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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
2019年12月23日 10:40 来源:《考古》2019年第7期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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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信 胡强 魏惠平 任涛 王培生 吴占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摘 要:2017~2018年,对太子城城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城墙、城门和城内建筑基址,发现建筑群呈按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出土大量带文字款的陶砖、瓷器和鸱吻建筑构件等。从建筑等级与遗物规格看,该城址应为金代中后期的皇室行宫。

  关键词:河北张家口市; 太子城城址; 皇室行宫; 金代中后期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原太子城村村南,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西南距张家口市区50公里,西距崇礼县城20公里,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为做好遗址保护工作,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项目顺利实施,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太子城遗址连续两年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一、主要遗迹

    通过勘探和发掘,可以确认太子城遗址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南北长400、东西宽350米,方向158度,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城墙保存地下基址,墙外有护城河,其中西墙可分两道,东西间距50米。城门目前仅见南门1座,门外有瓮城。城内勘探和发掘出建筑基址67座(F1~67)、道路14条、排水沟2条。2017~2018年,发掘面积共12900平方米,对城址南门、9号建筑基址、三号院落、一号和二号院落南院、西院落、城址东南角等6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二),发现城址南门、9号基址、三号院落呈轴线分布(与东西墙方向一致,为158度),其中以9号基址为核心的道路围合区与三号院落面积基本相当,呈前朝后寝的形式分布(图三)。

  图一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2017~2018年太子城遗址发掘实测图

  遗址区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可分三层。第1层为耕土,土质疏松,厚0.2~0.4米,建筑基址、城墙等遗迹均叠压于该层下。第2层为浅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3~0.5米,包含大量砖瓦、白灰等建筑构件残块,为文化层。第3层为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厚0.1~0.2米,包含少量白灰、砖瓦废渣等,为城址废弃时期的活动面。第3层以下为灰黑色生土。

  现按由南向北、先轴线后附属建筑的顺序,将2017~2018年太子城遗址发掘的南门、9号基址、三号院落、西院落和城址东南角等主要遗迹介绍如下。

  1.南门 位于南墙中部。单门道,宽4米,门道底部平铺侧立砖被两道南北向石板间隔,石板间距1.53米(两石板中心线间距),门道中心有东西向条石,应为原木门框位置。门道两侧为长方形墩台,南北长10.6、东西宽6米,内夯土,外包砖;每个墩台内有6个方形的磉墩,边长1.4~1.6米。瓮城位于城址南门外,南北宽38.5、东西长54米,门道位于南墙中部,残宽4.8米,与城址南门处在同一轴线上。瓮城内距城墙2.5~3米处,有一周间距约6、直径为1~1.2米的柱洞(图四)。通过对太子城南门东侧南墙的解剖,明确了太子城南墙的规模与营造方式。南墙墙体宽2米,两侧包砖(各宽0.55米),内芯垒石(宽0.9米),包砖内间隔3米有直径0.25~0.3米的木柱。南墙的营造方式是在原地面拟立墙内柱的位置挖长方形或椭圆形基槽,深2.2~2.25米,坑底两端分置边长约0.45米的方形础石,上立木柱,填土夯至原地面;对原地面垫土整平后,在垫土上挖砖槽,两侧垒砖,内芯填石,在有木柱的位置对包砖进行修整(图五)。

  图三 太子城遗址南北轴线上的前朝区与后寝区

  2.9号基址 位于城址南区中心,南北轴线上,南距南门68.7米(9号基址南缘至南门门道北侧),为太子城内单体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9.2、东西宽26.2、残高0.35米;四周有基槽,残宽0.6~0.7、深0.3~0.5米,槽内砌砖;顶部共发现30个方形磉墩,呈南北向四列分布,磉墩边长为1.8~2.1米;在基址的东、西、北面分别有宽4、4、4.5米的踏道通向基址顶部。通过对最东侧一列磉墩的解剖确认,9号基址存在前后两期营造过程。第一期基址平面为方形,边长26.2米,共使用磉墩16个,建筑平面布局为北侧主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中部减柱,南出抱厦。第二期基址在第一期的基础上南扩3米,基址平面变成南北向长方形,共使用磉墩20个(根据磉墩布局推测),其中14个为新建的磉墩,同时使用了第一期最北侧一排4个磉墩与第四排中心的2个磉墩,建筑平面布局虽仍为北侧主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中部移柱,南出抱厦,但主殿面积扩大了一间。另外对其西北侧的10号基址进行了清理,10号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4.71、东西长5.27米,外残存包砖基槽,与9号基址有道路相通,应为9号基址的附属亭式建筑之一(图六)。

