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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
2018年06月22日 11:03 来源:《考古》2016年第7期 作者:杨军 徐长青 字号
关键词:墓园;发掘;出土;乐器;青铜器;墓道;基址;图案;车马;玉器

内容摘要:一、发掘经过2011年,对被盗墓葬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图。二、遗迹2011年至2016年,对墓园、祔葬墓、车马坑和主墓等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含紫金城城址),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附记: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发掘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召开专家论证会, 2015年 1月 5日在南昌召开发掘与保护协调会议时要求海昏侯墓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要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来进行,并正式委派专家组入驻考古工地进行现场指导,将海昏侯墓的发掘提升到国家层面。

关键词:墓园;发掘;出土;乐器;青铜器;墓道;基址;图案;车马;玉器

作者简介:

  关键词:南昌市新建区、海昏侯墓、侯国聚落遗址、西汉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墩墩山上,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南距南昌市区约60公里(图一)。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2011年3月23日,墩墩山上的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立即派员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4月6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了墓葬保护专家论证会,同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考古勘探和发掘证实,墩墩山古墓系西汉海昏侯墓。

  一、发掘经过

  2011年,对被盗墓葬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图二)。并对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重点钻探。2012~2013年,依据钻探资料对海昏侯墓园进行发掘。2014年,完成主墓(M1)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发掘。2015年对椁室进行发掘并开始墓内遗物的提取和保护。2016年初,主棺柩清理接近尾声,室内遗物保护全面展开。

  图二 海昏侯国城址、墓园与墓葬分布图

  二、遗迹

  2011年至2016年,对墓园、祔葬墓、车马坑和主墓等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含紫金城城址),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

  (一)墓园

  墓园呈梯形,以海昏侯墓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建成,由墙基和墙体组成。墙基和墙体均夯筑,垣墙周长868、宽约2米,占地约4.6万平方米。门址由门道、门墩和夯土基址构成,现发现有东门和北门。东门面阔约5.7、进深约1.8米,北门面阔10.6~12、进深约5.7米。东门、北门外疑似有门阙建筑,阙台为夯筑,对称分布。墓园内有2座主墓、7座祔葬墓、1座车马坑以及道路和排水遗存(图三)。

  (二)祔葬墓

  7座(M3~M9),M7~M9和M3、M4位于墓园东部道路的南北两侧,M5、M6位于墓园北部。除M7坐东朝西外,余皆坐北朝南。其中M3、M4位于M1东北,M5位于M1正北,M6位于M1西北,M8、M9位于M1正东,M7位于M1东南。已发掘3座(M3~M5),平面均呈“甲”字形,封土周围均有排水沟,封土下有夯土基座。原封土范围以排水沟为界,夯土基座经两次修建而成,分别在修建墓葬过程中和墓主下葬后起封土前。

  M3 方向170度,封土高约0.5米,墓前有地面建筑堆积,未见建筑基址。墓室南北长约4.5、东西宽约3.5、深约3.3米,斜坡墓道南北长约5.7、东西宽约1.5~2.3米,总面积约29平方米。墓内棺椁已腐朽,仅存痕迹。出土青铜器、陶器等30余件。

  M4 方向170度,封土高约1.5米,墓前有地面建筑遗迹,打破墓道填土。基址平面呈“凹”字形,东、西两侧中部分别有一个方形夯土基础,东西长约7.9、南北宽约4.95米,面积约39平方米。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墓内有一棺和一椁,墓室长约4.83、宽约3.97、深约5米,斜坡墓道南北长约5.35、东西宽约2.2米,总面积31平方米。出土青铜器、陶器等30余件(图四)。

  图三 海昏侯墓园遗迹分布图

  图四 M4(北→南)

  M5 方向184度,封土高约3米,墓前有回廊形地面建筑遗迹,结构规整,打破墓道填土。主体夯土基址呈“凹”字形,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有的基础内还残存柱础石,东西长约12、南北宽约9米,面积约108平方米。墓室长约6.16、宽约5.54、深约6米,斜坡墓道南北长约12.67、东西宽约2.96~4.7米,总面积93平方米(图五)。墓内有一棺和一椁。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100多件。

