两行简(H319︰102)  

  从简牍内容看,可分为楬(图三二)、书信(图三三)、爰书、户籍、簿籍、识字课本、九九术表、习字简等。因大部分竹木简牍正在清洗和扫描中,现择要介绍如下。

  图三一 半弧形竹简牍(临︰1)  

  爰书 T1 (8) ︰4,保存完整,简长37.5、宽3厘米。两面有字,书写规整,隶书。一面写有“河平二年十月”,另一面写有“平二年十月癸巳朔壬子都乡有秩□佐□史爰书长年里户人大女第君□卅八筭一产五子……”等文字(图三四)。

  图三二 木楬(T3 (8) ︰28)  

  图三三 书信(T7 (7) ︰14)  

  图三四 爰书 (T1 (8) ︰4) 

  图三五 识字课本 (T7 (7) ︰11) 

  识字课本 T7 (7) ︰11,有残缺,残长8、宽1.5厘米。两面有字,单行,隶书,内容与《苍颉篇》、《急就篇》不同,一面写有“铸销铜……”等字(图三五),推测为类似的识字课本。

  簿籍 H319 (5) ︰70,保存完整,长15、宽4厘米。两面有字,篆书,记载物品名称、价值、人员姓名等(图三六)。

  户籍简 J10︰6,两行,有残缺,简长21、宽3厘米。单面书写,隶书,可见“平乡□□里户人公乘郡年六十九老”等字(图三七)。

  习字简 T7 (7) ︰13,有残缺,残长23、宽2.5厘米。两面有字,单行书写,隶书,可见“苍颉作书,以教……”等文字(图三八)。

  图三六 簿籍(H319 (5) ︰70)  

  图三七 户籍简 (J10︰6) 

  图三八 习字简 (T7 (7) ︰13)  

  九九术表 T3 (8) ︰61,有残缺,残长7.6、宽2.8厘米。两面有字,分栏书写,上栏四行为“五六卅,四六廿四,三六十八,二六十二”,下面一行应为“三四十二,二四而八,三三而九,二二而四”(图三九)。

  图三九 九九术表(T3 (8) ︰61) 

  3.式盘 1件(T3 (8) ︰82)。木质。为式盘的天盘,圆形,部分裂开散佚,残存部分留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直径6.5厘米。盘面可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中心有一小圆孔,其外画有北斗图案,各星之间以线相连;与常见天盘仅绘北斗七星不同,该北斗七星前端天璇、天枢两星连接的延长线外还绘有北极星(北辰)。内区外有一圆,将内、中区分开。中区应为十二月神名称,隶书,呈环绕放射状排列,多不可辨,可见“魁”、“大(太)一”等字。外区为二十八星宿名称,隶书,逆时针环绕放射状排列,残留“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等字(图四○)。

  图四○ 式盘(T3 (8) ︰82)  

  三、结语

    秦汉魏晋时期的城址考古,过去多关注都城一级,城坝遗址则是近年来郡县城址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其延续时间较长,与文献记载多可印证,为我们了解汉晋城址具有重要意义。

  (一)遗址的年代和性质

    城坝遗址先秦时期即有居民定居,大量带有巴蜀风格青铜器的发现,也说明这是一处巴人聚居的区域中心,推测这里可能是巴人支系“賨人”的都城“賨城”。此时期巴文化因素尚占据主导地位,但已开始有多元文化涌入。遗址主体为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宕渠城”,也是秦灭巴蜀后,统治“賨人”的核心地带。汉代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加强,本土巴文化因素逐渐弱化、消退。东汉时期,先秦巴文化因素几乎消失,以郭家台城址及其周边大量分布的砖室墓全面兴起为标志,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两晋时期,因“蛮僚”入侵,城址荒废,崖墓兴起,该区域逐渐走向衰落。可以说,城坝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汉文化扩展和汉“夷”文化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二)遗址的特殊布局结构

    经过五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我们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的功能分区,布局如此清晰、遗迹现象众多、保存如此完好、内涵如此丰富的汉晋时期遗址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也较为少见,为该时期聚落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城坝遗址中“郭家台城址”的兴建、增修[4]、废弃年代与历史文献记载可相印证,其结构完整,保存较完好,布局清晰,尤其是砖构、石构城门和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由石材构筑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也极为罕见,为汉晋城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此外,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则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延续时间较长,且各个时期的构筑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对了解汉晋时期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三)出土的重要遗物

    城坝遗址出土了一批非常重要的遗物,特别是“宕渠”文字陶瓦当明确了该城址的性质,即为秦汉时期“宕渠县”所在地。这种将郡县名字作为瓦当文字的情况极为少见,瓦当的纹饰特征显示它一方面接受了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地方特色。而城坝遗址的简牍则是继青川秦墓木牍[5]、成都老官山汉墓简牍[6]之后,四川地区的新发现,在简牍发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初步判断简牍年代主要为两汉时期。部分简文中可见“竟宁”、“河平”、“元延”等年号,均属西汉晚期,从书体来看,还有西汉早期、东汉时期的简牍。这批简牍还提供了新的简牍形制和书写方式,为简牍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作为两千年前地方机构遗留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对于了解城坝遗址的性质、汉代县乡行政机构运作方式、当地社会历史状况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大量简牍以及瓦当的发现证实了秦汉王朝设立郡县后对当地的管理十分有效,也为探索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和管理提供了很重要的实物依据。

  经过五年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城坝遗址集中展示了战国晚期至两晋时期川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和发展序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该区域文化的复杂性,也为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附记:2014年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为陈卫东,2015~2017年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为周科华,2018年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为高大伦。参与发掘的人员有陈卫东、郑禄红、赵建、代兵、郑禄成、柏顺义、严少博、赵宋园、赵天、郭强、邱昭、袁磊、周小楠、惠鹏飞、钟华、郑万泉、廖建尧、周子游、王珺、杨毅、安普义、李永明、柳江等。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博物馆:《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渠县城坝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 

  [3]同[1]。 

  [4]城坝遗址东汉时期增修城墙,可与《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记载“车骑将军冯绲增修车骑城”一事相证。 

  [5]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

   (图表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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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郑禄红 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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