  图四 南门及瓮城遗址(上为北)

  3.三号院落 位于城址北区中心,南北轴线上,南距9号基址99.76米(三号院落南门至9号基址北侧隔墙),由南北两院组成,南北总长105.38、东西宽46.7米(不包括西北角的西扩部分),两院间有隔墙。南院由南向凸字形主殿(东西长32.2、南北宽21.4米)、东配殿(东西宽8.9、南北长13.28米)、西配殿(东西宽8.74、南北长13.23米)、后殿(东西长13.97、南北宽9.47米)组成。北院由三组基址组成,第一组位于南部,由中部长条形基址(东西长29.45、南北宽6.81米)与西侧长方形小基址(东西长6.57、南北宽6.19米)组成,中部长条形基址上发现灶2座;第二组位于中部,东西面阔十间,南北进深一间,南侧带廊(东西长42.71、南北宽9.64米),基址上发现灶4座;第三组位于北部,为东西并列的四座长方形小基址(南北长5.98~6.6、东西宽5.3~5.45米),自西向东在第一、第三、第四座基址上各发现灶1座。在三号院落的西侧还发现有一号和二号院落,一、二号院落的规模与布局完全相同,与三号院落也有相似之处,但一、二号院落规模较小,南北长81.03、东西宽36.99米。其南院皆由南向凸字形主殿与西配殿组成,北院皆由一座长条形基址与两座长方形小基址组成(图七)。

  图五 南门东侧南城墙解剖沟西壁剖面图

  图六 9号、10号建筑基址(上为北)

  4.西院落 位于城址西南部,西内墙外侧。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9、东西宽25.3米。院落东、西墙上各有一门,门的规模及结构相同,为单门道,宽3米,门道两侧有长8.7、宽1.9米的墩台,墩台外侧由单层平砖包砌,两端各有一边长为1.4~1.5米的方形磉墩。院落内共发现建筑基址5座、井1眼,出土13件“尚食局”款白釉瓷器和少量青釉瓷器残件,另有大量高档白釉印花碗盘、绿釉建筑构件等遗物,推测院落的性质为存放生活用器与建筑构件的库房(图八)。

  5.城址东南角 经发掘确认城址东南角为东墙与南墙直接相交,未发现角台和附属建筑。东南角西侧城内有一南北向排水道,自北向南穿过南墙底部后延伸至城外。排水道宽0.34、深0.3~0.4米,穿越南墙的部位遗留有木板痕迹(图九)。

  二、重要遗物

    主要有建筑构件、生活用器和防御类器物三种。

  (一)建筑构件 图八 西院落(上为东) 下载原图

  图七 北区一、二、三号院落(上为北)

  图九 城址东南角(上为北)

  以陶质构件为主,另有少量木、铜、铁构件等。

  1. 陶质建筑构件 绝大多数为泥质灰陶,仅瓦当、滴水、脊饰有少量为泥质红陶和泥质黄褐陶。器形有鸱吻、兽头、嫔伽、凤鸟、脊瓦、筒瓦、板瓦、瓦当、滴水、脊饰、砖等。其中砖上多戳印“内”、“宫”、“官”文字款,部分鸱吻上有表示其位置、编号和等级的刻款。这些文字款均为烧制前戳印或刻上去的。

  鸱吻 数量较多,均为残块,由前后龙形平板及中部三道纵向连接板组成。在9号基址、南门、城址东南角分别出土刻有“七尺五地”、“□字四尺五”、“天字三尺”的鸱吻残件,同时通过比对确认,目前已发掘的北区一、二、三号院落和西院落出土的鸱吻,分别与南门和城址东南角出土鸱吻规格相同,这为我们确定太子城内不同位置建筑基址的等级提供了依据。鸱吻可复原1件(18CTT0738 (3) ︰1),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呈龙首形,张大口,吻部上扬,上、下颌方正,颌间有一竖板,额头正中刻“天字三尺”四字。双目圆睁外凸,宽眉和角上扬,腮肉圆球形,绕于口旁,腮翅连弧三角状后扬,鬣毛后扬,端部回卷,最外侧有凸起的半弧形鳞片。上部被一弧形凸棱分为两部分,上半部为莲瓣形尾,下半部为龙角与鬣毛的末端部。鸱吻后端为斜置的连接板,故其应为合角吻。整体高94.5、宽55.3、厚17.2厘米(图一○)。