  (三)车马坑

  1座(K1)。位于主墓西部,为主墓的组成部分,东侧被主墓封土叠压。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7、东西宽4.24米,坑口距地表深2.5米。坑北有一条不及坑底的斜坡道,长2.08、宽2.18米。坑内木椁和加固木椁的柱子均腐朽殆尽,仅留痕迹。从修建木椁时留下的熟土二层台和二层台上腐朽殆尽的椁顶板痕迹判断,椁室高约1米。坑内有木质彩绘车5辆,分属安车和轺车。马车经过拆卸,被拆卸下的车马器装入彩绘髹漆木箱内放置在椁底板上。坑内有马匹约20匹,骨架已腐朽殆尽,仅存痕迹(图六)。

  图五 M5(南→北)

  图六 K1正射影像图(上为东)

  图七 M1封土夯土基座(南→北)

  (四)主墓

  2座,为侯墓(M1)和侯夫人墓(M2),已发掘M1。

  M1封土高约7米,呈覆斗形。与M2共建于墩墩山顶,东西并列,属同茔异穴合葬墓。封土下有方形大型夯土基座。封土基座共二层,下层基座和M2共用(图七)。M1和M2共用一个礼制性高台建筑,该建筑由东西厢房(F13、F14)、寝(F1)和祠堂(F2)构成,东西长约100、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寝的基址平面呈方形,由4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基址组成,边长约10米,面积约100平方米。祠堂为回廊形建筑,主体夯土基址呈“凹”形,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东西长约14、南北宽约10米,面积约140平方米(图八)。厢房分别位于高台建筑的东、西两侧,均为三开间的长方形回廊形建筑,每组长约37、宽约10米,面积约270平方米。

  M1坐北向南,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口南北长约17.2、东西宽约17.1、深约8米,墓道南北长15.65~16.17、东西宽5.92~7.22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

  图八 M1前祠堂基址(北→南)

  图九 M1平面图

  椁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甬道和车马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东西长约7.4、南北宽约7、通高约3米,面积约51.8平方米,高出周围回廊形藏椁约0.6米。主椁室由木板隔墙分成东、西室,中间有一门道。东室宽约4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西室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0.9米。主椁室北、东、西三面按功能区分环绕有回廊形藏椁,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宽约0.7米的过道,主椁室和墓道之间有甬道(图九;图一○)。甬道主要为乐车库(图一一),甬道东、西两侧为车马库,北藏椁自西向东为钱库、粮库、乐器库(图一二)、酒具库(图一三),西藏椁从北向南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具库,东藏椁主要为厨具库的“食官”库。

  主棺位于主椁室内东室的东北部,有内、外两重棺,棺盖较完整,侧面有龙形帷帐钩。外棺南北长约3.71、东西宽约1.44、残高0.46~0.96米,根据倒塌前和板和后挡板高度推测棺原高约1.36米。棺床高约0.26米,下安4个木轮。外棺盖上有漆画痕迹(图一四),并放置3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有大量金器、玉器和漆器。根据实验室考古清理结果,内棺内有墓主人遗骸痕迹,头南足北。头部南侧有数个贴金漆盒,头部被镶玉璧的漆面罩覆盖,保存有牙齿。遗骸上整齐排列数件大小不等的玉璧,腰部有玉具剑、书刀各1把以及带钩、佩玉等,目前已发现刻有“刘贺”名字的玉印1枚。腹部有食物残迹。遗骸下有包金丝缕琉璃席,琉璃席下等距放置20组金饼,每组5枚(图一五)。

  三、出土遗物

  截至2016年4月,清理遗物1万余件(套),有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器、草编器、纺织品和竹简、木牍等。

  (一)青铜器

  3000余件(套),有日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印、铜镜和铜钱等。日用器有“蒸馏器”、蒸煮器、、壶、鼎、提梁樽、提梁卣、缶、壶、釜、博山炉、灯、烛台、席镇、滴漏、权、杵、臼和勺等,乐器有编钟、于、铙等,兵器有矛、戈、剑等,车马器有错金银、包金、鎏金车马器。青铜器上常有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制造时间等文字,“昌邑”文字出现最频繁。

  “蒸馏器” 1套(M1∶477、474、478)。由釜、“蒸馏筒”、“天锅”三部分组成,出土时三器紧邻,是此次出土的最大的组合器物。圆形釜与“蒸馏筒”有子口相接,“蒸馏筒”为双层,底部有箅子,外有对称的龙形双流。圆形筒内发现有芋头残迹等。从器物结构分析,三部分应为一件器物。从器内出土物品分析,或许与蒸馏低度白酒有关(图一六)。

  蒸煮器 1件(M1∶221)。整体呈鼎形,圜底下有圆柱承接凹槽形托盘(图一七)。类似“火锅”,器腹内有植物果实。

  鼎 24件。M1∶959,鼎盖缺失。器身为子口,圜底,三兽足。腹部由右向左刻有“昌邑籍田铜鼎容十升重四十八斤第二”文字(图一八)。

  图一四 主棺(西→东)

  图一五 内棺正射影像图(西→东)

  图一六 铜“蒸馏器”(M1∶477、474、478)

  图一七 铜蒸煮器(M1∶221)

  图一八 铜鼎(M1∶959)

  图一九 铜提梁樽(M1:425)

  提梁樽 10余件。M1∶425,平顶式盖,盖顶有半环形钮。器身呈圆桶形,器底承三兽形小足,近口处有两对称半环形钮衔提梁。器身中部有两周凸棱,通体鎏金(图一九)。

  壶 2件。M1∶981,弧形盖,盖顶有半环形钮。器身为子口,圆腹,下有三兽形足,器腹中部有鸟首形流,流口可闭合,与流略呈90度夹角的腹部一侧有龙首形长柄。盖饰柿蒂纹(图二○)。

  博山炉 8件。由炉盖和炉体组成。炉盖有单层、多层之分,炉体有人物、龙形、朱雀等不同形制,装饰有人物故事、仙山、草木等华丽纹饰。有的鎏金,工艺繁复。M1∶1482,炉盖、炉体、炉座均为双层结构,外层均镂空。镂空衔接部位对称堆塑动物图案。有鎏金痕迹(图二一)。

  雁鱼灯 2件。M1∶401,大雁口内叼鱼,通体鎏金(图二二)。

  席镇 64件。有龟形、虎形等。M1∶739-2,龟形。龟背填充以兽皮,兽皮上分块缝制成龟背纹,其间鎏金并镶嵌白玉颗粒(图二三)。

  图二○ 铜壶(M1∶981)

  图二一 铜博山炉(M1∶1482)

  图二二 铜雁鱼灯(M1∶401)

  图二三 铜龟镇(M1∶739-2)

  编钟 有甬钟10件、钮钟14件以及铁编磬10余件,出土于墓葬最核心部位的北藏椁。5件甬钟刻有“宫、商、角、徵、羽”五音。M1∶164-1A~14A,钮钟(图二四)。出土时完整地悬挂于钟架上,钟架为彩绘木质,两端镶嵌有方形青铜饰件,编钟架上彩绘精美动物纹饰。M1∶394,甬钟,刻有编钟重量等铭文(图二五;图二六)。与编钟、编磬同时出土的还有琴、瑟、排箫等乐器和伎乐木俑36件。编钟、管弦乐器和乐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宴享乐队。三组悬乐器配置4件钟簴和2件磬簴。M1∶438,钟簴作带双翅的神兽状,鎏金(图二七)。

  当卢 80余件。采用错金、错金银装饰技法,常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图案,并配以孔雀开屏、羽人升天、权杖等题材(图二八;图二九)。

  伞弓帽 使用鎏金、错金银技法装饰。

  车衡饰 圆柱状。顶端有错金装饰的孔雀开屏图案(图三○),侧面错金装饰有奔鹿图案(图三一)。

  车轴饰 表面错金装饰有虎形图案(图三二)。

  图二四 铜钮钟(M1∶164-1A~14A)

  图二五 铜甬钟(M1∶394)

  图二六 铜甬钟铭文(M1∶394)

  图二七 铜钟簴(M1∶438)

  (二)漆木竹器

  约3000件。有日常生活用具耳杯、盘、奁、笥、樽、盒、几案、托盘、床榻、仪仗架、围棋盘等,乐器有编钟架、琴、瑟、排箫、伎乐木俑等,另有彩车、模型乐车以及绘制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衣镜。大量漆器残片上有“昌邑九年”(图三三)、“昌邑十一年”文字。

  漆耳杯 610余件。内侧髹红漆,外侧髹黑漆,外侧饰云气纹、水禽纹(图三四)。

  漆盘 101件。外侧、口沿及内底髹黑漆,内壁髹红漆。内底饰三组云龙纹(图三五)。

  漆奁 24件。有盖。盖和器身均内侧髹红漆,外侧髹黑漆,外侧饰精美云气纹(图三六)。

  图二八 铜当卢(K1∶286)

  图二九 铜当卢(K1∶602)

  图三○ 铜车衡饰(K1∶326)

  图三一 铜车衡饰局部纹饰(K1∶326)