  兽头 数量较多,多为残件,应为垂脊或戗脊兽,由外凸的龙首形陶塑贴附板瓦状弧板构成。兽头可复原1件(17CTT1708 (2) ︰11),呈龙首状,基本完整,仅龙首后部上侧残断。龙口大张,吻部上扬,端部回卷,舌残断,正对龙口的后侧弧板上有一圆孔贯通。双目圆睁外凸,宽眉上扬,下颌方正,有短须。腮肉圆球形,绕于口旁,腮翅连弧三角状后扬。弧板上部粘接龙首,下部被两道纵向竖线分为三部分,中部饰横向双弧线,两侧饰“S”形曲线。高39.5、正面宽21.6、侧面宽33.3厘米(图一一)。

  嫔伽 数量较多。由模制的头部、躯体和底座、翅膀等拼装而成。头戴宝冠,面部祥和,上身人形,袒露胸部,双手捧一圆盒状物于胸前;下身鸟形,背生双翅,尾部平伸,立于兽头形座上。头部、身内与底座中空(图一二)。

  图一○ 带“天字三尺”款的陶鸱吻 (18CTT0738 (3) ︰1)

  图一一 龙首形陶兽头(17CTT1708 (2) ︰11)

  凤鸟 数量较多。由模制的头部、躯体和底座、翅膀等拼装而成。祥云状冠,眉上扬,细长目,喙较长内勾。腹部饰六道弧形阴刻纹,身披菱形羽纹,双翅张开,尾羽下垂。爪有四趾,趾端为尖甲。正面两腿间模制云头向前的卷云一朵。头部、身内与底座中空(图一三)。

  脊瓦 多呈窄长条形,形制同筒瓦,两侧内切。瓦体刷一层白灰,脊上出露部分涂墨(图一四)。

  筒瓦 瓦舌较短,内面饰布纹,外为素面,侧缘内切(图一五)。

  图一二 陶嫔伽(17CTT1608 (2) ︰9)

  板瓦 内面饰布纹,外为素面,边缘有内切痕迹(图一六)。

  瓦当 多为泥质灰陶,少量为泥质红陶或泥质黄褐陶。当面呈圆形,浅浮雕,主体纹饰均为兽面。兽面外有一周凸棱,再外为宽边轮,背部与筒瓦连接处有划痕。按直径不同可分为15、12、10、8厘米四类(图一七)。

  滴水 多为泥质灰陶,少量为泥质红陶或泥质黄褐陶。檐面多以凸棱纹和纵向戳印纹带间隔,底部为连弧按压纹。根据檐宽不同,基本可分为5.3~5.5、3.8~3.9、3~3.2厘米三类(图一八)。

  绿釉鸟纹脊饰 泥质黄褐陶,外施绿釉。为脊刹部分的贴塑构件(图一九)。

  砖 可分为长条形砖、沟纹方砖、花纹方砖三类。长条形砖尺寸多为长35、宽17.5、厚5厘米(图二○)。沟纹方砖尺寸为边长35、厚5厘米(图二一)。花纹方砖尺寸为边长22、厚3.6厘米(图二二)。长条形砖多用在墙体包砖、台基基槽、散水与道路两侧;沟纹方砖多用在道路、台阶上;花纹方砖为装饰性建筑的附属构件。长条形砖刻有“内”、“宫”(图二三)、“官”(图二四)三类款识,沟纹方砖上只刻“内”字款。三类文字款中,“内”字数量非常多,“宫”、“官”款数量相对较少。

  图一三 陶凤鸟(17CTT1510 (2) ︰1)

  图一四 陶脊瓦(17CTT3525 (2) ︰101)

  图一五 陶筒瓦(从左至右为17CT采︰5、7、6)

  图一六 陶板瓦左.17CTT1723 (2) ∶17 右.17CTT2210 (2) ∶11

  图一七 陶兽面纹瓦当(从左至右为1 7 CTT3523 (2) ∶1、1 7 CTT1608 (2) ∶3、1 7 CTT2209 (2) ∶7、1 7 CTT1608 (2) ∶4)

  图一八 陶滴水1.1 7 CTT1623 (2) ∶13 2.17CTT1823 (2) ∶13. 1 7 CTT1723 (2) ∶24 4.17CTT1824 (1) ∶101

  图一九 绿釉鸟纹陶脊饰(17CTT1710 (2) ∶20)

  图二○ 带“内”字款的陶长条形砖(17CT采∶2)

  2. 其他建筑构件 包括木、铜、铁等质地的建筑构件。

  木质构件 仅在西院落的井内发现未被烧毁的平梁(图二五)与椽子残件。

  铜质构件 种类有环、匕形器、包角(图二六)、铜帽铁钉(图二七)、六瓣花形铜帽铁钉等。

  图二一 带“内”字款的陶沟纹方砖 (17CTT3623 (2) ∶8)

  图二二 陶花纹方砖(18CTT3023 (2) ∶7)

  铁质构件 以各种尺寸的铁钉数量最多,另有叉形器、铺首衔环(图二八)、条形器、十字形器等。

  (二)生活用器包括瓷器、陶器、铜器和铜钱等。

  瓷器 以定窑白瓷为主,另有类汝窑青瓷盒、黑釉双耳罐、黑釉鸡腿瓶等。按釉色可分为白釉、青釉、黑釉、酱釉四类。白釉瓷器数量最多,青釉瓷器数量最少。白釉瓷器可分为细白釉瓷与化妆白瓷两类,其中细白釉瓷均为定窑产品,胎薄质坚,釉色莹润,器类有碗、盘、杯、器盖、壶、罐等,装饰方法有素面、刻花、印花,其中印花瓷器数量最多,发现碗外底有上釉后、烧制前刻的“尚食局”款者18件(图二九;图三○;图三一)。化妆白瓷均为浅灰胎,胎体坚硬致密,内外上化妆土后,内施满釉,外施釉及下腹,素面;器类目前仅见碗,均为圆唇,敞口,深曲腹,高圈足,内底多有9~10枚椭圆形砂堆支烧痕,部分外腹与底部墨书“官”字(图三二;图三三;图三四)。青釉瓷器数量较少,白胎泛灰,坚硬致密,釉色天青,莹润,均素面,器形有盒(图三五)、碗、洗三类。黑釉瓷器数量不多,多为灰胎,坚硬致密,釉色较亮,器形有双耳罐(图三六)、鸡腿瓶(图三七)等。酱釉瓷器数量较少,胎釉特征、器类与黑釉瓷相似。

  图二三 带“宫”字款的陶长条形砖 (17CTT0326 (2) ∶3)

  图二四 带“官”字款的陶长条形砖 (17CTT2108 (2) ∶12)

  图二五 木质平梁(18CTT1608J1∶23)

  图二六 铜包角左.17CTT1910 (2) ∶6 右.17CTT1908 (2) ∶5

  图二七 铜帽铁钉(18CTT1608J1∶16)

  图二八 铁铺首衔环(17CTT2020 (2) ∶1)

  图二九 定窑细白釉瓷碗(17CTT1610 (2) ∶3)

  图三○ 定窑细白釉瓷碗(17CTT1610 (2) ∶3)内底的印花

  图三一 定窑细白釉瓷碗(17CTT1610 (2) ∶3)外底的“尚食局”刻款

  图三二 化妆白瓷碗(17CTT1608 (2) ∶8)

  图三三 化妆白瓷碗(17CTT1608 (2) ∶8)内底的支烧痕

  图三四 化妆白瓷碗(17CTT1608 (2) ∶8)外腹壁墨书的“官”字

  图三五 青釉瓷盒(17CTT1708 (2) ∶9)

  图三六 黑釉双耳罐(18CTT1608J1∶20)