  图三二 铜车轴饰(K1∶273)

  图三三 漆器残片(M1∶46-⑧-44)

  漆笥 15件。胎质有木胎、夹苎胎,器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有银边、贴金饰、镶嵌宝石等装饰。M1∶727,长方形,盝顶,有座。内饰朱漆,绘云气纹,外饰黑漆。器座、器身、器盖均等距离银边,正、背及两侧嵌四个铜环。通体贴饰金片,题材有仙山、羽人、仙鹤、流云等图案(图三七)。

  金镶玉漆樽 1件(M1∶1)。圆形。器身等距离镶嵌金片和玉饰,金片上饰龙纹及其他动物纹。

  图三四 漆耳杯(M1∶661)

  图三五 漆盘(M1∶338-6)

  图三六 漆奁(M1∶479)

  图三七 漆笥(M1∶727)

  图三八 漆瑟(M1∶379)

  漆瑟 3件。顶部朱书题记“第一廿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七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图三八)。

  (三)玉器

  500余件(套)。有璧(图三九)、环(图四○)、玉人(图四一)、韘形佩(图四二;图四三)、羽觞(图四四)、带钩(图四五)、剑饰(图四六)、玉饰(图四七)、玉片、玉管、饰件、“大刘记印”(图四八)、“刘贺”印章(图四九;图五○)、琥珀、玛瑙、绿松石等。

  (四)金器

  478件,约115公斤,有金饼(图五一)、马蹄金(图五二)、麟趾金(图五三)、金版等。

  图三九 玉璧(M1∶1813-1)

  图四○ 玉环(M1∶1660)

  图四一 玉人(M1∶727-1)

  图四二 玉韘形佩(M1∶1878-21)

  图四三 玉韘形佩(M1∶1662)

  图四四 玉羽觞(M1∶1655)

  图四五 玉带钩(M1∶1878-20)

  图四六 玉剑饰(M1∶494-3)

  图四七 玉饰(M1∶427-1)

  图四八 “大刘记印”玉印(M1∶1639)

  图四九 “刘贺”玉印(M1∶1878-23)

  图五○ “刘贺”玉印(M1∶1878-23)

  图五一 金饼(M1∶1829-37)

  图五二 马蹄金(M1∶1423-11)

  图五三 麟趾金(M1∶1814-2)

  图五四 木牍(M1∶92)

  (五)木牍、竹简

  木牍 约200版,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图五四)。

  竹简 约5000支。从目前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竹简的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图五五)、《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图五六)、《五色食胜》等。其中《悼亡赋》中有描写冢墓的文字等。《论语》中发现《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图五七;图五八)。《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日书》类似,虽然排序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内容和传世《易经》的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记述的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

  (六)陶瓷器

  约500件,有日用器皿和建筑材料等。日用器皿有陶罐、青瓷罐、青瓷壶、漆皮陶壶等,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等。

  另有少量银器如车马饰件(图五九)等,铁器有带钩、刀、剑等。

  图五九 银当卢(K1∶710)

  四、结语

  根据出土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海昏侯墓墓园是保存好、结构完整、布局清晰、拥有祭祀遗存的西汉列侯墓园,为研究西汉列侯墓园的园寝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发现的唯一一座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墓葬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为研究西汉列侯等级的葬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遗物,形象地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大量工艺精湛的玉器,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图案精美的漆器,显示出西汉时期高超的手工业工艺水平。

  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内涵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附记: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发掘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召开专家论证会,2015年1月5日在南昌召开发掘与保护协调会议时要求海昏侯墓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要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来进行,并正式委派专家组入驻考古工地进行现场指导,将海昏侯墓的发掘提升到国家层面。发掘专家组组长为信立祥,副组长为张仲立,成员有吴顺清、杜金鹏、胡东波、王亚蓉,城址勘探顾问为焦南峰。本项目负责人为徐长青,发掘领队为杨军,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赵文杰、王意乐、田庄、熊峰、管理、胡胜、李文欢、王季华、王上海、潘娅、刘慧中、饶华松、崔涛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承担了考古发掘过程中的现场文物保护和提取,杨小林、李存信带领队伍长期驻扎工地参与保护。故宫博物院、中国丝绸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了发掘和保护工作。本文照片由赵可明、郭晶拍摄,三维扫描、航拍由陕西十月文化遗产公司完成。

  执笔者 杨军 徐长青

作者简介

姓名:杨军 徐长青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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