  图三七 黑釉、酱釉鸡腿瓶左.17CTT3823 (2) ∶9 右.17CTT3823 (2) ∶10

  陶器 数量很少。均为泥质灰陶,可辨器形有瓮、盆等。

  铜器 数量较少。主要有镜、鎏金龙形饰(图三八;图三九)、坐龙构件(图四○)等。

  铜钱 共40枚。其中唐代开元通宝1枚,余皆为北宋钱币,包括淳化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崇宁通宝、政和通宝各1枚,景德元宝、景祐元宝、元祐通宝、绍圣通宝各2枚,天圣元宝、崇宁重宝各3枚,熙宁元宝4枚,元丰通宝6枚,皇宋通宝8枚。

  图三八 鎏金铜龙形饰(17CT采∶3)

  图三九 鎏金铜龙形饰(17CTT3521 (2) ∶6)

  图四○ 铜坐龙构件(17CTT0723 (2) ∶1)

  (三)防御类器物数量很少,仅见铁鸣镝、铁蒺藜两类。

  三、年代与性质

    太子城遗址三号院落的主殿3号建筑基址与山西繁峙岩山寺南殿西壁佛传图宫殿后殿[1](1167年)、黑龙江阿城金上京皇城西部1号台基址[2](1173年以后)平面布局相似。出土陶建筑构件中刻“天字三尺”款鸱吻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鸱吻(约1161~1189年)、山西繁峙岩山寺南殿西壁壁画宫殿主殿鸱吻[3](1167年)形制相似;兽头、嫔伽、凤鸟、兽面纹瓦当、连弧纹滴水等与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4](1172年以后)、黑龙江金上京皇城西部1号台基址[5](1173年以后)、北京金陵M9[6](1189年以后)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尚食局”款白釉印花瓷碗、盘与河北曲阳定窑窑址金代后期(约1161年以后)刻款瓷器[7]完全相同;黑釉鸡腿瓷瓶与北京通县石宗璧墓[8](1177年)、北京先农坛金墓[9](1178年以后)、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10](1184年)、北京乌古论窝论墓[11](1184年)等纪年墓出土的鸡腿瓶器形相同。从以上分析可知,太子城遗址的时代应为金代中后期(约1161~1234年)。

  太子城的城址规模很小,但出土遗存等级很高,城内重要建筑基址沿轴线分布,呈前朝后寝的布局。木柱包砖、内芯垒石的城墙砌筑方式未见于同时期其他城址。带有磉墩的高等级建筑分布密集,道路规整,未发现商业、民居等一般类型的建筑基址,也未见墓葬区,推测该城址应为季节性住所。出土遗物中刻“尚食局”款的定窑白瓷、类汝窑青瓷和戳印“内”、“宫”款的砖等均体现出皇家风格,龙、凤、嫔伽、绿釉鸟纹脊饰等陶建筑构件及鎏金龙形饰件等规格也很高。从地理位置看,太子城位于金代中后期山后捺钵路线经过的金代龙门县城(现河北省赤城县龙关镇)西侧。综上所述,推测太子城应为金代中后期的皇室行宫遗址。据《金史》等相关文献记载,金代中后期山后捺钵的行宫有景明宫与泰和宫两处。其中,泰和宫始建于金章宗时期[12],位于金代龙门县境内[13],地处地形狭隘的两山之间[14],与太子城在时代、位置、地形、性质、规模及等级上高度契合。且经考古调查确认,太子城是龙门县金代遗址中唯一具有皇家性质的城址,故推测其即为《金史》中记载的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

  四、几点认识(一)选址与轴线太子城位于金代都城金中都西北140公里处的太子城盆地中心,外围高山环绕,夏季平均气温为19~20度,气候凉爽,风景如画。太子城坐落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上,南拱京师,北控朔漠;同时地处金中都母亲河——永定河的上游,与都城共用同一水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太子城遗址北有靠山,南有望山,二者山顶连线长4.9公里,方向158度(图四一),该连线亦为太子城城址的中轴线;城内的重要建筑基址,如9号基址、以9号基址为中心的前朝区、以三号院落为中心的后寝区等,其几何中心均位于该轴线上;同时该轴线向南延伸140公里,正位于金中都与金陵之间(图四二)。可以明确,太子城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是以靠山与望山的山顶连线为轴线的。

  (二)道路与水系2017~2018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共确认道路14条,其中南北向和东西向各7条,基本明确了太子城内主要道路的分布情况。中部为东西向大道,道路以北为多座院落组成的院落区,道路以南为多组南北向道路形成的纵向路网。已发掘的道路宽度共分为1.3、1.5、1.8、2.2、2.9、3.7米六种规格,前朝与后寝区之间的道路最宽,城址东南部的道路最窄(图四三)。

  2017~2018年共发掘排水沟2条、排水道18个,解剖护城河3段。西院落共清理排水道13个,其中东墙7个、西墙6个,排水方向为东向西。南瓮城残存排水道5个,其中东墙3个、西墙2个,排水方向也为东向西。通过对城址东墙中部外侧、南瓮城外、城址西南角三个地点护城河的解剖,明确了东、南护城河的水流方向分别为自北向南和自东向西,这与现太子城周围河流的流向一致。

  图四一 太子城以靠山-望山的山顶连线为中轴线(上为北)

  图四二 太子城中轴线向南延伸的情况(上为北)

  图四三 太子城南区道路分布情况(上为北)

  (三)城内建筑布局通过对已发现建筑基址平面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明确,太子城营造时期的规划为南北主轴,东西副轴。前朝区以9号基址为中心,以道路围合;后寝区以三号院落为中心,以围墙围合。前朝与后寝区面积基本相当,前朝区平面为日字形。这种布局方式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相似,但太子城规模更小,前朝后寝区主殿形制及围合方式等均不同于都城,这符合其作为行宫的性质与等级(见图二、图三)。

  (四)建筑等级规制《营造法式》卷十三《瓦作制度》“用鸱尾”条:“用鸱尾之制,殿屋八椽九间以上,其下有副阶者,鸱尾高九尺至一丈,若无副阶,高八尺。五间至七间,高七尺至七尺五寸。楼阁三层檐者,与殿五间同,两层檐者与殿三间同。殿挟屋高四尺至四尺五寸。廊屋之类,并高三尺至三尺五寸。小亭殿等,高二尺五寸至三尺”。太子城遗址分别在9号基址、南门与城址东南角出土了刻有“七尺五地”、“□字四尺五”、“天字三尺”的鸱吻残件,同时通过比对确认,寝宫区的一、二、三号院落出土的鸱吻残件与南门出土的鸱吻相当,西院落出土的鸱吻残件与城址东南角出土的鸱吻相当。由此可知太子城目前已发掘建筑基址所用鸱吻的等级如下:9号基址为七尺五,南门与一、二、三号院落为四尺五,西院落与城址东南角为三尺。太子城所发现不同等级建筑的营造规制,“天”、“地”等鸱吻编号方式及蹲兽组合等,为金代宫室建筑营造、《营造法式》在金代中后期官式建筑中的应用等方面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也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的设计理念、主体建筑呈轴线分布和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对宋金元时期都城考古和城市考古中城市规模、布局、功能分区等方面研究有重要意义。刻文为“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的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对金代行宫类官式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对金代捺钵的研究较少,此前有傅乐焕[15]、刘浦江[16]、劳延煊[17]等学者的相关论文,太子城遗址的发掘对金代捺钵选址、营造制度、宫廷用器组合等研究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太子城遗址的发掘十分重视多学科合作研究,已分别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签订课题合作协议,共同对遗址进行建筑复原、出土遗物成分检测、文物保护、环境考古、瓦作、物探、遥感等课题研究工作,同时与各高校合作进行动植物考古、三维数字化、地理信息系统等研究,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见《中国古代建筑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3同[1]。

  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5同[2]。

  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

  7 2009年定窑窑址考古发掘出土标本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经与该窑址金代后期地层出土“尚食局”款碗、盘比对,确认太子城出土“尚食局”款瓷器均是河北曲阳定窑产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的成分检测证实了这一结论。

  8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9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10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1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

  12泰和宫的始建年代,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据《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载,明昌年间,金章宗曾下诏在三叉口置捺钵,而三叉口捺钵地即泰和宫,故推测泰和宫建于金明昌年间(1190~1196年)。

  13[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西京路德兴府龙门县”条,中华书局,1975年。

  14[元]脱脱等:《金史》卷九十六《李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

  15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见《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

  16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上),见《文史》第四十九辑,中华书局,1999年;《金代捺钵研究》(下),见《文史》第五十辑,中华书局,2000年。

  17劳延煊:《金代帝王季节性的游猎生活》,见《辽金元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三册,大陆杂志社印行,1967年。

  (原图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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